河北
在清宫剧里，每当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尖着嗓子喊出那句"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永世不得入关"，跪在地上的大臣十有八九当场就瘫了，有的甚至猛地想往柱子上撞。
看到这儿，不少观众心里犯嘀咕：不就换个地方生活吗？大东北现在可是滑雪胜地，看冰灯、吃铁锅炖大鹅，日子不也挺滋润？
你还真别抬杠。在清朝人眼里，"宁古塔"这三个字，就是人间地狱的代名词。很多人宁肯挨一刀痛快了断，也不愿意踏上那条通往宁古塔的路。
首先得说破一个流传很广的误会：宁古塔，压根没有塔。它既不是什么高耸的宝塔，也不是关人的监狱塔。"宁古塔"是满语的音译，"宁古"是"六"，"塔"是"个"，合起来就是"六个"。相传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生了六个儿子，曾在这片土丘上各占一方居住，所以留下了这么个名儿。它的位置，大致在今天黑龙江牡丹江下辖的宁安、海林一带。搁在清朝人的地图上，那是版图里妥妥的"极北边陲"，离京城七八千里，走一年都未必能打个来回。
有人又要问：这不是爱新觉罗家的"龙兴之地"吗？怎么反倒成了流放犯人的去处？
这恰恰是清廷的如意算盘。既然是老家，总得有人守着，可那地方苦寒荒僻，正经人谁愿意去？那就干脆把犯人流过去——既能当苦力开荒，又能充实边境人口，还能震慑关内的读书人。一石三鸟，说白了就是"废物利用"：既罚了你，还让你给大清朝守大门。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大才子吴兆骞，都是这条路上的"常客"。
那么，宁古塔到底有多苦？两个字：极寒。
被流放整整二十三年的文人吴兆骞，在家书里写得字字带血："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你品品，一年十二个月，能让人喘口暖气的日子统共没几天。雪一落地就冻成坚冰，一望千里全是白茫茫一片。走在路上，唾沫还没落地就能冻成冰柱；若是解个手，那滋味更是酸爽到怀疑人生。对从小在江南烟雨里长大的读书人来说，光是这股彻骨的冷，就足以把人从身体到精神整个掏空。当时流传着一句名言，出自流放文人方拱干之口："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听着像打趣，字字却都是绝望。
可你要是以为熬过冬天就算完了，那就太天真了。真正要命的，是那条通往宁古塔的"死亡之路"。
三千里路，没有车马轿子，全靠一双脚硬扛。犯人戴着几十斤重的木枷铁镣，手脚被磨得皮开肉绽，一天却还要赶五十里。荒郊野岭，虎狼环伺；冬天大雪封山，一旦赶上寒流，走着走着人就一头栽进雪里，再也爬不起来。更让人心寒的是押解的差役——他们的口粮就那么多，看你病恹恹走不动，非但不同情，反而嫌你拖累行程，往死里抽鞭子。有人就这么被扔在半道上，连个坟头都没人给立。
最惨的还要数随行的女眷。清代汉族女子普遍裹足，三寸金莲在平地上走都疼得钻心，何况是几千里风雪？史料里多有记载，有的女眷走到半路脚趾冻得发黑溃烂，实在走不动了，就被塞进路边窝棚自生自灭。至于举家流放、妻女中途夭折的悲剧，更是不胜枚举。
就算你九死一生熬到了地方，真正的炼狱才刚刚开场。那句"与披甲人为奴"，可不是电视剧里吓唬人的台词——披甲人是当地驻防的旗丁，流放来的犯人，就是朝廷直接发给他们当奴隶使唤的。砍柴、挑水、喂马、垦荒，什么脏活累活都归你。主人不高兴，打你两下；高兴了，也打你两下，你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在江南当惯了官、捧惯了的读书人，一夜之间沦为任人打骂的牲口，这种落差，真比死还难受。
所以，很多罪臣一听判决，干脆先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体面的路"：白绫一挂、毒酒一杯，全家老小一起上路。在外人看来这未免太狠心，可在他们心里，与其拖着一家子在冰天雪地里被一点点磨死，不如痛痛快快做个了断。死，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宁古塔的折磨，却是把一瞬间的事，硬生生拉长成十年、二十年、一辈子。这，才是它最可怕、最让人绝望的地方。
当然，历史从来不止一副面孔。流放的人里，也有极少数在冰原上咬牙活了下来，把中原的诗书、医术、耕作带到了边陲，开馆授学、著书立说，吴兆骞的《秋笳集》就是在这般寒苦里写成的绝唱。可那终究是万里挑一的幸运，改变不了宁古塔作为"人间炼狱"的底色。对绝大多数清朝人来说，这四个字就是一道永远揭不下来的伤疤，时刻提醒着他们：在皇权面前，活着，有时候比死了更难。龙兴之地于披甲人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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