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9月13日凌晨，北京沙河机场，空军调度员发现，一架编号为3685的直升机没有按正常程序飞行，正借着夜色向北方移动。机上人员包括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行员陈修文和副驾驶员陈士印。
这不是一次普通调机。
报告很快送到空军司令部，又转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情况紧急，周恩来当即作出指示，毛泽东也明确要求：“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夜空漆黑，直升机没有开航行灯，空军战机一时难以锁定目标。搜索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天色将亮，目标才被重新发现。歼击机升空跟踪，直升机的处境随之改变。
真正决定这架飞机命运的，并不是空军战机，而是驾驶员陈修文临危之际做出的选择。
飞机起飞后，陈修文很快察觉异常。直升机没有导航设备，也不许打开航行灯，却被要求在黑夜中向北飞行。这样的安排，对于有经验的飞行员而言，显然不合常规。
陈修文没有立即反抗，而是故意说燃油不足，必须找地方降落加油。周宇驰马上阻止，声称不能降落，还试图安抚飞行员：“林副主席已经在乌兰巴托了，出了国境就没事。”
这句话反而暴露了真实意图。
陈修文随即借飞机晃动的机会，悄悄改变航向，逐渐把飞机引向北京。夜幕之下，周宇驰等人无法准确判断方向，只以为飞机仍在向北飞行。陈修文依靠飞行经验，经过张家口、宣化一带，控制着直升机折返。
有意思的是，危险并没有立刻爆发。当天色渐亮，头顶出现歼击机后，机舱里的紧张才彻底压不住。周宇驰发现飞机航向改变，问道：“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
陈修文回答：“上面有歼击机，不机动飞行可能会被打下来。”
为了继续迷惑对方，陈修文还破坏了罗盘，并称罗盘早已发生故障。此时，直升机已经回到北京附近，空军战机一路监视，地面部队和民兵也在搜寻可能的降落地点。
直升机最终在怀柔沙峪附近下降。飞机离地约二十米时，周宇驰突然拔枪射击，陈修文中弹倒下。副驾驶员陈士印也受了伤，他将陈修文的血抹在脸上，躺在机舱中装死，才躲过了再次检查。
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带着文件逃进山中。三人知道，飞机已经被截回，外逃道路彻底断绝。奔跑一阵后，周宇驰提出两种“死法”：要么由他开枪，要么三个人自行解决。
随后，几份重要材料被匆忙撕碎。三人约定同时开枪，枪声很快响起。周宇驰和于新野当场死亡，李伟信却在开枪时把枪口偏向了空中，随后起身逃跑，很快被民兵抓获。
这场短暂而混乱的逃亡，背后牵连的并不只是几名空军干部。周宇驰当时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长期参与林立果身边的秘密活动。林立果虽年纪很轻，却在空军系统内获得了超出正常程序的权力，甚至形成了能够调动人员和传递指令的小圈子。
问题的根子，出在权力运行失去约束。
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围绕国家主席设置等问题，党内出现严重分歧。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后，毛泽东并未把事情看作普通的人事纠纷，而是判断其中存在路线和权力问题。1971年8月15日，他乘专列南下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等地同地方和军队负责人谈话，反复提醒要反对分裂，反对阴谋活动。
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提到，二十多岁便被捧成“超天才”，并不是什么好现象。这个话题所指，正是林立果。林立果出生于1945年，1967年进入空军机关工作，后来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在缺乏正常组织程序监督的情况下，他的影响力迅速膨胀。
林立果及其周围人员后来形成所谓“联合舰队”，并制定《“571工程”纪要》，策划以武装手段改变中央领导格局。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谈话，使他们感到事情正在败露，于是加紧谋划。周宇驰在9月上旬往返北京、北戴河之间，正是为了传递这些紧张情报。
毛泽东的行程也因此出现突然变化。9月8日晚，他下令转移专列；9月10日又决定提前北上。9月11日，专列离开南方，9月12日抵达北京。就在同一时间，林彪乘三叉戟飞机出逃，周宇驰等人也在沙河机场登上直升机，试图向北逃跑。
一架没有航行灯的直升机，一名暗中改变航向的飞行员，几名带着机密文件仓促出逃的人，最终把一场隐蔽行动暴露在了夜空和地面之间。陈修文牺牲后，后来被追认为烈士；陈士印则因装死幸存，李伟信被捕并接受审查。事件留下的每一个细节，都与那场突然崩塌的权力网络相互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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