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东京旧报纸，让两头改名换姓的“百人斩”恶魔十年后南京伏法

东京的春天来得晚，三月份了，街上还刮着冷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档案室里，一个二十出头的中国小伙子正在翻一堆旧报纸。这活儿干了大半年，每天就是翻、看、抄、寄。屋子里霉味重得呛人，窗户不能开，怕风把资料吹散了。

他叫高文彬，中国检察官团队的翻译兼秘书。

那天他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4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日期下面，头版上印着一张照片。两个日本军官拄着军刀站在山脚下，一个戴眼镜，一个留小胡子，笑得正欢。高文彬先看照片，觉得奇怪，打了胜仗笑也就罢了，这俩人笑得有点过分了。再一读旁边的文字，他整个人愣在那儿。

报道标题叫《百人斩超记录》。写的不是战况，不是占领了哪座城，而是一场比赛。两个日本少尉，从上海往南京打，一路比谁先砍够一百个中国老百姓。到12月10号那天，一个砍了106个，一个砍了105个。没分出胜负，约好了接着比，看谁先到150个。奖品是一瓶葡萄酒。

高文彬盯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还在笑。他说自己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这些人得偿命。

他没多想，把报纸复印了三份。一份留下，两份寄回国内。收件人写的是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还有检察官顾问倪征燠。

石美瑜收到报纸的时候，刚把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送上雨花台。这个谷寿夫是日军第六师团的中将师团长，南京陷落后他的部队驻扎在城里，干了数不清的坏事。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在雨花台被执行枪决。枪响的时候，现场围观的百姓有数万人，有人拍手，有人哭。

谷寿夫死了，但石美瑜知道，该算的账远没算完。

他打开信封，看到那张报纸的复印件，目光停在照片上那两个人脸上。这俩人是谁？在哪儿？还活着吗？石美瑜立即组织人去查。很快查清楚了：向井敏明，1912年生，山口县人，当时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片桐联队富山营炮兵小队长。野田毅，同为第十六师团少尉。这两个人干的事儿，当时日本的报纸不止一家报道过，前前后后连载了好几天，杀人数字、时间、地点写得清清楚楚。

抗战结束后，这两人被美军俘虏，在菲律宾短暂关押后遣返回了日本。因为军衔太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审甲级战犯，没人顾得上他们。回了日本，向井躲进山口县的山里收山货，野田在琦玉县摆地摊卖杂货。名字也改了，跟过去一刀两断。

不光这俩人。追查过程中，又牵出来一个田中军吉。

田中军吉是日军第六师团的上尉中队长。他不搞什么比赛，不跟人赌输赢。南京城那段时间，他拿着一把名叫“助广”的军刀，一个人砍了300多个平民。据《皇兵》一书记录，这把便是他斩杀众多平民的配刀。砍完了，刀往腰间一别，继续在街上走。

这人也活着，也回了日本，藏得比那俩更严实。

石美瑜打报告，要求把这三个人引渡回中国受审。国民政府向驻日盟军总部发出正式引渡要求，盟军总部调查科科长理查德·沃森接了这活儿。

找人，哪有那么容易。日本战后一片混乱，好几百万人从海外遣返回来，户籍档案乱成一锅粥。加上向井和野田都改了名，照片上那两张脸是十年前拍的，现在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沃森带着人拿着照片，一个村一个村地打听，好几个月没进展。

高文彬在东京没闲着。他在日本厚生省的遣返名单里翻，翻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个名字，确认这俩人还在日本境内。他把这条信息传给了沃森。有了名字，就好办了。

1947年8月20日，琦玉县一个集市上，野田毅正在摆摊。他卖的是些小杂货，旧军靴、铁皮桶、几把用过的菜刀。几个宪兵走过来，用日语喊他的名字。他抬头愣了一下，说你们认错人了。宪兵把报纸复印件展开，放在他面前。野田低头看，照片上两个穿军装的人站在山脚下笑。其中一个是他自己。

不装了。他供出了向井敏明。

9月2日，向井在山口县的一个小村子里被找到。他前阵子跟人打架受了伤，正在屋子里躺着。宪兵进门的时候，他想起身，没起来。

10月25日，两人被引渡到上海。田中军吉几乎同期被抓，一并押回中国。11月6日，三个人关进了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在励志社大礼堂开庭。

向井和野田上了被告席，翻供了。他们说，当年报纸上的报道是记者瞎编的，照片是摆拍的。比赛砍人？开玩笑的。向井甚至说，那是他们为了“回国后好找对象”，故意编出来骗日本姑娘的。

检察官李璿直接驳了回去。他问：一家报纸能瞎编，三四家报纸同时连载报道，怎么编？日本军部当时对军事新闻审查那么严，这稿子怎么登出来？杀人的时间、路线跟日军进攻南京的进程完全吻合，从无锡到常州再到南京，哪一天砍了多少人，一笔一笔，这也能开玩笑？

田中军吉更滑头。检察官拿出他挥刀砍人的照片，他一看是自己，没法赖了，就改口说照片里自己穿的是衬衫，应该是在夏天拍的，而南京是冬天攻下来的，所以照片不能证明他在南京杀了人。法官龙钟煜当场说：“连续斩杀300余人，怎能不热？挥刀猛砍之际，脱掉外衣，本属常事。”田中军吉不吭声了。

判决书当天就下来了。三个人，极刑。

1948年1月28日，南京城内贴出布告：今天正午，雨花台刑场，对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执行枪决。

那天的南京，残雪初晴。太阳出来了，地上还是湿的。从城里去雨花台的路，两边站满了人。有老人，有妇女，有半大孩子。有些人是从大屠杀里活下来的，身上还带着当年的伤。他们天不亮就出门了，在风里站着等。没人组织，也没人喊口号，就安安静静地等。

正午，三个人被准许抽了最后一支烟。三声枪响过后，人都倒下了。向井敏明36岁，野田毅35岁，田中军吉42岁。

后来高文彬回国，很少跟人提起东京的事。他在上海海运学院当老师，教外语，不显山不露水。有人问起来，他就说那是分内的事。2021年9月，高文彬在上海去世，享年99岁。他走的那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了一条消息，写的是：“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见证者高文彬今天凌晨去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说过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那些名字，那些数字，那张泛黄的报纸，都还在。南京的档案馆里存着，纪念馆的墙上刻着。照片上那两个日本军官站在紫金山脚下的样子，现在还能查到。他们那会儿正笑，笑得眼睛都快没了。

十年以后，枪声响了。

那声音传不了多远。但该记住的，一个都没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