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办证被卡7次，我穿便装坐三轮去大厅，当局长面拨通县长电话

我叫孙志远，在省政府政研室工作，副处级。

这职位放在省城，不算显赫，但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却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当然，我大舅不知道。他只知道我在省城“坐办公室”，具体干什么，他说不清，我也没细说过。

我大舅姓方，叫方守田，今年五十七。我娘走得早，我爹又常年在外地打工，我从小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大舅是姥姥最大的孩子，底下还有我妈和两个姨。他年轻的时候在县国营酒厂上班，后来酒厂倒闭，他就在城关镇开了家卤肉店。店面不大，两间门面，门口支口大铁锅，咕嘟咕嘟卤着猪头肉、牛腱子和豆腐干。我童年里最香的味道，就是大舅卤肉锅里飘出来的那股混合着八角、桂皮和陈皮的气味。

大舅手艺好，实在，称肉的时候秤杆子总是翘得高高的。别人家卤肉卖不完，他的不到中午就卖空了。可就是这么个老实巴交的手艺人，这两年为了一个小本买卖，被县里市场监督管理局折腾了七次。

事情要从去年春天说起。大舅想把卤肉店扩大经营，在城东新开的农贸市场里再租个摊位，卖现卤现切的熟食。他跑到县市场监管局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头一回，窗口说缺健康证。他去县医院体检，花了三百多，拿了证。第二回，说缺经营场所平面图。他找隔壁打印店花五十块画了一张。第三回，说加工场所和销售场所要分开，他那个摊位不符要求。大舅赶紧找人改了摊位的隔断，花了两千多。第四回，说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跟申请的不符，要去工商窗口先变更。第五回，说变更之后要等系统数据同步，至少半个月。第六回，说材料上的店名跟核名通知书不一致，得重新核名。第七回，大舅拿着重新弄好的材料又去，窗口的人翻了翻，说还缺一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大舅站在大厅里，捧着一摞材料，手都抖了。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他干了半辈子卤肉，连只苍蝇都没飞进过他的操作台。他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条文，只知道一趟一趟地跑，一趟一趟地补，补到最后，连窗口的小姑娘都认识他了，看见他就说：“老方，你这材料还是不行啊。”

我大舅的小儿子，也就是我表弟方磊，实在气不过，在县政府网站上发了个帖子，反映窗口办事难。帖子发出去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删了。第二天，辖区市监所的人就去了大舅的卤肉店，说接到举报，店里的卫生状况不达标，要停业整改。大舅急得差点给人家跪下。好说歹说，罚了两千，写了保证书，才没关门。

那天晚上，大舅给我打电话，声音嘶哑：“志远，你在省城见多识广，你说大舅到底是哪儿做错了？我本本分分做生意，怎么连个证都办不下来？”我握着手机，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我说：“舅，你先别急，我回头帮你问问。”

第二天，我跟处里请了三天假，坐高铁回了县城。我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也没有告诉大舅我具体什么时候到。下了高铁，我在车站门口叫了辆三轮车。开三轮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问我到哪儿。我说：“师傅，县政府旁边的那个政务服务中心。”老师傅乐了：“哟，去办事啊？穿这么朴素，是不是又是去被刁难的？”

我低头看看自己，白衬衫外面套了件灰色的夹克，脚上是双旧运动鞋，确实朴素。我笑了笑，没说话。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过县城老旧的街道，路两边种着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经过城关镇那条街时，我让师傅开慢点。远远看见大舅的卤肉店开着门，门口那口大铁锅还在冒着热气。大舅站在案板后面，正低头切肉，旁边站着几个买肉的顾客。他花白的头发在热气里若隐若现。

我转过头，说：“师傅，走吧。”

到了政务服务中心，我付了钱，下车。门口站着一个保安，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我走进去，大厅里人不少，但很多窗口都空着。我找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办事窗口，排队的人不多，前面有个老大爷在办营业执照变更，窗口里的年轻姑娘头也不抬地说：“材料不全，下一个。”

大爷急了：“闺女，我都跑了四趟了，你一次说一个问题，能不能一次说完？”姑娘不耐烦地敲了敲台面：“大爷，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材料不齐，系统过不去，我有什么办法？下一个！”

大爷叹了口气，抱着材料走了。我走到窗口前，把手里的一份材料递过去。那是我来之前，让表弟把大舅的申请材料全部复印了一份。窗口姑娘扫了一眼，皱起眉头：“怎么又是这个方守田的？不是说了吗，缺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我说：“同志，他这份申请从去年三月份开始，前后补了七次材料。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办事指南里，有没有一次性告知制度？”姑娘抬眼看我，大概是觉得我不像一般人，语气收敛了些：“有，但我们窗口每天那么多事，不可能每个都提醒到位。再说了，他找代办不就行了？自己跑，肯定跑不明白。”

我笑了：“找个代办，多少钱？”她说：“那不一定，看情况。像这种办证的，一般千把块钱吧。”我说：“也就是说，他跑了七次，不如花一千块找代办来得快，对吗？”姑娘脸色变了，不再接话。旁边一个挂着“股长”胸牌的男人走过来，板着脸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方守田的外甥。我想问一下，他这个证，到底能不能办？”那股长上下打量我一眼，大概看我穿着普通，又坐三轮车来的，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拉了把椅子坐下，翘着二郎腿，说：“能办，但要符合条件。谁都想开店，可不是谁都能开。食品安全无小事，我们把关严一点，是对老百姓负责。”我说：“那把需要补的材料一次说清楚，这也是把关的一部分吧？”他说：“窗口人手紧，材料又多，难免有疏漏。你要是觉得不对，可以去投诉。”说完，他指了指墙角的意见箱。

我看着那意见箱，忽然想起表弟被删掉的帖子。在这个县里，那个箱子大概从来没被打开过。我走到意见箱跟前，伸手摸了摸，上面落了一层灰。我转过身，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号码。我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几分熟络：“志远？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说：“张县长，我在县政务服务中心。我今天不是以省政研室的身份来的，就是以一个普通群众家属的身份来办点事。可你们这里的窗口，好像不欢迎普通群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椅子挪动的声音：“你具体在哪个窗口？我马上过来。”我说：“不用你过来。我就想问问，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窗口，是不是应该遵守一次性告知制度？一个老百姓办个食品经营许可证，被卡了七次，补了七回材料，这正常吗？”张县长说：“有这种事？我立刻安排人查。”

我说：“张县长，我不是来告状的。我大舅的申请材料，我今天带来了。麻烦你打个招呼，让他们当面审一审，看看这次还缺什么。要是真缺，我陪我大舅去补。要是不缺，今天就把证发了。”张县长说：“你把电话给窗口的人。”

我走到窗口前，把手机递给那个股长。那股长愣了一下，接过去，刚“喂”了一声，整个人像被电了一下，腾地站起来，脸色变得煞白。他拿着手机，腰弯成了虾米，嘴里不停地说“是、是、好、我马上办”。挂了电话，他把手机还给我，双手递的，脸上堆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孙、孙先生，您稍等，我这就给您审核材料。”

我站在窗口前，看着他手忙脚乱地翻材料。那姑娘也慌了，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周围来办事的群众都好奇地看着这边，交头接耳。我转过头，对人群说：“大家以后来这儿办事，如果遇到材料不一次说清、故意刁难的情况，就记下工号，打12345或者找县纪委。别怕，也别花钱找什么代办。你越是找代办，他们越觉得你好欺负。”

人群里有人鼓掌，紧接着，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最后连成一片。那股长的头上渗出了汗，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过了不到半小时，一份崭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打印出来。他双手捧着，递到我面前：“孙先生，证办好了。方守田的。”我接过来看了看，上面照片、信息都对。我点点头，说了句“谢谢”。

从大厅出来，我站在台阶上，阳光晒得人睁不开眼。我掏出手机，给大舅打了个电话：“舅，你的证我拿到了。今晚我去你店里吃卤肉。”大舅在电话那头“啊”了一声，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才说：“你、你回来了？那证真办好了？”我说：“办好了。你以后该开店开店，没人再敢卡你。”大舅在电话那头笑了，笑着笑着声音就哑了：“好，舅晚上给你切最肥的猪头肉，管够。”

那天傍晚，我走着去大舅的卤肉店。路过城关镇的老街，两边的梧桐树荫影斑驳。大舅站在店门口，围裙上沾着油点子，看见我，笑得满脸褶子。他把我拽进店里，按在椅子上，端上来满满一盘卤肉，有猪头肉、猪耳朵、牛腱子，还配了一碟蒜泥和半斤白酒。

大舅坐在对面，看着我吃。他说：“志远，你在大城市当官，舅多少知道一点。可舅不想给你添麻烦。这次要不是实在没法子……”我打断他：“舅，这怎么能叫麻烦？你从小把我拉扯大，我连这点事都不能给你办，我这官当得有什么用？”大舅摆摆手，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一仰脖，干了。他说：“舅没文化，不懂什么大道理。但舅知道，做人得正。你当官了，要多为老百姓办事，别学那些卡人脖子的东西。”

我点头，说：“我知道。”那晚的卤肉，我吃了很多。大舅的卤锅还是那个味，八角、桂皮、陈皮，还有一味我说不出来的香。那是时间熬出来的，也是人心熬出来的。

回省城后的第二个星期，我听表弟说，县政务服务中心开了整顿大会，好几个窗口的工作人员被调整了岗位。那个股长被调离了窗口，去了一个偏远所里。表弟在电话里笑，说：“哥，你那个电话，现在全县都传遍了。说有个省里来的干部，穿着旧夹克，坐三轮车去办事，一个电话打到县长那，把证当天就办了。”我说：“什么省里来的干部，我就是你哥。”表弟嘿嘿笑，说：“反正你给咱家长脸了。”

我没有再接话。有些脸面，不是争来的，是别人给你的。可我更高兴的是，大舅现在能安心开店了，新摊位也开张了，生意比以前还好。前些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新摊位卖得最好的是卤豆干，一天能卖两大锅。他说：“志远，等你再回来，舅给你卤一整只猪头。”我笑着说：“行，我带酒。”

挂了电话，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省城的夜晚灯火通明，车流如河。我想起那个坐三轮车穿过县城街道的早晨，想起大舅花白的头发在卤锅热气里若隐若现，想起那个大厅里稀稀拉拉的掌声。它们像一盏灯，照着我脚下的路。

这身衣服穿得朴不朴素不要紧，坐不坐三轮车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心里得装着老百姓。我大舅能顺利拿到证，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因为公理站在他这边。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亮。我拨通了大舅的电话，响了两声，他接了：“志远，咋了？”我说：“没事，就想听听你的声音。你卤肉的时候，放了什么，怎么那么香？”大舅笑了，说：“放了良心呗。”我也笑了。

是啊，良心。有些东西，别人看不见，也尝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