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月初，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收到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电文要求他尽快赴苏，参加中苏新条约的谈判与签署。周恩来看完后没有立即答复，而是把电报放在桌上，沉默了片刻。
这趟出访不能耽搁。新中国成立才几个月，百废待兴，国内政务极其繁重。周恩来既是政务院总理，又兼任外交部长，如果他也离开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核心领导同时在国外，国内工作由谁主持，确实是个现实难题。
毛泽东此次赴苏，并不是单纯为给斯大林祝寿。1949年12月，他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处理旧的中苏关系遗留问题。
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中长铁路由中苏共同管理，旅顺作为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这些安排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也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如何重新谈判，成为毛泽东必须面对的外交课题。
有意思的是，真正进入谈判阶段后，问题比预想中复杂。新条约涉及外交、军事、铁路、港口以及债务等多个方面，不能只靠原则性会谈解决。按照外交程序，两国外交负责人必须直接磋商，并在文件上签字。
于是，周恩来赴苏便成了不可替代的一步。
但周恩来一走，国内不能没有主持全局的人。毛泽东很快提出建议，由董必武代理总理。这个人选传回北京后，并没有引起争议。副总理中并非没有其他能力出众者，可董必武的资历、威望和办事风格，使他成为最稳妥的人选。
董必武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行政干部。他参加过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当时仍在世的“一大”代表之一。1949年开国大典时，他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份经历在党内具有特殊分量。
更重要的是，他既懂政治，也懂法律和组织工作。土地革命时期，董必武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苏区最高法院院长；抗战时期，他长期负责统一战线、情报联络和国统区工作。1945年，他还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处理国际事务并不陌生。
周恩来曾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与董必武共事。董必武年长稳重，遇事不急于表态，却善于把复杂问题拆开处理。1943年周恩来回延安参加党的重要会议时，董必武曾代理南方局书记，承担党务、统战和情报等多项工作，表现出了很强的统筹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的任务同样繁重。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参与国家法制建设。解放区货币不统一、经济秩序混乱时，他参与推动华北财政经济工作，并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和人民币发行作出重要贡献。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采用的正是董必武的书法。
接到通知后，董必武一度推辞。
“党内能担此任的同志很多，还是另请高明吧。”
周恩来向他解释，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也是国家在特殊时期的需要。董必武没有再争辩，只说：“既然组织决定了，就把事情办好。”
1950年初，董必武开始代理政务院总理职务。那时国家面临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文件和会议，而是粮食。长期战争造成农业生产受损，交通运输也十分困难，一些地区粮源不足，灾民救济和春耕安排彼此牵连。
董必武主持研究后，强调生产自救、群众互助，救济只能作为补充。同时，他协调各地调运粮食，尽量把有限的粮源送往困难地区。这样的工作看似琐碎，却关系到许多家庭能否平稳度过冬春交替。
除粮食问题外，他还要处理政务院日常事务、地方请示、财经安排和法制建设。两个月左右的代理期间，董必武主持了多次重要会议，批办大量政务文件，工作常常持续到深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年过六旬，仍坚持每天处理成堆材料，很少因疲劳发脾气。
董必武代理总理，并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替代周恩来的长期职务。他的作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期间，保证中央政府运转不断线。正因为如此，选择一个资历深、判断稳、能让各方面信服的人，显得格外关键。
中苏谈判最终取得成果。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同时达成有关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问题的协议，为新中国争取到新的外交环境。周恩来完成签署任务后回国，董必武也结束了代理总理的工作。
这段经历留下的，不只是一次临时任命。它让人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机器尚在搭建，许多重任往往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董必武接过的，是一张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也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必须保持稳定运转的现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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