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待久了，发现两大现象。第一个，房子盖得最气派的，往往是最没人住的，第二个怪现象，村里住得最挤最破的，反而是天天有人烟的老屋

本文系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堂弟从深圳回来过年，骑摩托车经过村口那栋三层半的洋楼，突然停下来，指着问，这谁家的，怎么年年关着门。

我说，张叔家的。

他哦了一声，说张叔不是在镇上给人看仓库吗，怎么不回来住。

我没接话。因为接不住。

张叔这栋楼盖了五年，玻璃窗上的塑料膜还没撕干净，院墙贴了瓷砖，大门是不锈钢的，门口还铺了水泥地坪，能停三辆车。但地坪边上的草已经从砖缝里长出来，长得比人还高。堂弟踮脚往里看，说院子里有个水龙头没关紧，在滴水，下面的水泥地已经滴出一个坑。

我说，走吧。

他发动摩托车，又说，这房子盖了得花多少钱。

我说，听说三十多万，当时借了不少。

堂弟不说话了。摩托车突突突往前走，风把他的话吹散了。我听见半句，说，那还不住。

我没回答。因为我也在想，我也在想。

张叔今年五十六，在镇上给人看仓库，一个月两千块，住在仓库隔壁的铁皮房里。他老婆在县城当保洁，一个月一千八，租了个单间，一个月三百。两个人在外面打工，供儿子在省城念书。那栋楼，盖好五年，他们住了不到二十天。去年过年回来住了七天，临走那天，张叔蹲在门口抽烟，我路过，他递我一根，说，这房子盖得值吗。

我没接话。

他也没等我回答，自己站起来，把烟头扔地上踩灭，说，走了。

然后锁门，上了面包车，走了。

我后来想，他问的不是我。他问的是那栋楼。

堂弟摩托车开到村中间，又停了一次。这次停在刘婶家门口。刘婶家的房子是村里最破的，土坯墙，瓦片不全，前年下大雨，厨房塌了一半，现在还在用塑料布搭着。但门口摆着三双鞋，一双大的，两双小的，鞋底都沾着泥。门口竹竿上晾着衣服，还在滴水，说明刚才洗的。厨房里有人在炒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很响，油烟气从塑料布缝里往外冒。

堂弟说，刘婶家三个小孩都在家。

我说，都在。她老公也在，在镇上工地上做小工，晚上回来。

堂弟说，这房子怎么不修修。

我说，刘婶说过，修一次要两万，她拿不出来。三个小孩上学，一个初中，两个小学，光书本费一年就好几千。她老公工地上也不是天天有活，下雨天就没钱。

堂弟说，那她怎么不出去打工。

我说，她出去了三个小孩谁管。她婆婆去年中风，躺床上，翻身都要人帮忙。

堂弟没说话。

我们站在路边，听见屋里传来小孩的笑声，然后刘婶喊，吃饭了。三个小孩跑出来，手上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吃。门槛被坐得发亮，黑亮黑亮的，不知道坐了多少年。刘婶端着一碗饭，先喂婆婆，喂完自己才吃。她看到我们，笑了笑，说，吃饭没，要不要进来吃。

我们说吃过了。

她没再客气，低头扒饭。她的碗里，米饭上面盖着几根青菜，没肉。

堂弟发动摩托车，说，走吧。

我坐在后座，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气派的洋楼，又看了一眼刘婶家的破屋。洋楼在夕阳底下反光，玻璃窗亮得刺眼。破屋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哗响，但屋里有人在说话，声音不大，听不清说什么，但一直在说。

摩托车出了村，上了一条水泥路。路两边全是新盖的楼房，有的贴了瓷砖，有的只刷了水泥，但都关着门。有一家门口贴着对联，红纸褪色了，上面写着“乔迁之喜”。堂弟说，这副对联贴了得有两年了吧。

我说，三年了。

那年他们家盖好房子，请客吃饭，摆了十几桌，鞭炮放了一上午。吃完第二天，一家人就锁门走了，去广东打工。对联风吹日晒，褪成白的，又褪成灰的，现在快要看不见字了。

堂弟突然说，你说这些房子，什么时候能住满人。

我说，不知道。

他说，过年的时候，总能住满吧。

我说，过年也就住几天。初六就走。

堂弟把摩托车停在路边，说，我下去看看。

他走到一栋楼前，趴在窗户上往里看。我跟着过去。屋里什么都有，沙发、电视、冰箱，茶几上还摆着一套茶具，茶具上的灰厚得能写字。堂弟说，这电视比我家那个还大。

我说，他家在浙江打工，开了个加工厂，赚了点钱，回来盖了这栋楼，家具电器全买齐了，然后人走了，厂子那边离不开。

堂弟说，那这房子就放这儿？

我说，放这儿。

他又看了看，说，冰箱里会不会有东西。

我说，可能有。去年我听说有一家，走的时候忘了把冰箱里的肉拿出来，半年后回来，冰箱一打开，臭得整栋楼都要炸了。

堂弟笑着说，那后来呢。

我说，后来那家人把冰箱扔了，重新买了一个。但新的还是没用，因为人又走了。

堂弟笑不出来了。

他骑上摩托车，说，回吧。

路上，我们经过一片农田，田里有人在干活。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背很驼，在翻地。他身后跟着一个小孩，大概七八岁，拿着个小锄头，也在翻。小孩翻得很认真，但力气不够，翻不了多深。

堂弟说，那是谁家的小孩。

我说，赵伯家的孙子。赵伯儿子儿媳都在外面打工，小孩扔家里，跟爷爷奶奶过。

堂弟说，那小孩不上学吗。

我说，今天周末。

堂弟说，哦。

摩托车开过去，小孩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低头继续翻地。他手上的锄头大概是特制的，把子锯短了，正好他拿得动。赵伯在前面喊，别偷懒。小孩说，没偷懒。声音很脆，在田里飘。

堂弟突然说，你说，这小孩长大了，会不会也在外面盖栋楼，然后锁门走。

我说，不知道。

他说，大概率会。

我没接话。因为我想反驳，但我找不到理由。

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喝酒。堂弟喝了三杯，突然说，他这次回来，本来想在家里多住几天，但看到那栋楼，心里堵得慌。

我说，哪栋楼。

他说，张叔那栋。

我给他倒酒，没说话。

他说，他昨天去镇上，碰到张叔了。张叔请他在街边吃了一碗面，两个人坐着，张叔问他，你在深圳怎么样。他说还行。张叔说，那就好，别回来，回来没出息。

堂弟说，张叔说这话的时候，筷子在碗里搅，搅了半天，一口没吃。

我问，后来呢。

他说，后来张叔说，他那栋楼，贷款还了五年，还差三年。还完了，他也六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住进去。

我说，他儿子呢。

堂弟说，他儿子去年毕业，在省城找了个工作，一个月四千，租房子，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不愿意回来住，说农村不方便。

我把酒喝完，没说话。

堂弟说，你说，张叔盖那栋楼，到底图什么。

我说，我问过他一次。

堂弟看着我。

我说，他当时说，图个面子。但说完他又说，面子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然后他就不说话了，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

堂弟把酒杯放下，说，他明天去镇上，找张叔再聊聊。

我说，聊什么。

他说，不知道，就想聊聊。

第二天，堂弟真去了镇上。我没跟着去，我在家帮父亲修猪圈。猪圈顶上的瓦片碎了几块，父亲爬上去换，我递瓦。父亲说，你堂弟回来待几天。我说，不知道，可能初六走。父亲说，都一样的。

我说，什么一样的。

父亲说，房子。

我没听懂。父亲也没解释，继续换瓦。

下午，堂弟回来，脸色不太好。他坐到我旁边，说，张叔今天哭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老婆昨天打电话，说在县城被车撞了，腿骨折，住院了。张叔赶过去，医院说要交一万块押金。他拿不出来，找他儿子借，他儿子说刚发工资，但交完房租，只剩几百块。

我说，后来呢。

他说，张叔把摩托车卖了，凑了三千，又找亲戚借了五千，还差两千。他老婆在医院躺着，说，要不把老家的门拆了卖了吧。

堂弟说，张叔说这话的时候，哭得像个小孩。

我说，门拆了，那栋楼怎么办。

堂弟说，张叔说，反正也没人住。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山。山那边，有一排排新楼房，在夕阳下面，像一排排空壳子。壳子外面贴了瓷砖，里面装着新家具，但没有人。人在镇上，在县城，在省城，在广东，在浙江，在工地上，在仓库里，在医院里，在出租屋里。他们盖了房子，却住不进去。他们有了家，却回不来。

堂弟走出来，说，他明天走。

我说，不是说初六吗。

他说，不等了，早点走，早点赚钱。

我说，赚钱盖房吗。

他苦笑了一下，说，不知道，先赚了再说。

晚上，母亲做了顿饭，堂弟吃了三碗。吃完，他走到村口，又看了一眼张叔那栋楼。灯没亮，黑漆漆的。他站在那儿，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往回走。走到刘婶家门口，灯亮着，屋里在说话，小孩在笑，锅铲还在响。

堂弟停下来，听了会儿，说，这个声音，比楼房好看。

我说，怎么说。

他说，说不上来，就是觉得，这里面有人。

我说，人。

他点头，说，人。

然后他走了，步子很快，没回头。

第二天一早，他坐班车走了。我站在村口，看他走远。班车经过一片楼房，又经过一片农田，田里赵伯还在翻地，他孙子没在，大概是上学了。班车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我往回走，走到张叔家门口，停了一下。门口的草又长高了一点，墙上的瓷砖还是那么亮。水龙头还是在滴水，滴答滴答，水泥地上的坑比上次深了一点。

我转身走了。

路上碰到刘婶，她挑着一担水，腰弯得很低，走得很快。我问她，婆婆好点没。她说，还是那样，昨天又吐了。我说，你老公呢。她说，工地上忙，这几天有活，晚上回来得晚。

我说，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她说，忙不过来也得忙，又没人帮。

她说完，挑着水走了，步子很快，扁担吱呀吱呀响。那声音，在村里，比什么都响。

我站在路中间，看着两边的房子，一边是新楼，空着，一边是旧屋，有人。阳光照下来，新楼的影子拉得很长，盖住了旧屋的门槛。但旧屋里有声音，有人在说话，在炒菜，在笑，在哭，在喘气。新楼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滴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