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初,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收到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电文要求他尽快赴苏,参加中苏新条约的谈判与签署。周恩来看完后没有立即答复,而是把电报放在桌上,沉默了片刻。
这趟出访不能耽搁。新中国成立才几个月,百废待兴,国内政务极其繁重。周恩来既是政务院总理,又兼任外交部长,如果他也离开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核心领导同时在国外,国内工作由谁主持,确实是个现实难题。
毛泽东此次赴苏,并不是单纯为给斯大林祝寿。1949年12月,他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处理旧的中苏关系遗留问题。
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中长铁路由中苏共同管理,旅顺作为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这些安排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也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如何重新谈判,成为毛泽东必须面对的外交课题。
有意思的是,真正进入谈判阶段后,问题比预想中复杂。新条约涉及外交、军事、铁路、港口以及债务等多个方面,不能只靠原则性会谈解决。按照外交程序,两国外交负责人必须直接磋商,并在文件上签字。
于是,周恩来赴苏便成了不可替代的一步。
但周恩来一走,国内不能没有主持全局的人。毛泽东很快提出建议,由董必武代理总理。这个人选传回北京后,并没有引起争议。副总理中并非没有其他能力出众者,可董必武的资历、威望和办事风格,使他成为最稳妥的人选。
董必武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行政干部。他参加过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当时仍在世的“一大”代表之一。1949年开国大典时,他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份经历在党内具有特殊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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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他既懂政治,也懂法律和组织工作。土地革命时期,董必武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苏区最高法院院长;抗战时期,他长期负责统一战线、情报联络和国统区工作。1945年,他还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处理国际事务并不陌生。
周恩来曾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与董必武共事。董必武年长稳重,遇事不急于表态,却善于把复杂问题拆开处理。1943年周恩来回延安参加党的重要会议时,董必武曾代理南方局书记,承担党务、统战和情报等多项工作,表现出了很强的统筹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的任务同样繁重。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参与国家法制建设。解放区货币不统一、经济秩序混乱时,他参与推动华北财政经济工作,并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和人民币发行作出重要贡献。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采用的正是董必武的书法。
接到通知后,董必武一度推辞。
“党内能担此任的同志很多,还是另请高明吧。”
周恩来向他解释,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也是国家在特殊时期的需要。董必武没有再争辩,只说:“既然组织决定了,就把事情办好。”
1950年初,董必武开始代理政务院总理职务。那时国家面临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文件和会议,而是粮食。长期战争造成农业生产受损,交通运输也十分困难,一些地区粮源不足,灾民救济和春耕安排彼此牵连。
董必武主持研究后,强调生产自救、群众互助,救济只能作为补充。同时,他协调各地调运粮食,尽量把有限的粮源送往困难地区。这样的工作看似琐碎,却关系到许多家庭能否平稳度过冬春交替。
除粮食问题外,他还要处理政务院日常事务、地方请示、财经安排和法制建设。两个月左右的代理期间,董必武主持了多次重要会议,批办大量政务文件,工作常常持续到深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年过六旬,仍坚持每天处理成堆材料,很少因疲劳发脾气。
董必武代理总理,并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替代周恩来的长期职务。他的作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期间,保证中央政府运转不断线。正因为如此,选择一个资历深、判断稳、能让各方面信服的人,显得格外关键。
中苏谈判最终取得成果。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同时达成有关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问题的协议,为新中国争取到新的外交环境。周恩来完成签署任务后回国,董必武也结束了代理总理的工作。
这段经历留下的,不只是一次临时任命。它让人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机器尚在搭建,许多重任往往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董必武接过的,是一张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也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必须保持稳定运转的现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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