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办理思路

办案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办理思路

李芳芳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普通犯罪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班 飞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普通犯罪检察部二级检察官助理

黑龙江省检察理论研究人才

张 蕾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普通犯罪检察部副主任

三级高级检察官

摘 要：机动侦查条件判断、违法所得计算、涉案人员界定、关联罪名辨析、刑罚幅度确定等是公安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办理中的常见难题。检察机关要准确把握“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条件，依法启动机动侦查，同时全面梳理资金链条、坚持法定证明标准，确保违法所得计算精准，实质审查关联人员的客观行为与主观明知，准确认定涉案人员范围，并从侵犯法益、构成要件、法条关系等维度，排除滥用职权罪的适用，以公民个人信息类型为基础，结合信息数量、违法所得数额，确定案件刑罚幅度。

关键词：公安人员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机动侦查 刑罚幅度

全文

一、基本案情及办案过程

2023年8月至10月，被告人陈某某在担任甲市公安局乙区分局刑侦大队大案中队代理中队长期间，通过被告人杨某某与境外有购买公民个人信息需求的“酒鬼”（网名，未到案）取得联系并达成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合意，通过被告人信某某具体实施公民个人信息查询、出售等行为。其间，杨某某为陈某某、信某某提供一张香港特别行政区手机卡、一部苹果牌手机便于与“酒鬼”联络，并按照“酒鬼”要求催促信某某尽快查询发送所需信息。信某某利用其系陈某某朋友的便利随意出入办案区，在陈某某使用数字证书并违规刷脸认证登录公安“云搜索”系统后，按照“酒鬼”提供的名单具体实施信息查询、导出、拍照等操作，继而利用境外软件向“酒鬼”发送含有公民身份号码、户籍信息等内容的公民个人信息。“酒鬼”以U币（虚拟货币）形式向信某某支付钱款，并帮助信某某将U币兑换成人民币。经查，陈某某以公安数字证书导出公民个人信息共计8072条，3人非法获利合计人民币553775元。2024年1月，陈某某在被执行禁闭期间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

2024年2月2日，经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甲市人民检察院对陈某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立案侦查。3月27日，乙区公安分局将杨某某、信某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移交甲市人民检察院并案侦查。4月24日，甲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经指定管辖程序交由甲市丙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8月5日，丙区人民检察院以陈某某、信某某、杨某某等3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丙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月13日，丙区人民检察院向丙区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12月29日，丙区人民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罪名及量刑建议，以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4年2个月，信某某有期徒刑4年，杨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均并处罚金。同时，判处3名被告承担赔礼道歉和赔偿公益损失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后，3人均服判未上诉。

二、陈某某等3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的审查要点

（一）准确把握“重大犯罪案件”和“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启动机动侦查

《刑事诉讼法》第19条规定了机动侦查的条件，其中“公安机关管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均有较为明确的法律、司法解释予以规定，需要重点讨论的是本案是否满足“重大犯罪案件”以及“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条件。

1.准确把握“重大犯罪案件”条件。关于何为本条规定的“重大犯罪案件”，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应当从案件类型、社会影响、刑罚幅度等角度进行判断。从案件类型看，本案属于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不仅直接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还可能引发电信诈骗等关联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大，实践中将此类犯罪作为机动侦查案件类型的做法已相对常见。从社会影响看，本案虽然被害人众多，但犯罪较为隐蔽，尚未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关于刑罚幅度，司法解释存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等不同规定。笔者认为，基于目的、语境的不同，可以对“重大犯罪案件”进行不同解释。考虑到机动侦查的法理基础在于法律监督和裁定管辖的需要，以及我国轻微犯罪占比达到85.2%的司法现状，笔者认为本条中“重大犯罪案件”的刑罚标准以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为宜。刑罚幅度标准设置过高，会不当压缩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空间，降低裁定管辖的灵活性，导致法律条文虚置。从本案调查核实情况看，犯罪已经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需要说明的是，在判断是否属于“重大犯罪案件”时，案件类型、社会影响和刑罚幅度不需要同时满足，而是根据满足条件的程度、数量进行综合考量。本案同时符合案件类型和刑罚幅度标准，可以认定为“重大犯罪案件”。

2.准确把握“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条件。一般认为基于机动侦查的补充性和救济性，只有在公安机关严重怠于行使侦查权或者存在特殊情况，公安机关不宜行使侦查权时，检察机关才可以直接立案侦查。就本案而言，不存在公安机关怠于行使侦查权的问题。但陈某某身为公安民警，且具有一定领导职务，本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可能引发公众对侦查活动的质疑，不利于维护司法公信力，属于公安机关不宜管辖的情形，公安机关主动向检察机关移交线索也说明了这点。

（二）精准引导侦查取证，准确认定违法所得数额和涉案人员

1.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准确认定违法所得数额。本案数额认定存在双重困境：一是被告人反侦查意识较强，案发前销毁涉案通讯设备，导致与“酒鬼”的原始交易记录灭失，无法通过平台数据核算犯罪数额。二是交易结算模式复杂，境外转账、现金交易、第三方代收代付等多种隐蔽方式叠加，线上线下资金形式转换频繁，数额核实难度大。针对上述情况，刑事检察部门按照“客观证据优先、双向印证核验、存疑数额剔除”的精细化认定规则引导检察侦查部门取证。一方面，全面梳理陈某某等3人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明细以及他人代为支付记录，逐笔筛查异常

交易记录，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并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进行印证。经核实，信某某直接收取违法所得290000元，通过朋友赵某某等收取违法所得228000元；杨某某通过“酒鬼”支付房租、雪具费用35775元；陈某某未直接收取违法所得。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其他证据印证，对信某某每条公民个人信息交易价格为13-15U币、线下收取现金40000元的供述，不予采信。最终认定违法所得人民币553775元。

2.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准确认定涉案人员。本案除3名被告人外，还存在数十名帮助信某某收款、转账、资金形式转换的关联人员，相关人员是否涉案是本案需要厘清的另一重要问题。为此，刑事检察部门引导检察侦查部门全面核查关联人员身份关系、资金往来逻辑、参与行为内容及主观认知状态。经核查，关联人员分为三类：一是和信某某具有亲戚、朋友、邻居等熟人关系的人。二是持有较多现金的当地商家。三是受第三方委托向信某某转账的外地人。上述人员客观上未参与公民个人信息的交易，也未从中获利，主观上既未参与犯罪共谋，也不知悉相关资金系违法所得，协助收款、转账、资金形式转换的动机主要是帮忙。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相关人员既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共犯，也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三）加强关联罪名辨析，认定本案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在本案办理过程中，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滥用职权罪的定性争议。笔者认为，本案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侵犯法益看，本案虽然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但更主要的是侵犯了公民信息自由与安全。陈某某等3人滥用职权的行为只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并以此牟利。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性更符合案件的实质。二是从构成要件看，滥用职权罪不仅要求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是滥用职权，还要求结果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重大损失主要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界定。就本案而言，没有证据证实陈某某等3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造成上述情形。三是从法条关系看，《刑法》第253条之一第2款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行为也包括滥用职权的行为，也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涵盖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滥用职权罪的特别规定，在适用上应具有优先性。

（四）结合信息类型、数量与违法所得数额，确定本案刑罚幅度

1.涉案信息属于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根据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同设置了三种不同的入罪标准，准确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类型是案件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而案涉信息主要是公民身份号码、户籍信息，明显不属于行踪轨迹等4类与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信息是否属于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按照同类解释规则，公民身份号码、户籍等信息和《解释》列明的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具有相当性，既与人身财产安全紧密关联，又易诱发电信诈骗等关联犯罪。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看，居民身份证信息被认定为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而案涉信息与包含姓名、身份号码、照片等信息的居民身份证信息具有高度相似性，应当认定为同一类型信息。

2.本案符合“情节特别严重”条件，且应从重处罚。从数量标准看，陈某某等3人非法出售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8072条，超过《解释》规定的5000条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从数额标准看，陈某某等3人非法获利人民币553775元，远超《解释》规定的违法所得50000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因此，本案涉案信息数量、非法获利金额均超过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依法应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同时，陈某某利用公安民警职权违规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属于《刑法》规定的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的情形，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该从重情节评价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主体违反职责、滥用职权的行为，与信息数量、违法所得等情节评价相互独立，且本案在确定刑罚幅度时未适用《解释》“减半”执行标准，从重处罚并不存在重复评价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本案虽然属于共同犯罪，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不真正的身份犯，从重处罚只限于具备身份的陈某某，不及于不具备身份的杨某某和信某某。

三、检察机关办理公安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启示

（一）围绕构成要件，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

构成要件是违法的类型，是此罪与彼罪区分的关键，对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具有重要指引作用。一是围绕构成要件，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要将《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细化为犯罪主体、公民个人信息类型、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违法所得数额、信息用途、犯罪后果等具体的构成要件要素，对应地收集、审查、认定相关证据，逐项判断各构成要件要素是否齐备，进而认定案件是否符合入罪标准。二是围绕构成要件，准确适用法律。一方面，要以构成要件为核心，准确区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滥用职权罪、下游犯罪的共同犯罪等，确保案件定性准确。另一方面，要严格按照《解释》确定的标准，判断案件是否符合加重的构成要件，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进而确保案件量刑适当。

（二）加强部门协作，凝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合力

公安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较一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风险隐患更多，单一刑事检察职能难以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全方位保护，需要各检察职能共同发力。一是注重发挥检察侦查、公益诉讼检察等职能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职能作用。检察侦查要正确认识机动侦查的补充性、救济性，准确把握机动侦查启动条件。公益诉讼检察要以“可诉性”为中心，完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准确提出损失赔偿数额。二是注重刑事检察、检察侦查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互补，实现“1+1＞2”。如，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捕诉案件时，依法提出继续侦查、补充侦查意见，增强取证针对性；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充分利用刑事证据基础，减少民事侵权证据收集工作量等。

（三）坚持惩防并举，推动“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检察机关既是追诉犯罪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既要注重抓末端、治已病，又要注重抓前端、治未病。一是深挖“病灶”。全面梳理案情、深刻剖析犯罪原因、找准发案单位管理方面漏洞，如是否存在数字证书管理松散、办案区域管控不严、系统权限监督缺位、警示教育流于形式等问题。二是精准“开方”。针对发案单位存在的管理漏洞，加强分析论证，提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明确性、可操作性的检察建议，如健全信息查询操作日常巡查、异常预警、定期审计、责任倒查机制；升级门禁系统、严格落实出入登记制度，强化办案区人员准入和设备管控等。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精准性提升法律监督刚性。三是跟踪问效。定期核实了解被建议单位整改情况，以跟踪回访的持续性推动检察建议有效落实。

*本文刊登于《中国检察官》杂志2026年7月（经典案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