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北宋景德四年，绵州的军事推官欧阳观老来得子，五十六岁的人抱着襁褓里的婴儿，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搅动三朝风云的文坛盟主。这个婴儿就是欧阳修。
四岁那年，欧阳观病逝，郑氏带着孤儿千里迢迢投奔随州的小叔子欧阳晔。欧阳晔为官清廉，家里并不宽裕，郑氏出身名门，拿芦杆当笔，在沙地上划字教儿子读书，这就是后世传了千年的“画荻教子”。十岁的欧阳修跑到城南李家玩耍，在人家的旧书堆里翻出六卷《昌黎先生文集》，捧着就不肯撒手，连抄都懒得等，当场背了大半，韩愈的文风种子，就这么悄悄种进了少年心里。叔叔欧阳晔看着他写的诗赋，跟嫂子说，这孩子是奇童，将来不光能光宗耀祖，迟早要名动天下。
可欧阳修的科举路走得一点都不顺。十七岁随州应举，文章写得满城传诵，偏生赋作不合官韵，直接落榜。二十岁再考州试顺利通过，转头去礼部应试又栽了跟头。他带着自己写的文章去拜谒汉阳军的胥偃，胥偃看完直接把他留在门下，冬天亲自带着他渡江进京。经胥偃保举，欧阳修拿下国子监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两个第一，转年礼部省试再拿第一，连中三元的势头眼看就要成状元。结果殿试放榜，他只中了甲科十四名。后来主考官晏殊跟人说，这年轻人锋芒太露，大伙故意压他名次，挫挫锐气，好让他日后成才。
初入官场的欧阳修被授为西京留守推官，在洛阳遇上了当时的文坛大佬钱惟演。钱惟演幕府里全是名士，他天天和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结伴游山玩水，切磋古文，西昆体的浮靡文风在这群年轻人手里，悄悄开始变了模样。他娶了胥偃的女儿，可惜妻子生子未满一月就早逝，后来又续娶杨大雅的女儿，没过几年杨氏也离世，接连的丧亲之痛，没磨掉他骨子里的刚直。
景祐三年，范仲淹上书《百官图》弹劾宰相吕夷简，反被诬陷结党营私贬去饶州。满朝官员没人敢说话，唯独欧阳修写了封《与高司谏书》，骂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篇文章直接炸了朝堂，高若讷把书信上交仁宗，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这篇文章传得有多远？连辽国燕山馆的墙壁上，都有人把它题了上去。
夷陵的穷山恶水没困住他，他在当地处理民事，才明白民间疾苦远不是朝堂上的奏章能写尽的，从此遇事再也不敢轻忽。后来范仲淹征辟他做掌书记，欧阳修笑着推辞：我当年替你说话，哪里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同退可以，同进就不必了。
庆历新政拉开帷幕，欧阳修被召回朝任知谏院，连上十卷奏疏针砭时弊，提出改革吏治、整顿贡举的主张，成了新政里最敢说话的人。可新政没过几年就宣告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接连被罢官外放。欧阳修正在河北转运使任上，直接上书替众人辩护，守旧派抓着他孤甥张氏的旧案造谣诬陷，他再次被贬滁州。
在滁州，他不搞严苛的政令，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游山玩水时建了醉翁亭，自号醉翁，写下那篇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后来他辗转扬州、颍州、应天府，每到一处都奉行宽简为政，不扰民、不生事，扬州百姓在他离任后，专门给他建了生祠。
至和元年，欧阳修被召回朝，和宋祁一同主修《新唐书》，自己又独撰《新五代史》。嘉祐二年，他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贡举，故意把那些写险怪涩僻“太学体”的考生全部黜落，把苏轼、苏辙、曾巩这些文风平实的后生拔擢上来，北宋的文坛风气，就此彻底扭转。
之后他一路升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成了副宰相。宋英宗时期的濮议之争，他顶着满朝非议，亲手起草诏书，力主尊英宗生父为皇考，被政敌抓住谣言大肆毁谤。哪怕后来查明所有诬陷都是子虚乌有，他也早已厌倦了朝堂的倾轧，接连几十次上书请求辞位。
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提出异议，不肯在地方强行推行。他坚决推辞宣徽南院使的任命，出知蔡州，改号六一居士，说自己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一个老翁，就是六个“一”。熙宁四年，他终于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退居颍州。
一年后，六十六岁的欧阳修在颍州病逝，朝廷追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他一生提携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都受过他的举荐，苏轼评价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他不仅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文坛领袖，更在经学、史学、金石学领域留下了开山之作，《新唐书》《新五代史》至今仍是二十四史中的经典。
那个在沙地上跟着母亲学写字的随州少年，终究活成了两宋三百年里，最让人难忘的欧阳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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