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有害遗传变异会降低生存或生育机会，按直觉似乎早该被自然选择淘汰，可囊性纤维化、苯丙酮尿症等遗传病仍持续出现。关键在于，自然选择并不是能主动识别坏基因的清洁工，它只通过不同个体留下后代数量的差异，逐代改变等位基因频率。
一个变异是否会被快速清除，取决于它怎样表达、出现多频繁、影响生育到何种程度，以及所处种群有多大。显性有害变异通常更容易受到选择压力。
只要携带一份就会明显发病，携带者的生存或生育成功率若大幅下降，相关等位基因便很难长期高频传递。隐性变异却能躲在杂合状态中。
携带者只有一份异常等位基因和一份正常等位基因，往往没有症状，生育机会也接近普通人。自然选择看到的是表现出来的性状，而不是藏在染色体上的每一处差别。
假设某种常染色体隐性病完全由一个位点决定，两名携带者结合时，每个孩子平均有四分之一概率得到两份异常等位基因而患病，二分之一概率成为无症状携带者，四分之一概率不携带。
患病者若难以留下后代，异常等位基因会减少，但另外四分之三孩子仍可能把家族中的正常或异常拷贝传下去。携带者与非携带者结合时，孩子不会因该位点患病，却有一半可能继续携带。
当异常等位基因较常见时，两名携带者相遇的机会较高，选择作用也较强。随着频率下降，携带者相遇越来越少，大部分异常拷贝都处于不发病的杂合状态，选择便难以继续识别它。
经典种群遗传学把这种现象写成突变与选择的平衡：新的有害突变不断产生，选择不断移除已暴露的拷贝。对完全隐性的简单模型，平衡频率大致与突变率除以选择强度后的平方根有关，因此它可以很低，却很难自然降到绝对零。
基因频率还会被随机过程改变。小种群可能因遗传漂变偶然丢失某个有害变异，也可能因少数奠基者恰好携带而让它变得常见。
近亲婚配提高来自共同祖先的相同等位基因相遇概率，所以某些隐性病更容易暴露。人口迁移又会把不同地区的变异带入新群体。
自然选择只是进化的一股力量，并非唯一方向盘。有些变异在一份和两份拷贝时效果不同。
两份可能造成严重疾病，一份却在特定环境中带来优势，最著名的例子是镰状细胞相关等位基因：杂合状态可在疟疾流行区提供一定保护，纯合状态则会致病。此时选择同时保留和限制该变异，形成平衡选择。
囊性纤维化携带状态是否曾有稳定优势，学界讨论仍在继续，不能把假说当成定论。有害变异也可能在较晚年龄才发病。
若症状通常出现在完成生育之后，它对后代数量的影响会弱得多。一个基因还可能同时影响多个性状，某方面不利，另一方面有利；环境变化也会改变利弊。
曾经无害的变异可能在新饮食或新病原环境中变坏，曾经有害的变异也可能因医疗改善而不再明显降低生育率。现代医学延长患者寿命并帮助其拥有家庭，这会减弱部分选择压力，但这绝不意味着治疗阻碍人类进化。
自然选择没有道德目标，也不会追求完美；医疗的目标是减少痛苦和保障人的尊严。携带者筛查、遗传咨询、产前诊断和新疗法可以帮助家庭了解风险，使用时必须尊重知情同意和个人选择，不能滑向以所谓优化种群为名的歧视。
所以，遗传病长期存在并不是进化失效，而是遗传规律、低频相遇、持续突变、随机漂变和环境权衡共同作用的正常结果。选择可以压低严重有害等位基因的频率，却无法检查每个无症状携带者，更无法预见未来环境。
理解这一点，既能解释为何有害变异难以清零，也能避免把复杂的生命过程误解成一条通往完美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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