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女子跟情人过完春节，回家补偿丈夫，开门后却愣在原地

腊月二十八，河南周口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带着盐碱地特有的干冷。赵春梅把行李箱往地上一杵，轮子在水泥地上磕出“咯噔”一声闷响。她没急着掏钥匙，反而仰起脸，瞅着三楼那扇黑洞洞的窗户，胸腔里那颗心，跳得没了章法，一半是冻的，一半是虚的。

屋里黑着灯。周建国这个点儿，该是在厂里加班。往常这时候，她要么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活，要么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等着他回来吃口热乎的。可今天……她深吸一口气，那股子冷风灌进肺里，激得她打了个哆嗦。手指头在兜里攥着那把冰凉的钥匙，攥得指节发白，才磨磨蹭蹭地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锁舌弹开，声音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清脆。她推开门，迎面扑来的是一股子空旷的、带着尘土味的凉气，激得她鼻尖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屋里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个家。地板拖得锃亮，能映出她风尘仆仆的影子；茶几上光秃秃的，连个喝水的玻璃杯都没有；沙发靠垫摆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透着股拒人千里的生分。窗子开了条缝，晚风挤进来，把窗帘吹得微微鼓动，像有人躲在后面叹气。

“建国？”她嗓子眼发紧，喊出来的声音又细又飘，落在地上就碎了。没人应。她把行李箱拖进来，反手关上门，那“砰”的一声轻响，像把她自己圈进了一个陌生的地界。

她走到卧室门口，犹豫了一下，推开门。床铺得平平展展，被子叠成豆腐块，衣柜门关得严严实实。连床头柜上那个搪瓷缸子都不见了，那缸子还是他们结婚时买的，大红喜字已经磨得掉了一半，周建国一直用它喝水，缸子内壁结着一层黄褐色的茶垢。现在，连这个也没了。

赵春梅站在屋子当间，忽然觉得脚底发软，像是踩在棉花上。她扶住门框，慢慢滑坐到地上，后背抵着冰凉的墙壁。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涌出来，沿着脸颊淌，淌进嘴角，咸涩涩的。她没擦，任由那咸涩的液体模糊了视线。

客厅的窗帘被风掀起一角，月光漏进来，在地上铺了薄薄一层白。她的目光就顺着那白光，无意识地游移，最后定在了茶几上。

刚才进来时慌慌张张没注意，茶几上其实不是空的。她撑着身子站起来，腿还有点麻，一步一步挪过去。

两份文件，并排放着。一份是离婚协议书，A4纸，白纸黑字，上面的内容她看不清，但“周建国”三个字她认得，笔画粗重，力透纸背，像是要把所有的怨气都刻进去。协议下面压着个什么东西，露出一角，皱巴巴的，像是被水浸过，又干了。

她抖着手抽出来，借着月光辨认。是一张医院B超检查单。中间有一道横贯的裂痕，像是被人狠狠撕开，又用透明胶带从背面一点一点粘起来，粘得并不平整，有几处翘了边。单子上的图像模糊不清，黑黑白白的，像一团混沌的星云。可她还是看清楚了，在图像中央，有一个小小光点，比针尖大不了多少，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她手一松，那张单子飘飘悠悠，又落回茶几上，盖住了离婚协议书上周建国的签名。那签名像个张牙舞爪的疤痕，烙在她眼底。

她“哇”的一声哭出来，又怕邻居听见，赶紧捂住嘴，肩头剧烈地耸动，像一条搁浅在岸上的鱼。脑子里轰隆隆的，像有火车碾过，反反复复就一句话：怎么会这样？他怎么知道的？

她和孙德利的事，瞒得密不透风。孙德利是隔壁县的，开个小五金店，嘴甜会哄人，给了她在周建国那里得不到的温存和浪漫。去年入冬，孙德利媳妇回了娘家，俩人在牌桌上勾搭上，一来二去就滚到了一起。春节前，孙德利说媳妇回来看得紧，最后几天他要陪媳妇回安徽老家过年，等她走了再联系。赵春梅心里又酸又胀，也想证明自己的心，就借口去郑州看一个病重的表姐，实则是跟着孙德利去了趟信阳，泡了温泉，看了大别山的雪。她跟周建国说的是，表姐情况不好，可能要在那边过完初五再回来。

周建国当时在电话里“嗯”了一声，说：“钱不够跟我说，路上小心。”声音一如既往地闷，像捂着坛子的老酒，没什么波澜。

现在想来，那“嗯”的一声，就是万念俱灰前最后的一丝余烬。

赵春梅哭了很久，哭得眼睛肿成一条缝，嗓子干得冒火。她挣扎着爬起来，开了灯。刺眼的白光“唰”地照亮了整个屋子，也照亮了她所有的狼狈和不堪。茶几上的两份文件，在灯光下无所遁形。

她拿起离婚协议书，一页一页看下去。财产分割很简单：县城这套房子归她，存款平分，家里的“五菱荣光”小面包车归周建国。孩子……他们没孩子。结婚五年，一直没孩子。这是周建国他妈的心病，也是赵春梅的隐痛。也是她最终迈出那一步的、一个不能说出口的借口。

最后一行，周建国已经签好了名字，日期是三天前。她算了算，自己刚到信阳。

协议书下面还压着一个存折，她翻开，里面竟然有八万块钱。周建国一个月在机械厂挣四千多，全交给她管，自己留几百块烟钱。这八万，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攒的？

存折里夹着一张对折的纸。她展开，是周建国的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作业。

“春梅，钱给你。我知道你嫌我窝囊，没本事，留不住你。房子留给你，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车我开走，拉货用。别找我。好聚好散吧。”

没有指责，没有谩骂，没有她想象中的愤怒和质问。就那么短短几句话，像一记闷棍，打在棉花上，软绵绵地，却憋得她五脏六腑都移了位。

更让她心惊的是那张B超单。她把单子翻过来，背面也有一行小字，墨迹洇开，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是梁医生给我看的。她说没保住，我尽力了。”

赵春梅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膝盖磕在地板上，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

梁医生是县医院妇产科有名的“送子观音”。周建国一直催她去检查，她懒得去，其实是知道自己有问题。她和孙德利好上之后，有一次喝多了酒，跟孙德利提过一嘴，说自己可能生不了。孙德利当时就搂着她哄：“生不了怕啥，咱俩快活就行。”她当时还感动了一把，觉得孙德利是真心爱她，不像周建国，只会闷头催她去医院。

现在，梁医生，B超单，没保住……这几个词串起来，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她脑袋里所有的混沌。

她怀孕了。但她不知道。或者，她不想知道，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可能性。这个孩子，是谁的？她算过日子，如果真怀上了，最大可能是在信阳那几天……不，不对，日期不对。B超单上的日期，是她去信阳之前。

她的心猛地揪紧了。

那是……在县城？

她努力回想。十一月末，周建国厂里放了几天假，带她回了趟老家，给他爸上坟。那两天，周建国喝了点酒，晚上……她记不清了，迷迷糊糊的，只记得他压在她身上，动作又急又重，带着股酒气和汗味，她当时心里不耐烦，偏过头去，眼睛盯着天花板，数墙上的裂纹。

就那一次？

她“啊”地叫了一声，声音像被掐住脖子的鸡，尖利而短促。她捂住脸，手指缝里溢出的泪水，烫得惊人。

是她杀死了他们的孩子。她不配当一个母亲，更不配当一个妻子。而她现在，像个被剥光了丢在雪地里的罪人，除了发抖，还是发抖。

她抓起手机，疯狂地拨打周建国的电话。一遍，两遍，三遍……一直是冰冷的女声：“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她又拨他最好朋友的电话，对方一听是她，声音冷得像冰碴子：“嫂子，别打了。建国哥说，他要出去静一静。”

“他……他去哪儿了？”赵春梅的声音带着哭腔。

“不知道。可能回老家了吧。嫂子，不是我说你，你这事……唉！”对方挂了电话。

赵春梅颓然地瘫坐在地上，手机从手里滑落，屏幕暗了下去。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她自己的呼吸声，粗重而破碎，像一头困兽。

她忽然想起来了。茶几上那杯水，她刚刚因为慌张没注意的，一杯白开水，已经凉透了，水面平静如镜，映着头顶刺眼的灯泡。杯壁上，似乎还残留着一点点干涸的、暗红色的痕迹，像干涸的血。

那是什么？

她凑近闻了闻，没有味道。只是水已经浑浊，底部有一点极细的沉淀物。

她用手指蘸了一点，在指尖捻了捻，黏黏的。不是血。那是什么？

她的目光又扫过屋子，忽然发现，鞋柜旁边多了个黑色的垃圾袋，还没打结。她走过去，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周建国的东西——他的旧工作服，他的破洞袜子，他用了一半的牙膏，还有那个失踪的、印着大红喜字的搪瓷缸子。

缸子内壁的茶垢已经被刷洗干净，露出了原本的搪瓷底色。缸子底部，还残留着一点白色的、没冲干净的粉末。

赵春梅盯着那白色粉末，又扭头看了看茶几上那杯浑浊的水，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脑海里升起来，像一条冰冷的蛇，顺着脊椎往上爬。

他……他喝过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是不是……已经……

她猛地站起来，眼前一阵发黑，身子晃了晃，差点栽倒。她扶着墙，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会的。他不会那么傻。他那么老实，那么能忍，他怎么会……

可B超单背面那行字——“是梁医生给我看的。她说没保住，我尽力了。”——这不像是走之前写下的。这像是……在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之后，用一种极度绝望和麻木的口吻写的。

“尽力了。”这三个字，像三块冰冷的石头，砸在她心上。

赵春梅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她顾不得换衣服，抓起外套就往外冲。她要去找他，必须找到他，向他解释，向他忏悔，求他原谅。哪怕他打她骂她，她都能受着。她只是害怕，害怕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而亮，昏黄的光照在她惊慌失措的脸上，也照亮了她身后那扇半开的门，和门后那个黑色的、装满周建国所有痕迹的垃圾袋。

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带着更深露重的寒意。赵春梅打了个冷战，眼泪又涌了出来。她跌跌撞撞地跑下楼，在寒风凛冽的小区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去……去县医院！”她气喘吁吁地说。

她要去医院，问清楚梁医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要找到周建国，哪怕把整个县城翻过来，也要找到他。

出租车启动，红色的尾灯在夜色中划出一道弧线，很快消失在拐角。小区里，那盏声控灯灭了，又恢复了沉寂。只有那扇被风吹开的门，还在“吱呀”作响，像在讲述着一个关于背叛、绝望和救赎的故事。

而故事的另一端，在离县城五十多公里的一个偏僻的黄河滩涂上，一个穿着灰色旧棉袄的男人，正坐在一块突出的土疙瘩上，面前是奔腾不息的浑浊河水。他旁边放着一个已经空了的白酒瓶，和一个摔碎了的、还沾着泥巴的智能手机。

风很大，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那个摔碎的手机壳。手机壳的夹层里，露出一张小小的、折得整整齐齐的纸片。那上面，是他用圆珠笔，歪歪扭扭画的一幅简笔画——一个房子，门前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手拉着手，笑得跟傻子似的。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张纸片一点一点撕碎，揉成一团，扔进了滔滔的黄河水里。黄色的纸片在水面上打了个旋儿，很快就被浊浪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面对着河面，深深地鞠了一躬，又站直了身子。

风越来越大，吹起了地上的尘土，迷了他的眼。他抬手揉了揉眼睛，手背有些湿。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突突突”的摩托车声，一道刺眼的车灯划破了河滩的黑暗。

周建国眯起眼，看着那越来越近的灯光，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他缓缓地转过身，背对着黄河，面向那束光，脸上忽然露出一个极其古怪的笑容。那笑容里有解脱，有释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冰冷的嘲弄。

而在县城的另一个方向，赵春梅所乘的出租车，在第一个红绿灯路口，被一辆闯红灯的渣土车拦腰撞上。巨大的撞击声，像一记沉闷的惊雷，在这个寒冷的冬夜，炸响了。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快到，赵春梅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只留下满地的碎玻璃，和一滩正在黑暗中慢慢扩散的、暗红色的血迹。

赵春梅被送进县医院急诊室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半条命。渣土车从右侧撞上来，出租车整个副驾驶一侧凹进去一个大坑，玻璃碴子崩得满车都是。她坐在后座，系着安全带，还是被巨大的冲击力甩得撞上前排座椅靠背，额头磕出一个口子，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把米白色的羽绒服领子染红了一大片。

出租车司机伤得更重，肋骨断了两根，脾脏破裂，直接推进了手术室。赵春梅算幸运，脑震荡加额角撕裂伤，右肩锁关节脱位，小腿腓骨骨裂。医生给她清创缝合的时候，她迷迷糊糊醒过来一次，眼睛还没睁开，先闻到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耳边是仪器“滴滴”的声响，夹杂着护士压低的说话声。

“这女的命真大，听说是出租车，被渣土车撞了。那种车几十吨重，要是正面撞上，人当场就没了。”

“可不是嘛。哎，她家属来了没有？”

“没呢。手机摔坏了，联系不上。刚才有个交警过来，从她包里翻出身份证，正想办法通知家属呢。”

赵春梅听到“家属”两个字，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人拿棒子敲了一下。她挣扎着想开口说话，嗓子眼却像塞了一团棉花，又干又堵，只发出几声含混的“嗬嗬”声。嘴唇上的血痂黏在一起，张不开。

护士听见动静，赶紧过来查看，见她眼睛半睁着，连忙轻声说：“哎，醒了醒了。你别动啊，我给你叫医生。你家人马上就来，别着急。”

家人？哪个家人？周家和？他手机关机，人不知道去了哪里。她爸妈远在驻马店乡下，这么晚了，电话能打通吗？她脑子里乱糟糟的，像塞了一团被血水浸透的乱麻，理不出头绪。额角的伤口一跳一跳地疼，牵扯着太阳穴的神经，整个脑袋像要炸开一样。

医生很快过来，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瞳孔，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赵春梅嘴唇翕动，勉强挤出几个字。医生点点头，说：“意识清楚，没大问题。先好好休息，观察二十四小时。你那个肩膀脱位，已经复位了，这两天别乱动。腿上的骨裂不严重，打上石膏了，一个月能长好。”

赵春梅缓缓转动眼珠，看到自己右腿小腿裹着厚厚的石膏，右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上，浑身上下像是被拆散了重新拼起来的一样。她费力地转过头，看向窗外。天还没亮，远处天际泛着一丝青灰，像一块被人反复浆洗得发白的旧抹布。

护士给她喂了几口水，她喉咙里那股干涩感才稍稍缓解。她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同志，我……我手机呢？”

“手机在事故现场摔坏了，交警那边收着呢。你先别想这些了，安心养着。”护士给她掖了掖被角，“你家属的电话多少？用我们科室的电话帮你打过去。”

赵春梅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渗进枕头里。家属。她还有脸提家属吗？

她想起那张离婚协议书，想起那张被撕碎又粘好的B超单，想起周家和写的那些话——“我知道你嫌我窝囊，没本事，留不住你。”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她的心口上。

她到底还是报出了周家和的手机号。护士拨过去，还是关机。她又报了她妈的号码，响了好几声才接，她妈在电话那头睡得迷迷糊糊，一听说她出了车祸，嗓门一下拔高了八度：“啥？车撞了？严不严重？在哪个医院？俺这就让你爹骑摩托带我去！”

赵春梅听着她妈惊慌失措的声音，眼泪流得更凶了。护士接过电话，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和地址，让她妈别太着急，路上注意安全。挂了电话，护士叹了口气，小声嘀咕了一句：“这大过年的，真遭罪。”

赵春梅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扭曲，像一张哭泣的脸。她的思绪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黑夜中飘摇，一会儿飘到信阳温泉池边，孙德利搂着她的肩膀，说着那些甜得发腻的情话；一会儿又飘回家里那间冷冰冰的客厅，周家和佝偻着背，一笔一划地写下那几行字。

孙德利。这个名字从她脑海里跳出来，带着一股子黏糊糊的甜腥味。她现在想起他，竟然一点留恋都没有了，只剩下恶心和悔恨。那个男人，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镜花水月的骗局。他说他媳妇看得紧，他说春节要陪媳妇回老家，他说等他媳妇走了就来找她。全是鬼话。他骗走了她的心，骗走了她的身体，还骗走了她对这个家最后一点责任感。

而她呢？她为了这样一个男人，背叛了那个跟她过了五年日子的老实丈夫，甚至……甚至不知道自己肚子里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B超单上那个模糊的小点，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是周家和的孩子。是那个被她嫌弃“窝囊”的男人的孩子。他那么想要一个孩子，他的老母亲盼孙子盼得眼珠子都快望穿了。可这个孩子，却在她的无知和冷漠中，悄无声息地流掉了。

她想起梁医生。梁医生是县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五十多岁，慈眉善目，说话轻声细语。赵春梅以前陪同事去她那里看过病，见过几面。周家和怎么会认识梁医生？他什么时候带她……不对，他不可能带她去，他应该是发现了什么，自己去找了梁医生。

赵春梅的心猛地缩了一下。她忽然想起，自己大概在腊月初的时候，有过几天不舒服。小腹坠胀，偶尔隐隐作痛，还有一点褐色的分泌物。她当时没当回事，以为是大姨妈快来了，还跟孙德利在电话里抱怨了几句。孙德利说：“女人家的事我不懂，你自己注意点。别是跟我折腾出毛病来了。”她现在想起来，那几天……可能就是流产的先兆。

而那时候，周家和在干什么？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她熬小米粥，煮鸡蛋，把早饭端到床头柜上，等她吃完再把碗收走。他上班前会把她的电动车从地下室推出来，怕她出门的时候费劲。他那么细心地照顾着她，她却以为他只是习惯性地做这些事，从来不留心，也从来不感动。

直到现在，那些被她忽略的细节，才像一根根针一样，从记忆深处扎出来。她想起那天早上，她嫌弃小米粥太稠，冲他发了脾气，他一句话没说，转身又去盛了一碗稀的。她想起他出门前，站在卧室门口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他那时候就知道了。他一定知道了。可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给她做饭，给她推车，把她当祖宗一样伺候着。他的心里该有多苦？

赵春梅把被子拉上来，蒙住脸，在被窝里哭得浑身颤抖。她用那只没受伤的左手，狠狠地捶着床板，一下，又一下，指节磕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护士听见了，连忙过来制止她：“你干什么呢？刚缝的针，别乱动！”

她像是没听见，继续捶。护士没办法，只好按响呼叫器，叫来了值班医生。医生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她才渐渐安静下来，沉入了药物带来的、无梦的黑暗中。

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病房里照得亮堂堂的。赵春梅睁开眼睛，看到床边坐着一个人，是她妈。老太太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旁边站着她爸，黑瘦的脸上写满了焦急和心疼。

“梅啊，你可算醒了！”她妈一把抓住她的手，眼泪又掉下来，“吓死娘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叫娘怎么活？”

赵春梅看着她妈哭，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她张了张嘴，想叫一声“妈”，却觉得那个字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怎么都吐不出来。她有什么脸面对她妈？她做的那些事，要是让她妈知道了，她妈还不得活活气死？

“家和呢？家和咋没来？”她爸在旁边问了一句，“刚才我问护士，说你还没联系上他。电话也打不通，他去哪儿了？”

赵春梅的心“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把。她看着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嘴角扯了扯，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不是吵架了？”她妈止住眼泪，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这大过年的，你一个人从外头回来，家和又不见人影，你俩到底是咋回事？”

赵春梅咬着嘴唇，没说话。她知道，这事瞒不住了。她妈最了解她，她一个眼神，她妈就能猜出七八分。与其等别人告诉她，不如她自己说。

“我……”她刚开口，病房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医生走了进来。她个子不高，圆脸盘，短发，戴着副金丝边眼镜，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赵春梅认得她，正是梁医生。

梁医生先查看了赵春梅的情况，又跟值班医生交流了几句，然后在病床前坐下来，目光温和地看着她。她妈她爸见医生来了，也都不说话了，站在一旁听着。

“你叫赵春梅，对吧。”梁医生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你的事，我大概知道一些。你先别着急，身体要紧。”

赵春梅看着她，眼泪又涌了出来。她想问什么，却张不开嘴。梁医生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拍了拍她的手背，说：“你丈夫，周家和，前些天来找过我。他拿了你的就诊记录……哦，你在我们医院做过检查，你不知道吧？腊月初三，你一个人来挂号，挂了妇产科。是……你用一个假名字挂的。”

赵春梅愣住了。腊月初三？她用力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去医院挂过号。她那天明明……明明在家里待着啊。

梁医生接着说：“你当时检查的医生是我。你孕酮很低，有先兆流产的迹象。我给你开了保胎药，让你注意休息，过一周再来复查。可是……你没有来取药，也没有复查。我后来给那个号码打电话，是个男人接的，他说打错了，挂掉了。”

赵春梅的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嗡嗡作响。她傻傻地看着梁医生，嘴巴张得大大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后来，周家和拿着那张带假名的挂号单和检查单来找我，说他是你丈夫，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到那个名字……就知道，你可能故意瞒着他。”梁医生叹了口气，“我本不该透露病人的隐私，但他是你丈夫，而且……你的情况很不好。你跟他说的时候，很可能是情绪激动，所以没有注意到那些字迹，其实，那张B超单上写的孕周，和你以为的时间，并不一致。”

梁医生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的光芒：“他说，他一定会找到你，问清楚。但他走的时候，脸色特别难看，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我劝他冷静，他说……说他没事。”

赵春梅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打在石膏上，碎成几瓣。她爸她妈听得云里雾里，却又隐隐约约明白了几分。她妈的脸色变得惨白，身子晃了晃，被她爸一把扶住。

“梅……你这是……”她妈的声音哆嗦着，像秋风中即将凋零的落叶。

赵春梅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像是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哭干。她把事情的经过断断续续地讲了出来，讲她怎么嫌弃周家和老实窝囊，讲她怎么在牌桌上认识了孙德利，讲她怎么一步步陷进去，最终跟着那个男人去了信阳。

她讲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天花板，不敢看她妈，更不敢看她爸。她觉得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裳的罪犯，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着最羞耻的审判。

她妈听完，身子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她爸赶紧去扶，老两口抱在一起，老泪纵横。她爸嘴唇哆嗦着，用手指着她，半天才憋出一句：“你……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气死我了！”

她妈在地上哭了一会儿，忽然挣扎着站起来，冲过来，扬起巴掌就要打她。可手举到半空，看着她脸上的纱布和脖子上吊着的胳膊，那巴掌终究没有落下来。她妈的手停在空中，剧烈地颤抖着，然后，一巴掌扇在了自己脸上。

“啪”的一声脆响，在病房里回荡。

“娘没教好你！娘对不起家和！娘对不起周家！”她妈一边哭，一边用力扇自己耳光，一下，两下，三下……赵春梅吓坏了，挣扎着要去拉她，可她一只手被绷带固定着，另一只手被护士按住，根本使不上劲。

她爸赶紧拉住她妈，老泪纵横地说：“孩子她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病房里乱成一团。护士叫来了保安，才勉强把她妈拉开。她妈坐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像被抽掉了筋骨一样。她爸蹲在旁边，不停地用袖子擦眼泪。

梁医生站在一旁，叹了口气，拿起纸巾递给赵春梅，轻声说：“你别太自责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先把自己身体养好。你丈夫……我去联系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他。你先休息，情绪别太激动，伤口容易裂开。”

梁医生说完，转身走了。病房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她妈压抑的啜泣声，和她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赵春梅躺在病床上，像一具被掏空了灵魂的躯壳。她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水渍的形状，在她眼里变成了一张脸，一张老实巴交、带着苦涩笑容的脸。那是周家和的脸。

她想起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周家和在机械厂当学徒，她在附近的服装厂做缝纫工。介绍人领着他来相亲，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地笑。她当时没看上他，嫌他土气，嫌他个子不够高。可她妈说，这小伙子老实，踏实肯干，过日子可靠。

结婚五年，他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每次发工资，他把钱往她手里一塞，笑眯眯地说：“拿着，想吃啥买啥。”她嫌他挣得少，他就在厂里加班加点，冬天手上长满了冻疮。她嫌他没情调，他笨拙地在情人节买了一束塑料玫瑰花，被她扔进垃圾桶，他也只是嘿嘿一笑，没生气。

她想起他每次回老家，都会帮她爹妈干活，掰玉米、收麦子、挑水浇地，从不叫苦叫累。她爹妈逢人就夸，说女婿比儿子还亲。而她却觉得，那些都是应该的，没什么大不了。

现在，她才知道，她把最好的人给弄丢了。那个被她嫌弃的“窝囊废”，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在意她、最包容她的人。可她明白得太晚了。

黄昏时分，梁医生又来了。她给赵春梅带来两个消息。第一个，周家和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黄河滩区一个基站附近，那是两天前的事了。之后手机就彻底关了，再没有信号。梁医生已经报了警，也联系了周家和厂里的领导，但暂时还没有更多线索。

第二个，B超单上显示的孕周，推算出来，受孕时间在十二月初。那时候，赵春梅还没去信阳。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确实是周家和的。

“我把他来找我那天的情况，跟你家属说一下吧。”梁医生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他那天早上来的，挂号排队等了两个多小时。轮到他进来的时候，我看他脸色很差，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像是整夜没睡。他把那张B超单放在我面前，问我上面的图像是不是……是不是没有了。”

梁医生的声音有些发颤：“我告诉他，孕囊已经在五天前自然排出，子宫内还有少量残留，需要清宫。他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说，因素很多，疲劳、情绪波动、内分泌失调……还有，夫妻生活不当也可能诱发。他当时就坐在那里，两只手抱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像个孩子。”

赵春梅的指甲陷进掌心里，掌心传来一阵刺痛。她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劝他带你来复查，做清宫手术，不然后果很严重。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得吓人。他问我：‘梁医生，她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我说很可能是。你上次来的时候，我没有直接告诉你结果，因为你……你当时不太配合。他只说了三个字——‘怪我了’。”

“他说，是他没照顾好你。”梁医生的声音哽咽了，“多好的男人啊。春梅，你……你真糊涂。”

赵春梅已经哭不出声了。她的眼泪流干了，眼睛干涸得发疼，像两口枯井。她的心，像是被人用钝刀子一片一片地剐，剐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血淋淋的空洞。

晚上，她爸去派出所了解情况，她妈留在医院照顾她。母女俩相对无言，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下都像敲在心坎上。

半夜时分，她妈趴在床沿上睡着了。赵春梅却毫无睡意。她盯着黑漆漆的窗外，脑子里反反复复就一个念头：周家和，你到底在哪儿？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

窗外的风刮得呼呼响，像鬼哭狼嚎。不知过了多久，她隐隐约约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穿着交警制服的人走进来，低声问：“赵春梅的家属在吗？”

她妈猛地惊醒，连忙起身：“在，在，我是她妈。同志，是不是我家女婿有消息了？”

交警犹豫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了：“黄河滩区那边……发现了一辆面包车，车牌号跟你们报的吻合。车子停在河边，车门锁着，里面没人。附近找了，也没见人。目前还在搜索。”

赵春梅的心，在这一刻，彻底沉到了底。

她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那个画面——黄河边的寒风里，一辆孤零零的面包车停在那里，车窗紧闭，像一口沉默的棺材。而那个开车的男人，曾经是她最熟悉的枕边人，此刻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她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场景。那是他们刚结婚那年冬天，周家和骑摩托车带她去黄河边看雪。黄河没有结冰，浑浊的河水翻滚着，浩浩荡荡向东流去。她缩在周家和身后，把头靠在他背上，他的背很宽很厚实，挡住了前面刮来的冷风。她说：“家和，你以后一定要对我好。”他憨憨地笑，说：“那还用说，媳妇儿就是用来疼的。”

那时候，她以为一辈子很长，长到足够让她慢慢学会珍惜。可现在她才明白，一辈子太短了，短到一个转身，就可能再也找不到来时的路。

她在这个瞬间，做了一个决定。不管多难，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她一定要找到周家和，亲口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哪怕他不原谅她，哪怕他用最恶毒的话骂她，她都要找到他。

因为，除了这个，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了。

第二天一早，赵春梅央求她妈去帮她办出院手续。医生不同意，说她脑震荡还没过观察期，右肩脱位刚复位，不能乱动。可她铁了心要走。她让护士把她那件沾了血的外套拿来，从内兜里翻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这几年攒下的私房钱，两万块。她让她妈去交钱，又让她爸租了一辆车，准备去黄河滩区找人。

医生拗不过她，只好让她签了字，嘱咐了一堆注意事项，又给她的伤口换了药。她妈一边抹泪一边帮她收拾东西，嘴里不停地念叨：“你这孩子，这身子骨，怎么禁得住折腾啊……”

赵春梅没说话，只是用那只还能动的左手，把B超单和离婚协议书折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这两样东西，是她的罪证，也是她的救赎。她要带着它们，去找到那个被她伤害的人。

临出门前，她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让她妈去家里一趟，把那个黑色的垃圾袋拿来。那里面装着周家和的东西——他的旧工作服、破洞袜子、用了一半的牙膏，还有那个被刷洗干净的搪瓷缸子。

她妈问她拿这些干什么，她只是说：“有用。”

她妈走了以后，赵春梅坐在病床上，用左手握着那个搪瓷缸子，翻来覆去地看。缸子内壁的水垢已经被刷掉了，露出里面天青色的搪瓷，像一片小小的天空。缸子底部，还残留着一点白色的粉末，她用手指刮下来，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有股淡淡的药味。

安眠药？还是别的什么？

她的心揪紧了。她恨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回家，为什么要在信阳多待那么几天。如果她早回来，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可是，世上没有如果。

中午时分，她爸叫来了一辆面包车，她妈把黑色垃圾袋也带来了。赵春梅被搀扶着坐上车，靠在后座上，右腿搁在一个软垫上。车子启动，穿过县城熙熙攘攘的街道。大年初三，街上的年味还没散尽，红灯笼还挂着，鞭炮的碎屑还没扫净。可她看着窗外的一切，却觉得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恍惚而遥远。

她的手里，一直紧紧攥着那个搪瓷缸子，像是攥着最后一点和周家和有关的温度。

车子出了城，一路向北，往黄河滩区驶去。路两边的田野光秃秃的，偶尔有几只灰喜鹊从枝头飞过，叫声凄厉。天阴沉沉的，像是又要下雪了。

赵春梅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家和，求求你，一定要活着。哪怕你不想见我，哪怕你要跟我离婚，只要你还活着，我就还有机会赎罪。

车轮碾过颠簸的土路，扬起阵阵尘土。远处的黄河大堤像一道灰色的长龙，横亘在天际线上。越来越近了。她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

她不知道，在那片苍茫的河滩上，等待着她的，究竟是什么。

当面包车终于停下来的时候，赵春梅透过车窗，看到了几辆警车和一辆黄色的救援车。河滩上拉着警戒线，不少穿着警服和便衣的人在走来走去。风很大，把他们的头发和衣角都吹乱了。而河边，一辆灰蓝色的面包车静静地停在那里，车门打开着，里面空无一人。

赵春梅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住了。

她在她妈的搀扶下，艰难地挪到车门口。她爸已经先下去了，正在跟一个警察说着什么。她看到她爸的脸色很难看，嘴唇哆嗦着，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

她不敢问，只是死死地盯着那辆面包车，那个车牌号，她认得。是周家和的那辆五菱荣光。

就在这时，一个警察从河边走过来，手里提着一个透明的物证袋。袋子里装着一个摔碎的手机，屏幕上布满蛛网状的裂纹，像一朵碎裂的冰花。赵春梅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周家和的手机。

她的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

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带着泥沙的气息，扑在她脸上，像砂纸一样磨着她的皮肤。她望着那条滚滚东去的黄河，浑浊的河水卷着漩涡，发出沉闷的咆哮声。那声音像千军万马在奔腾，像无数冤魂在哭嚎，像天地间最原始的悲伤，铺天盖地地将她淹没。

“家和——！”她终于喊出了那个名字。声音嘶哑，带着血丝，像一把生锈的刀，划破了河滩上空阴沉的寂静。

那声音在空旷的河滩上回荡，一圈一圈地扩散，最终被风撕碎，被水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黄河，依然沉默着，缓缓地、无情地，向东流去。

赵春梅跪在地上，眼泪一滴一滴地落进沙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洼。她抬起头，望着铅灰色的天空，仿佛看到了周家和的脸。那张老实巴交的脸上，带着她从未见过的疲惫和绝望，嘴唇翕动着，在对她说着什么。

她看懂了。他在说：“春梅，我累了。”

她的心，在这一刻，碎了。

赵春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车上的。她只记得她妈和几个警察一起把她从地上架起来，她那只打着石膏的右腿用不上力，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别人身上。河边的风大得吓人，吹得她睁不开眼，脸上那些没干的泪痕被风一吹，像刀割一样疼。

警察把她带到附近一个临时搭建的救援指挥点，里面生着个炉子，稍微暖和些。一个姓刘的警官给她倒了杯热水，让她先缓缓。她双手捧着纸杯，手指还在抖，水面上漾出一圈一圈的波纹。

“赵春梅，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刘警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皮肤黝黑，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你丈夫周家和，两天前驾驶他的面包车到了这一带。据我们调取的监控显示，他那天下午四点多从县城出发，五点半左右到达这里。车子停在河滩上，人下了车。之后没有离开的迹象。”

赵春梅抬起头，眼睛里满是血丝：“那……人找到了吗？”

刘警官沉默了几秒，摇了摇头：“目前还没有。河滩面积大，芦苇荡又密，我们调了无人机热成像，也派了搜救犬，暂时没发现他的踪迹。不过有个情况你要有心理准备。”

赵春梅的心像被一只手攥住了，攥得她喘不过气来。

刘警官压低声音，说：“在河边发现了一处脚印，从车子附近一直延伸到河岸边缘，之后就没有了。旁边还发现了一个白酒瓶，喝完了，空的。初步判断，他可能是……失足落水，或者……”他没有说下去。

赵春梅手里的纸杯“啪”地掉在地上，热水泼了一地，浸湿了她的裤脚和鞋面。她像是完全感觉不到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刘警官，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失足落水。这四个字像四把刀，同时扎进她的心窝。她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周家和不会失足，他那么稳的一个人，走路都走得踏踏实实，怎么会失足？他是自己跳进去的。他喝了酒，喝了整整一瓶，然后一步一步，走向了那条冰冷的黄河。

他是真的不想活了。

赵春梅忽然想起那个搪瓷缸子，想起缸子底部那点白色粉末。她猛地抬头，用尽全身力气抓住刘警官的胳膊：“他……他可能吃了安眠药！他走之前吃了安眠药！你们快找，快找啊！他吃了药，喝了酒，跑不远的，肯定就在附近！肯定就在附近！”

她的声音尖利而绝望，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在哀嚎。刘警官被她吓了一跳，赶紧扶住她的肩膀，让她冷静：“好好好，我马上安排，马上扩大搜索范围。你先别急，你提供的信息很重要。”

刘警官立刻通过对讲机向搜救人员通报了这一情况。一时间，河滩上的人更加忙碌了，手电筒的光柱在芦苇丛中扫来扫去，几艘快艇也出现在河面上，打着探照灯，沿着河岸往下游搜索。

赵春梅坐在炉子旁边，身子缩成一团。她觉得自己像个溺水的人，四周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寒冷，她拼命想抓住点什么，却什么都抓不住。

她妈在旁边陪着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抹眼泪。她爸则跟着搜救队一起，打着手电筒在河滩上帮忙找。风把他的旧棉袄吹得鼓起来，他佝偻的身影像一棵在狂风中挣扎的老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快黑的时候，对讲机里传来一个新的消息：在下游三公里处的一片滩涂上，发现了一件深灰色的上衣，挂在半截枯树枝上，被水浸透了。经初步辨认，这件衣服跟周家和走失时穿的那件外套吻合。

赵春梅听到这个消息，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她妈赶紧扶住她，使劲掐她的人中。她悠悠转醒，发现自己还坐在那个小凳子上，面前的炉子已经快灭了，只剩一点微弱的红光。

刘警官告诉她，那件衣服说明人很可能已经被河水冲走了。黄河这个季节水流湍急，水温极低，人落水之后，即便会游泳，也很难存活超过二十分钟。他们还在继续搜索，但生还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

赵春梅听完，反而出奇地平静。她不哭也不闹，只是呆呆地看着炉子里那点微弱的红光，像看一个即将熄灭的生命。她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那个被她伤害得体无完肤的丈夫，就这样走了。带着对她的失望，带着失去孩子的痛苦，带着一瓶白酒和满腹的绝望，走进了那条养育了两岸千万百姓的母亲河。

而她，连最后见他一面、说一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天彻底黑透了。河面上的风越来越大，搜救队准备暂时收工，等第二天天亮再继续。赵春梅不愿意走，她坚持要在河边再待一会儿。她妈和警察拗不过她，只好给她裹了件军大衣，让她坐在警车里，开着暖风。

车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黄河的咆哮声穿过车窗，如同无数亡灵在黑暗中哭泣。赵春梅抱着那个从家里带来的黑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又一件一件放回去。旧工作服上还带着机油的痕迹，闻着那股熟悉的味道，她仿佛看到了周家和穿着它，弓着腰在车间里忙碌的样子。

她看到了那半管牙膏，还在想，这个男人总是从最下面开始挤，挤得整整齐齐，像他这个人一样，规规矩矩，不越雷池一步。她看到了那些破洞的袜子，大脚趾的位置磨出了窟窿，他舍不得扔，总说还能穿。她以前总嫌他寒酸，现在却觉得那些破洞像一只只嘲笑她的眼睛。

最后，她拿出那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喜”字已经褪色，像一段褪了色的婚姻。她举到眼前，借着车内微弱的灯光仔细看。缸底那点白色粉末还在，她用手指刮下来一些，放在掌心里。那粉末很细，像碾碎的粉笔末。她凑近闻，除了淡淡的药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苦杏仁味。

她的心抖了一下。安眠药不会有苦杏仁味。倒是有一种东西，剧毒，味道就是苦杏仁味。

她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血丝从皮肤下面渗出来。她不敢想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响了。那是在事故中被摔碎屏幕的手机，交警后来从现场帮她捡回来，屏幕碎得跟蜘蛛网一样，但居然还能用。电话是梁医生打来的。

“春梅？你在哪儿呢？家找到了吗？”梁医生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

赵春梅把情况简单说了几句，声音平静得不像自己。梁医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春梅，有个事我要跟你说一下。你丈夫上次来找我的时候，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什么？”

“他问，为什么有些人会爱上别人，却不愿意承认。他还问，是不是所有的错，都可以被原谅。”梁医生顿了顿，“我当时觉得他的状态不太对，就让他留个家属的联系方式。他留了一个号码，不是你的。我打过去，是他一个表哥，在外地。那个人说，他表弟最近情绪很低落，让他去郑州住几天散散心，他不肯。还说，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事，让我联系他。”

赵春梅的手开始发抖：“他……他是不是早就想……”

“我不知道。”梁医生说，“但我感觉，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很绝望了。他当时还提到，他想让你把他忘了，重新开始。可能他觉得，他成了你追求幸福的绊脚石。”

赵春梅再也撑不住了，头一歪，手机从手里滑落。她靠在车窗上，无声地流泪，肩膀剧烈地耸动，像被狂风吹打的一株枯草。

她后悔了。真的后悔了。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胞都在后悔。可后悔有什么用？那个人已经没了，被她亲手推进了黄河里。

她恨。恨孙德利的花言巧语，恨自己的鬼迷心窍，恨命运的残酷捉弄。可最恨的，还是自己。是她把一个好男人逼上了绝路，是她毁了一个本来还过得去的家。

窗外的风，像在哭泣。黄河的水，像在呜咽。而她的心，像被抛进了那滚滚浊流之中，沉沉浮浮，找不到岸。

她晕过去之前，最后看到的是那个搪瓷缸子，在她大腿上滚了一下，然后掉下去，在地板上发出“当啷”一声清脆的响。

第二天上午，赵春梅在医院又醒了过来。医生说她是低血糖加上情绪激动，没有大碍。她妈守在床边，眼睛肿得跟桃儿似的。她爸已经跟着搜救队又去了河边。

她挣扎着要下床，被她妈死活按住了。她妈哭着说：“梅啊，你别折腾了。你这条命也是从车轮底下捡回来的，你再有个好歹，让娘怎么活？家和的事……警察会找的，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赵春梅却像没听见一样，用那只没伤的左手撑着床沿，一点一点坐起来，把打着石膏的右腿慢慢往床下挪。伤口扯得生疼，额头上的纱布渗出一点血迹。她咬着牙，不吭声，硬是把右腿放到了地上。

她妈见状，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抱住她，嚎啕大哭：“作孽啊！这是作了什么孽啊！”

正哭着，病房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梁医生，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身材瘦高，戴着顶毛线帽，看起来风尘仆仆的。

梁医生看了看赵春梅，又看了看她妈，低声说：“春梅，这位就是家和的表哥，张建军。他听说家和出事了，连夜从郑州赶过来的。”

张建军走到病床前，看了赵春梅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失望，有愤怒，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他没有骂她，只是叹了口气，说：“家和跟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这个人，有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从来不跟人说。我上个月给他打电话，听出他情绪不对，就想让他来郑州住几天。他不来，说家里走不开。我还以为是他娘身体不好，谁知道……”

他没有说下去，但赵春梅已经听懂了。周家和说的“家里走不开”，是指她。他在那种时候还在为她考虑，怕她一个人在家不放心。

赵春梅的眼泪又掉下来，她低着头，不敢看张建军的眼睛。

张建军接着说：“我这次来，一是帮忙找人，二是有个东西要给你。是家和之前寄存在我那里的，他千叮咛万嘱咐，说要等他走后才能拿出来。”

“什么东西？”赵春梅抬起头，声音颤抖。

张建军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她。信封没有封口，上面用圆珠笔写着“给春梅”三个字，笔画生硬，是周家和的字迹。

赵春梅接过信封，手抖得厉害，拆了好几次都没拆开。最后是张建军帮她撕开的。里面掉出来一把钥匙，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对折的信纸。

钥匙她认得，是老家的院门钥匙。银行卡上有密码贴纸，一看就是周家和的风格，怕她记不住。信纸展开，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有些地方涂改过，有些地方洇着水渍，像写的时候掉了泪。

“春梅：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别难过，我不怪你。这五年，是我没本事，让你跟着我吃苦。我早知道你心气高，看不上我。我不怨你，真的。你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会回来了。可我没想到，连孩子也没了。梁医生跟我说的时候，我快疯了。那是我们的孩子啊。我天天在厂里加班，就是想攒够钱，给你一个像样的家。可这个家，还是散了。房子给你，车我开走了。银行卡里有十二万，是我这些年背着你存的，密码是你生日。老家的钥匙也给你，那院子虽然旧，但值不了几个钱，留个念想。你还年轻，以后找个对你好的人，好好过。别找我，我不值当你费心。家和。”

最后那个名字写得特别大，占了两行，笔画歪斜，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赵春梅把信纸紧紧贴在胸口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哭到嗓子彻底哑掉，只能发出“嘶嘶”的气音，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在干涸中绝望地挣扎。

她妈和张建军站在一旁，谁都没有说话。这种时候，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梁医生也别过脸去，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不知过了多久，赵春梅终于止住了哭。她缓缓坐直身子，用袖子擦了擦脸。那件袖子上还沾着干涸的血迹，混着泪痕，一片狼藉。她的眼神却出奇地清醒，像是哭过之后，整个人被掏空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壳子，和一种执拗到近乎疯狂的决心。

“我要回老家。”她说，“我去等他。他一天没找到，我就等一天；一年没找到，我就等一年。他要是……真的不在了，我就在老家给他守一辈子。”

她妈急了：“梅儿，你说啥傻话！你还这么年轻……”

“妈，你别劝我了。”赵春梅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我欠他的，这辈子还不清。除了等他，我没有别的办法让自己好过一点。”

张建军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能这么想，家和要是知道，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不过你这身体，得先养好。老家那边，我让人去收拾一下，等你能动了再回去。”

赵春梅摇了摇头：“不用等。我现在就能走。”

她掀开被子，把双腿从床上挪下来。右脚刚沾地，一阵钻心的疼从脚踝传上来，她咬紧牙关，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硬是扶着床沿站了起来。右胳膊还吊着绷带，整个人歪歪斜斜的，像随时都要倒下去。

她妈想扶她，被她轻轻推开了。她看着梁医生，说：“梁医生，麻烦你给我开几天的药，我带回去吃。家里的医院也能换药。”

梁医生犹豫了一下，最终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行。我给你写好转诊单，你回去到乡镇卫生院定期换药。记住，右肩不能受力，右腿不能踩地，否则以后会落下残疾。”

赵春梅点了点头，又转向张建军：“表哥，老家的门，我想自己去开。”

张建军看着她，缓缓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摸出手机：“行。我先帮你联系老家的邻居，让帮着买点米面油。你一个伤员，回去了也动弹不了。”

赵春梅没有再说话。她弯腰，用左手捡起掉在地上的搪瓷缸子，放进那个黑色塑料袋里。又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和那张撕碎又粘好的B超单、离婚协议书一起，贴身收好。

当天下午，赵春梅就办了出院手续。她爸从河滩赶回来，眼眶红红的，说搜救队在下游又发现了一只鞋，但不确定是不是周家和的。赵春梅听了，只是点点头，没有多问。她把家里钥匙留给了张建军，托他去县城那套房子里处理后续的事，又让她妈帮她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连同那个黑塑料袋和她的私房钱，塞进一个帆布包里。

她爸租了辆车，往西开了将近两个小时，赶在天黑之前到了老家。那是周家和的老家，一个叫周庄的小村子，离县城六十多里地。村子不大，百十来户人家，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周家和的爹去世得早，他娘前年也走了，留下个老院子，三间平房，砖墙斑驳，屋顶的瓦片有几处塌陷，院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

赵春梅的公公婆婆都不在了。她和周家和结婚后，只在逢年过节回来住几天。她那时嫌弃这里穷，嫌弃屋里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器，连上厕所都要去院子外头的旱厕。每次回来她都拉着一张脸，周家和总是好脾气地哄她，说以后有钱了就翻盖新房。

现在，院门上的铁锁已经锈迹斑斑。赵春梅用那把钥匙，费了好大劲才拧开。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陈旧的、混合着尘土和木头腐烂的气味扑面而来。她站在门槛外，看着那三间破旧的平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里，就是周家和长大的地方。这里有他所有的童年记忆。而她，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她甚至不知道他小时候喜欢吃什么，玩什么。五年婚姻，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未真正走进过他的人生。

她妈在旁边扶着她，劝她别进去了，先去邻居家歇一歇，等买了被褥再来。赵春梅摇了摇头，说：“我想进去看看。”

院子里荒草丛生，一条砖铺的小径隐约可见。她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往里走。走到堂屋门口，推开门，屋里阴暗潮湿，几件旧家具上落满了灰。墙壁上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是黑白的全家福，周家和十来岁的样子，站在他爹妈身后，笑得露出两排白牙。

赵春梅伸手摘下相框，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把周家和那张稚嫩的脸擦得亮了一些。她抱着相框，在堂屋门槛上坐下来，望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周家和这么近。

仿佛那个小男孩的笑声，还在院子里回荡。仿佛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正在厨房里生火做饭，烟囱里会飘出带玉米碴味的炊烟。

她闭上眼睛，对已经到来的、漫长而未知的等待，做了一个深呼吸。

老屋很冷，像一座被遗忘已久的荒冢。但赵春梅决定留在这里。她要在这座院子里，等一个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的人。

邻居张大娘听说周家媳妇回来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过来看。一见赵春梅裹着石膏吊着胳膊站在院子里，老太太先是一惊，继而抓住她的手，老泪纵横：“家和小子呢？我听说出事了？找到没有？”

赵春梅摇了摇头。张大娘拍着大腿，哭天抢地：“哎呀，这个傻孩子！他爹走得早，他娘前年才闭上眼，他这一走，周家可咋整啊……”

赵春梅扶住老太太，说：“大娘，家和会回来的。我在这儿等他。”

张大娘抹着泪，絮絮叨叨说起周家和小时候的事。说他老实，念书那会儿被同学欺负也不还手，回家还不跟他娘说，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说他孝顺，他爹病重那几年，他十来岁就背着药箱去镇上抓药，来回三十里地，风雨无阻。说他手巧，会修收音机，会垒鸡窝，还会给邻居家的小孩做木头手枪。说他娶了媳妇之后，每次回来都给村里老人带吃的，挨家挨户送。

赵春梅听着，心里像有一百根针在扎。原来她的丈夫，在别人眼里是这样的人。只有她，有眼无珠，把一个宝当成了一根草。

张大娘抹完泪，又拉着赵春梅的手说：“闺女，你好好养着。有啥缺的跟我说，我让你大成哥去镇上给你买。家和那孩子命苦，你可不能再出啥事了。”

赵春梅点点头，眼眶又湿了。她没想到，自己做了那么丢人的事，村里的老人还愿意这样对她。也许，这就是周家和留下的余温。他走了，他的好人缘还在，还在替她挡着风霜。

晚上，张大娘让她儿子大成送来了两床被褥，一捆干柴，一筐煤球，还有几个热乎乎的包子和一暖瓶开水。赵春梅她妈帮她把西屋收拾出来，铺好床，生上了炉子。赵春梅她爸把院子的荒草铲了铲，又用塑料布把塌陷的房顶简单遮了一下。

赵春梅躺在陌生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北风刮过槐树枝桠的声音，像有人在哭。她拿出周家和的那张全家福，就着昏黄的灯光看了又看。照片上那个咧着嘴笑的小男孩，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又从这个世上消失了。像一滴水落进黄河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她把相框抱在怀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她见到了周家和。他还是穿着那件灰蓝色的旧工作服，站在黄河边冲她笑。她拼命地跑过去，想抓住他的手，可每一次快要碰到的时候，他就往后退一步。她跑得气喘吁吁，却怎么也追不上。最后，他转过身，背对着她，朝着翻滚的河水走去。她想喊他回来，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那浑浊的水一点一点吞没。

她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右腿疼得厉害。窗外已经露出鱼肚白。她坐起身，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发现枕头又湿了一片。

新的一天开始了。她要学会，在没有周家和的日子里，活下去。

她妈一大早就起来，用院子里压水井打上来的水，扫了院子，又用带来的挂面和鸡蛋做了一锅热汤面。赵春梅坐在堂屋的小马扎上，左手攥着筷子，笨拙地扒拉着面条。她妈看着她，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说：“梅儿，你想好了？真不回县城了？”

赵春梅喝了口汤，点了点头：“妈，我不回去了。那套房子，我打算卖掉，把钱还给家和他表哥。老家的院子，我想收拾出来，等他回来。”

她妈急了：“你卖了房子住哪儿？这老屋破破烂烂的，哪能长住？再说，他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呢……”

话一出口，她妈就知道说错了，连忙捂住嘴。赵春梅握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没有抬头，声音却很平静：“他要是活着，一定会回这里。他要是……没了，我就替他守着这里。”

她妈红了眼圈，背过身去擦眼泪。她爸在院子里默默地清扫着落叶，一下一下，扫帚摩擦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响声。老两口都知道，闺女的脾气随了她爹，认准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吃完饭，赵春梅拄着木棍，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她脚上的石膏还没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院子的西南角有一棵老槐树，树杈上架着几根枯枝，朝阳的地方已经冒出几点绿意。她走到树底下，抬头看，光线从枝桠间漏下来，落在她脸上，暖融融的。

她记得，周家和曾经跟她说，这棵槐树是他爷爷种的，有六七十年了。他小时候经常爬到树上去掏鸟窝、采槐花。每年四月，槐花开了，满院子都是甜的。他娘把槐花摘下来，拌了面蒸着吃，撒上蒜泥和香油，他能吃两大碗。有一次他吃得肚子溜圆，躺在树底下的凉席上睡着了，太阳晒得他脸红扑扑的，像只贪嘴的兔子。

赵春梅没有见过那样的周家和。她认识他时，他已经是个沉默寡言的成年人。她错过了他最活泼、最生动的年华。而她自己那些年轻鲜活的日子，却都给了那个连名字都不愿再提的男人。

她走到院子北边的厨房，推开那扇矮小的木门。里面黑黢黢的，土灶上落满了灰，烟囱从屋顶伸出去，像一根枯瘦的手指。灶台旁有一个豁了口的瓦罐，里面插着几根干枯的树枝。她用手摸了摸灶台，指头上沾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她想，如果周家和回来了，她要用这个土灶给他做一顿饭，哪怕她手艺不好，哪怕她只会煮个稀饭，她也要让他吃上一口家里做的热乎饭。

她把这个念头放在心里，像在黑暗中护着一盏微弱的油灯，不让它被风吹灭。

接下来的日子，赵春梅一边养伤，一边托人打听周家和的消息。刘警官每隔两三天就给她打个电话，报告搜救进展。从下游的浮桥到更远的渡口，从河滩的芦苇荡到沿岸的村庄，能找的地方都找了。最接近的一次，是在下游五公里处发现了一串脚印，经过比对，鞋子大小跟周家和的一致。但脚印在河岸边消失了，再没有后续。

她心存侥幸。也许他爬上了岸，被好心人救了。也许他走了，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只是不想回来面对她。这样想着，她就觉得等待有了意义。

正月十五那天，县城那套房子的买主张建军帮她谈成了。价格不高，十八万，买方一次性付清。赵春梅把钱分成两份，一份十万，让张建军转交给周家和的远房亲戚们，虽然周家和没有兄弟姐妹，但这些年来往不多的亲戚总该有个交代。剩下的八万，她存进一个定期存折，打算留给周家和。如果他回来，这笔钱就交给他，算是她最后能为他做的一点事。

张建军劝她别这样，说家和留给她的就是她的。赵春梅摇了摇头，说：“表哥，我不能要。这个钱我要是花了，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

张建军看着她消瘦而坚定的脸，最终没有再坚持。

房子卖掉的第二天，赵春梅收到了一个快递。包裹是县医院收发室转过来的，寄信地址是信阳。她打开，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温泉度假村的大堂，照片上她和一个男人的半个背影被拍下来，画质模糊，但足够辨认。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你丈夫来找过你，他什么都知道了。好自为之。”

没有署名。但那字迹她认得，是孙德利的。她的胃里泛起一股强烈的恶心，像吞了一只活苍蝇。她把照片撕得粉碎，扔进了炉子里。火焰舔舐着那些碎片，发出“噼啪”的声响，很快将她和那个男人的最后一丝联系化为灰烬。

好自为之。这四个字像四根冰锥，深深地刺进她的身体。她好自为之了。她回到老家，守着丈夫的院子，等着一个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的人。她失去了一切，连同她最后的尊严，都一并埋葬在了这个破败的院落里。

可她必须活着，必须等下去。因为只有等待，才能让她感觉自己还欠着周家和什么，才能让那颗被悔恨啃噬得千疮百孔的心，有继续跳动的理由。

三月，春意渐浓。老槐树的枝头绽出了嫩黄的芽尖，院墙根下冒出了几簇不知名的野花，粉的白的，在风里轻轻摇晃。赵春梅的右腿拆了石膏，可以慢慢走路了。她在院子里开了一小块地，用铁锹一下一下地翻土。她妈帮她撒了菠菜籽和小葱籽，又栽了几垄土豆。她说，等家和回来的时候，院子里就有青菜吃了。

她学会了自己烧土灶。头几次不是火灭了就是烟太大，呛得她眼泪直流。后来慢慢摸出了门道，能蒸馒头、熬稀饭、炖一锅白菜粉条。她吃饭的时候，总是多摆一副碗筷，放在对面，像是周家和随时都会推门进来，喊一声“春梅，我饿了”。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老人们喜欢来赵春梅的院子里坐坐，摘一把菠菜，说几句家常。他们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周家和的媳妇，现在一个人住在老屋里等丈夫回来。有人劝她别等了，趁年轻改嫁，她只是笑笑，不说话。时间长了，大家也不再劝了，反而夸她有情义，说现在这样的女人不多了。

赵春梅听着这些夸赞，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算什么有情义？她不过是罪孽深重，想在余生的孤独中洗刷一点点肮脏而已。

四月中旬，老槐树开花了。满树的槐花挂下来，像一串串风铃，又像一场迟到的雪。赵春梅站在树下，伸手够了一串，放进嘴里嚼，那甜丝丝的味道跟周家和说的一模一样。她又摘了半篮子，学着记忆里的做法，拌上面蒸熟，调了蒜泥和香油，端上桌。吃第一口的时候，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滴在碗里，跟槐花饭混在一起，咸咸的，甜甜的。

她每天都会去村口那条土路上张望。一天，两天，三天。她望着路的尽头，像望着一扇永远不会打开的门。她甚至沿着那条路朝镇上的方向走了很远，一直走到腿脚酸痛，走到夕阳西沉。路边的杨树哗啦啦地响着，像在笑她傻。她坐在路边的土坎上，把脸埋在膝盖里，任晚风把她的头发吹乱。

有一天傍晚，村口开进来一辆白色轿车，车上下来两个男人，说是县里公安局的。赵春梅心里咯噔一下，差点站不稳。她把两位民警请进屋，给他们倒了水，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小半。

其中一位民警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塑料物证袋，里面是一块深灰色的布片，浸泡得有些发白，边缘撕裂，上面还有几处褐色的水渍。赵春梅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周家和那件外套上的口袋一角。口袋上有一道缝补过的痕迹，针脚细密，是周家和自己补的。那时候她说他补得丑，他笑笑说能穿就行。

“这是在下游八公里处的河滩上发现的，缠在树根上。我们做了DNA比对，跟你丈夫牙刷上的样本一致。”民警的声音很沉，“赵春梅同志，我们很遗憾……”

赵春梅听到“DNA比对”四个字，脑子嗡嗡作响，后面的话都听不清了。她的手撑着桌面，勉强站稳身子，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那……人呢？没找到人，不算……”

民警沉默了片刻，说：“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周家和已经不具备生还的可能。我们准备启动死亡宣告程序。不过，你如果还有异议，可以提出申请，继续保留寻找。”

赵春梅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她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什么意思。

民警走后，她坐在门槛上，一直坐到天黑。手里还攥着那个小小的物证袋，里面那片布，像一只断了翅膀的蝴蝶，安静地躺在她掌心里。

她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像一滴悬在空中的泪。

“家和，”她轻声说，“你到底在哪儿呢？你真的不要我了？”

夜风穿过老槐树的枝叶，发出呜咽般的声响。没有人回答她。

只有远处的蛙鸣，一声接一声，像在诉说着一个永无答案的谜。

赵春梅把布片收好，跟那张撕碎又粘好的B超单放在一起。她回到屋里，对着一桌子的槐花饭，拿起筷子，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吃下去。那饭已经凉了，蒜泥的味道变得辛辣刺鼻，可她像吃不出味道一样，机械地咀嚼，吞咽。

她不能倒下。不能放弃。只要还能等，就还没有彻底失去。

这是她给自己活下去的唯一一个理由。

日子像村口那条土路一样，坑坑洼洼的，却依然向前延伸。入了夏，老槐树的叶子浓密起来，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把小院遮得凉凉爽爽。赵春梅在院子里种了豆角和黄瓜，搭了架子，藤蔓顺着木条往上爬，开出一朵朵细碎的小花。她的身体渐渐恢复了，虽然右肩在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但已经不怎么影响生活了。

她用县城卖房剩下的钱，把老屋修了修。换了房顶的瓦片，粉刷了外墙，还在院子里打了口压水井。村支书听说她在修老屋，专门带人来帮忙，还给她申请了一笔农村房屋维修补贴。赵春梅推辞不掉，只好收下，心想等家和回来，一定好好感谢村里人。

六月底的一天，赵春梅去镇上赶集，买了些生活用品。回来的路上，她骑着那辆从县城带回来的电动车，经过镇中学门口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背影。那是一个男人的背影，中等个子，穿着件灰白色的短袖衬衫，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走在路边的树荫下。他的走路姿势，他微微前倾的肩颈，像极了周家和。

赵春梅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她猛地刹住车，脚撑在地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个背影。那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停了一下，但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

“家和！”赵春梅脱口喊出来。声音尖利，在午后的柏油路上显得格外刺耳。

那人回过头来。是一张陌生的脸，比周家和年轻一些，皮肤白净些，戴着副近视眼镜。他疑惑地看着赵春梅，问：“你叫我？”

赵春梅张了张嘴，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她摇摇头，说了句“认错人了”，然后骑上电动车，逃也似的离开了。风从耳边刮过，带着夏天的热浪，她把油门拧到最大，泪水被风干在脸上，留下两道发疼的痕迹。

她以为时间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每一次看到相似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她的心脏还是会像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疼得她直不起腰来。

她回到家，把电动车推进院子，坐在槐树底下的石墩上，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晒得有些发黑的手。这双手，以前涂着指甲油，十指不沾阳春水。现在，指甲剪得秃秃的，指关节粗大，手心里布满了细小的伤口和硬茧。如果周家和看到她现在的样子，会不会觉得陌生？

她经常在梦里见到他。有时候是好的，他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笑呵呵地看着她，问她吃饭了没有。有时候是坏的，他站在黄河边，浑身湿透，脸色惨白，嘴唇翕动着说着什么，她听不清，拼命凑近，却看到他身上爬满了青灰色的水草。她尖叫着醒来，满头满脸都是冷汗。

每当这时候，她就会摸黑起床，走到堂屋里，借着月光看那张全家福。照片上的小男孩依然咧着嘴笑，不知愁苦。她用手指摩挲着相框的玻璃，在心里对他说：“家和，你到底在哪儿？你回来好不好？我不求别的，只求你活着。只要你还活着，我什么都愿意做。”

可是，回应她的，只有夜里风吹树叶的声音，和远处田地里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

七月，张建军打电话来，说在郑州郊区的一个工地上，有人看到一个长得像周家和的人。那人做小工，不爱说话，吃住都在工地，干了二十来天就结工钱走了。张建军去问过，工地老板说那人登记的名字是“王老五”，身份证掉了，拿的是临时工卡。张建军调了工地门口的监控，画面模糊，但体态轮廓确实跟周家和有几分相似。

赵春梅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差点把手机掉进压水井里。她立刻收拾东西，让张建军带她去那个工地。两人在郑州转悠了两天，找遍了附近的劳务市场和廉价旅馆，逢人就打听，见人就问。可那人就像一滴水落进了沙地里，悄无声息地蒸发了。

从郑州回来之后，赵春梅的情绪又跌入低谷。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没有出门。她妈急坏了，天天从驻马店打电话来，又让张建军去家里看她。张建军隔着门喊她，她也不应。最后还是张大娘用备用钥匙打开门，才把她从屋里拉出来。

她瘦了整整一圈，脸颊凹陷，眼睛又大又空，像个游魂。张大娘心疼地把她搂在怀里，说：“闺女，你可不能这样。家和要是知道，得多难受？你得把身体养好了，才有劲接着找啊。”

赵春梅靠在张大娘怀里，身体不停地发抖。她太累了。身体累，心更累。可她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她还得继续找。因为她是周家和的妻子，是她把他逼到了那条路上。这个债，她还不起，但也放不下。

就在她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老屋门口。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干枯发黄，脸色蜡黄，像是大病初愈。她站在那里，犹犹豫豫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赵春梅以为自己看错了。她揉了揉眼睛，确认了好几遍，才喊出声：“梁医生？你怎么来了？”

梁医生笑了笑，笑容有些疲惫。她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水果和几盒药。她说：“我辞职了。来这附近支教，顺便……来看看你。”

赵春梅把她让进屋，倒了水，又去厨房洗了两个黄瓜。梁医生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打量着这间翻修过的老屋，目光落在墙上那张全家福上，停了很久。

“我听说你一直在找他。”梁医生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赵春梅不太熟悉的沉重。

赵春梅点点头，在梁医生对面坐下，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

梁医生沉吟了一会儿，说：“我这次来，其实是想跟你说一些……我以前没说的话。也许你听了会不舒服，但我总觉得，你应该知道。”

赵春梅抬起头，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梁医生看着她的眼睛，缓缓说道：“当初你丈夫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聊了很多。你猜他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他觉得那个孩子，可能不是他的。”

赵春梅愣住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梁医生打断了。

“他问我会不会弄错。我跟他说，根据你描述的时间和孕周，那个孩子应该就是他的。他听完，没有高兴，反而哭了。他说，他一边庆幸孩子是自己的，一边又害怕孩子生下来之后，你会因为孩子而更恨他。”梁医生顿了顿，“春梅，他始终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是不幸福的。他觉得只要他离开了，你就能名正言顺地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他打心底里认为，自己在你的世界里，是个多余的人。”

赵春梅的眼泪从下巴滴下来，落在腿上，洇开一片深色。她咬住嘴唇，拼命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那天劝了他很久，让他别钻牛角尖。他走的时候还冲我点了点头，说他想通了，回去跟你好好过日子。”梁医生的声音有些颤抖，“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回去之后，看到的却是一屋子冷清，和……知道你已经走了好几天的事实。”

赵春梅听到这里，再也撑不住了。她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终于听到了自己被人遗忘的真相。

梁医生没有劝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也红了。等她哭够了，梁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对折的处方笺，递给她：“这是你丈夫上次去找我的时候，问我要的东西。他说，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我这里，就把这个给你。如果你永远不来，就让我烧掉。”

赵春梅接过处方笺，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行字。地址是镇上一个照相馆的，字是周家和的笔迹：“全家福的底片在那里，记得去洗一张大的。我爹说，槐花开的时候，照相最好看。”

赵春梅把处方笺贴在胸口，仰起脸，泪水像决了堤的河水，顺着她的脸颊、脖颈，一直流进衣领里。她仿佛看到很多年前，那个十来岁的周家和，站在槐花树下，对着他爹的镜头，笑得没心没肺。

而她，终于明白，她弄丢的，不仅仅是一个丈夫，还有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开满槐花的人生。

那天夜里，赵春梅把梁医生送走后，一个人站在老槐树底下，仰头望着满树的枝叶。月色很好，透过叶隙洒下来，地上光影斑驳，像撒了一层碎银子。

她伸手抱住粗糙的树干，把脸贴上去。树皮上的纹路硌得她脸颊生疼，可她却觉得，这样就能离周家和近一点，再近一点。

“家和，”她喃喃地说，“槐花已经开过了。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会一直在树下等你。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拍全家福。我们自己的全家福。”

风把树上的叶子吹得沙沙作响，像在回应她的低语。

而她的身后，夜色中的村庄静谧而温柔，远处传来几声布谷鸟的啼叫，像是在说：等等吧，再等等。有些东西，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顺着原路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