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3年，云南文山州边境一座山坡上，农民陈方正弯腰割草，镰刀刚落下，泥土里便露出一截金属。他还没来得及喊人，爆炸已经掀起。那不是战场，却仍然埋着战争留下的危险。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越边境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战事结束后，云南、广西边境的部分地区并未真正恢复平静。特别是老山、者阴山一线，双方长期对峙，阵地攻防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战场上的雷场，是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步兵雷、绊发雷、反坦克雷，还有挂在树上的吊雷，被埋在道路、山口、阵地外围。作战时，它们阻挡冲锋；停火后，却变成了当地百姓无法辨认的“地下陷阱”。
有意思的是，许多村民并非闯入所谓的禁区。他们只是上山割草、砍柴、捡拾废铁，或者到地里干活。对靠山吃山的边民来说，山林就是柴火、饲料和土地，完全不进山，日子很难维持。
云南文山州一些地方因此被称为“地雷村”。据公开报道，从1979年至2015年，文山州因误触地雷造成伤残的人员接近6000人，年龄从儿童到老人都有。这个数字并不只对应某一次事故，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
富宁县沙仁寨的情况尤其令人震惊。当地曾有87名村民遭遇地雷伤害，合计只剩下78条腿。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劳动力的消失，也是医疗、康复和生计问题的长期叠加。
75岁的杨万保曾回忆，1979年参加民兵后，他在一次行动中走在前面，不慎踩中地雷。送到医院时，小腿伤势严重，只能截肢。多年以后，他仍清楚记得，自己是在接受处理时才真正意识到：“这条腿，保不住了。”
有些人受伤后回到村里，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安全。王咪龙19岁时入伍，参军第三年在返回营地途中触雷，孩子刚出生不久。复员后，他因行动不便改做小生意。对普通家庭而言，一次爆炸往往意味着收入来源、家庭分工和未来安排同时被打乱。
陈方正的经历更为特殊。1993年第一次触雷后，他的眼角膜、面部和手指受伤；1998年，他在地里干活时再次遇险，弹片留在右小腿内；2003年上山割芭蕉叶时第三次触雷，左脚伤势过重，只能截肢。
“这次不严重，包一包就行。”类似的侥幸，在当年并不少见。边境山区医疗条件有限，很多伤者先用草药或土办法处理，错过了更好的救治时机。地雷造成的伤害，也不只是当场死亡或截肢，视力下降、关节损伤、弹片残留，都可能伴随一生。
八里河东山曾是云南边境的重要制高点，海拔1175.4米。这里的战斗强度很大，民间曾把它称作“八十年代的上甘岭”。战斗结束后，村民对山上的雷场并不熟悉，许多地雷又经过伪装，风雨侵蚀后与泥土、树根混在一起，肉眼很难分辨。
八里河村一户五口之家，便有四人先后遭到地雷伤害。邹大聪上山捡拾废铁片时触雷，右腿被迫截肢；大哥砍柴时遇险，眼睛、手指和一只脚受损；老四摆弄地雷时当场死亡；父亲后来修水管，又被埋藏物炸伤，最终离世。五口人中，只有二哥没有遭遇爆炸。
村民遇险后，旁人也不敢贸然靠近。因为谁也不能确定，伤者周围是否还有第二颗雷。救援往往要先请熟悉雷场的人确认路线，再把伤者抬下山。那种迟疑不是冷漠，而是边境居民对雷场最直接的恐惧。
战争遗留的雷场究竟有多少，很难给出完全准确的数字。公开资料显示，广西宁明、凭祥、大新、靖西等地曾发现多处越军雷场，云南红河、文山一带也有大面积混合雷场。许多区域位于深山，地形复杂，早期测绘和标记条件有限，给清除工作增加了难度。
中国军队的系统性扫雷行动始于1992年。此后，云南、广西边境先后开展多轮大规模排雷，重点清除村寨、道路、耕地和贸易通道附近的危险区域。1997年开始的集中行动持续两年，清除大量地雷和爆炸物，并开辟通往边境的道路。
扫雷不是简单挖土。雷工要先判断雷种、埋设方式和可能的连锁装置，再逐寸探测、标记、起爆或拆除。雨季、塌方、植被疯长，都会让旧雷场重新变得难以辨认。许多排雷人员面对的，还是已经锈蚀、性能不稳定的老旧弹药。
进入21世纪后，边境排雷继续推进。2008年、2015年以后，部队又对重点区域进行复查和深排。公开信息显示，经过多轮行动，云南边境雷场已完成清除，广西部分深排雷区也陆续完成任务，少数永久封围区域则交由有关方面管理。那些被重新开垦的土地，才真正从地图上的危险标记，变成村民可以放心走过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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