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北京沙河机场,空军调度员发现,一架编号为3685的直升机没有按正常程序飞行,正借着夜色向北方移动。机上人员包括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行员陈修文和副驾驶员陈士印。
这不是一次普通调机。
报告很快送到空军司令部,又转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情况紧急,周恩来当即作出指示,毛泽东也明确要求:“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夜空漆黑,直升机没有开航行灯,空军战机一时难以锁定目标。搜索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天色将亮,目标才被重新发现。歼击机升空跟踪,直升机的处境随之改变。
真正决定这架飞机命运的,并不是空军战机,而是驾驶员陈修文临危之际做出的选择。
飞机起飞后,陈修文很快察觉异常。直升机没有导航设备,也不许打开航行灯,却被要求在黑夜中向北飞行。这样的安排,对于有经验的飞行员而言,显然不合常规。
陈修文没有立即反抗,而是故意说燃油不足,必须找地方降落加油。周宇驰马上阻止,声称不能降落,还试图安抚飞行员:“林副主席已经在乌兰巴托了,出了国境就没事。”
这句话反而暴露了真实意图。
陈修文随即借飞机晃动的机会,悄悄改变航向,逐渐把飞机引向北京。夜幕之下,周宇驰等人无法准确判断方向,只以为飞机仍在向北飞行。陈修文依靠飞行经验,经过张家口、宣化一带,控制着直升机折返。
有意思的是,危险并没有立刻爆发。当天色渐亮,头顶出现歼击机后,机舱里的紧张才彻底压不住。周宇驰发现飞机航向改变,问道:“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
陈修文回答:“上面有歼击机,不机动飞行可能会被打下来。”
为了继续迷惑对方,陈修文还破坏了罗盘,并称罗盘早已发生故障。此时,直升机已经回到北京附近,空军战机一路监视,地面部队和民兵也在搜寻可能的降落地点。
直升机最终在怀柔沙峪附近下降。飞机离地约二十米时,周宇驰突然拔枪射击,陈修文中弹倒下。副驾驶员陈士印也受了伤,他将陈修文的血抹在脸上,躺在机舱中装死,才躲过了再次检查。
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带着文件逃进山中。三人知道,飞机已经被截回,外逃道路彻底断绝。奔跑一阵后,周宇驰提出两种“死法”:要么由他开枪,要么三个人自行解决。
随后,几份重要材料被匆忙撕碎。三人约定同时开枪,枪声很快响起。周宇驰和于新野当场死亡,李伟信却在开枪时把枪口偏向了空中,随后起身逃跑,很快被民兵抓获。
这场短暂而混乱的逃亡,背后牵连的并不只是几名空军干部。周宇驰当时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长期参与林立果身边的秘密活动。林立果虽年纪很轻,却在空军系统内获得了超出正常程序的权力,甚至形成了能够调动人员和传递指令的小圈子。
问题的根子,出在权力运行失去约束。
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围绕国家主席设置等问题,党内出现严重分歧。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后,毛泽东并未把事情看作普通的人事纠纷,而是判断其中存在路线和权力问题。1971年8月15日,他乘专列南下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等地同地方和军队负责人谈话,反复提醒要反对分裂,反对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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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提到,二十多岁便被捧成“超天才”,并不是什么好现象。这个话题所指,正是林立果。林立果出生于1945年,1967年进入空军机关工作,后来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在缺乏正常组织程序监督的情况下,他的影响力迅速膨胀。
林立果及其周围人员后来形成所谓“联合舰队”,并制定《“571工程”纪要》,策划以武装手段改变中央领导格局。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谈话,使他们感到事情正在败露,于是加紧谋划。周宇驰在9月上旬往返北京、北戴河之间,正是为了传递这些紧张情报。
毛泽东的行程也因此出现突然变化。9月8日晚,他下令转移专列;9月10日又决定提前北上。9月11日,专列离开南方,9月12日抵达北京。就在同一时间,林彪乘三叉戟飞机出逃,周宇驰等人也在沙河机场登上直升机,试图向北逃跑。
一架没有航行灯的直升机,一名暗中改变航向的飞行员,几名带着机密文件仓促出逃的人,最终把一场隐蔽行动暴露在了夜空和地面之间。陈修文牺牲后,后来被追认为烈士;陈士印则因装死幸存,李伟信被捕并接受审查。事件留下的每一个细节,都与那场突然崩塌的权力网络相互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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