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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门口的风很大,吹得我手里的离婚证啪啪响。
郑秀玲头也不回地钻进马泽雨那辆黑色宝马车,车门关得重重的。
我低头看着协议上那行字——“厂房一处,位于城东老工业区,归于宏伟所有。”我苦笑,那片塌了半边的破院子,连屋顶的瓦都掉光了,能值几个钱?
我刚转身往公交站走,律师韩婕从后面追上来,喊住我:“于先生,等一下!”我回头,她喘着气递过来一个文件袋,压低声音说:“忘了告诉您,这块地下个月要动工修地铁。按照商业用地补偿标准,拆迁款大概是……八位数。”
我整个人定在那儿,手里的袋子差点掉地上。
01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从民政局出来,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郑秀玲的宝马车早就没影了,我蹲在马路牙子上,把离婚协议又翻了一遍。
二十年的婚姻,到头来就剩这几张纸。
房子归她,存款归她,儿子也跟她。我分到的是城东那片破厂房,十年前就停工了,院子里长满了草,厂房顶塌了一大片,连个正经门都没有。
离婚的原因?
说起来也简单。
郑秀玲嫌我没出息,在厂里当临时工那会儿就嫌,后来厂子垮了,我开建材店起早贪黑,她还是嫌。
三年前她升了财务主管,认识了做地产的马泽雨,两个人走得近,我也不是不知道。
“宏伟,咱们好聚好散。”签字前她这么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厂房那块地归你,其他的你就别想了。”
我当时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来。
律师韩婕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戴着金边眼镜,说话干脆利落。
办手续的时候她一直面无表情,像台机器。
可这会儿追出来,她脸上的表情却有点复杂。
“于先生,这个你拿着。”她把文件袋塞到我手里,“拆迁通知和补偿标准的复印件。”
“什么意思?”我没接稳,袋子掉在地上,几张纸滑了出来。
韩婕弯腰帮我捡起来,压低声音说:“郑秀玲可能不知道这个消息,或者……她知道了,但没告诉你。”
我脑子嗡了一下。
“等一下,你是说……”我的声音有点抖,“那片厂房要拆迁?”
“下个月就动工了,地铁三号线规划。”韩婕看了看四周,声音更低,“补偿方案刚公示,商业用地标准,一平方米补偿……”
她说了个数。
我的腿有点软,赶紧扶着旁边的电线杆。那个数,我开十年建材店都挣不来。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盯着韩婕的脸看。
她沉默了几秒,推了推眼镜:“我接这个案子的时候,郑秀玲跟我说,厂房那块地是她父亲留下的,不值钱,给你算个交代。”她顿了顿,“可昨天我在城建局看到公示,查了一下,发现那块地正好在地铁站出口规划点上。我问她知不知道这个事,她说不知道。但我觉得……”
她没说完,但我懂了。
郑秀玲不是不知道,她是故意不告诉我。她把厂房分给我,不是可怜我,是想让我背个包袱。等拆迁消息出来,她肯定会想办法再要回去。
“谢谢你。”我把文件袋夹在腋下,声音涩涩的。
韩婕摇摇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于先生,留个心眼。”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流里。手里的文件袋很轻,却像压着千斤重的东西。
回到家,我打开文件袋,把拆迁通知一张张看完。
补偿标准写得清清楚楚,按商业用地算,一平方米一万二,厂房占地面积七百多平,再加上附属建筑和设施补偿……
我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疼,不是做梦。
手机响了,是孙广才的电话。
“宏伟,听说你今天离了?”他的嗓门很大,“你在哪儿?哥几个给你接风。”
“广才叔,我在家呢。”我声音有点哑。
“别整那些没用的,赶紧出来,老马烧烤,我请客。”
挂了电话,我把文件袋锁进抽屉里,换了件衣服出门。走到楼下,我抬头看了看天,那团乌云已经飘走了,露出一小块蓝天。
02
老马烧烤摊就在我家胡同口,孙广才已经坐那儿了,面前摆了一盘花生毛豆,两瓶啤酒。
孙广才今年六十二,退休前是厂里的工会代表,跟我爸一辈的。
我爸走得早,厂里就数他照顾我。
他个子不高,嗓门大,爱管闲事,整条街的人都认识他。
“坐坐坐。”他给我倒上酒,“离了就离了,那种女人不值得。”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没说话。
“听说她把厂房给你了?”孙广才剥着花生,随口问。
“嗯。”
“那片地方我知道,老厂长当年买下来当仓库用的。”他咂咂嘴,“后来厂子不行了,就一直荒着。你去看过没有?”
“没。”我老实说,“今天刚拿到手续。”
“那地方吧……”孙广才压低了声音,“我听说最近有动静,好像是地铁的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露出来:“什么地铁?”
“我也不清楚,听街坊说的。”他摆摆手,“反正你多留个心眼,别让人给算计了。”
正说着,我手机又响了。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面是个男人的声音:“于宏伟先生是吗?我是马泽雨。”
我的手一紧,差点把手机扔出去。
“有事?”我问。
“明天下午三点,我在你店里等你,咱们谈谈厂房的事。”他说完就挂了,没给我拒绝的机会。
孙广才知道是马泽雨,瞪圆了眼睛:“那小子找你干什么?”
“不知道。”我把手机揣回兜里,“说明天见面谈。”
“呸,不是什么好东西。”孙广才吐了口花生皮,“我带几个人过去,他要是敢乱来……”
“不用,我自己能应付。”我打断了他。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郑秀玲和马泽雨到底知不知道拆迁的事?
如果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把厂房分给我?
如果不知道,韩婕为什么要告诉我?
第二天下午,我在自己那间建材店等着。
店不大,十几平方,堆满了水泥沙子,空气里飘着灰。
马泽雨准时来了,开着一辆黑色奔驰,西装革履的,跟这个破地方格格不入。
“于老板,久仰。”他堆着笑脸伸出手。
我没握,指着旁边的塑料凳:“坐吧。”
他也不在意,自己拉了张凳子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谈厂房的事。”
“谈什么?”
“那块地,我愿意出一百万收购。”他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签字就可以拿钱。”
我看着那份文件,上面写着“厂房转让协议”,密密麻麻的条款,我没细看。
“一百万?”我重复了一遍。
“不少了。”马泽雨翘起二郎腿,“那片地方我去看过,房子都塌了,值不了几个钱。我出一百万,是看在秀玲的面子上。”
我没吭声,盯着他的眼睛看。他的眼神有点飘,不敢跟我对视。
“于老板,你考虑考虑。”他站起来,拍了拍西装上的灰,“三天后我来拿结果,你要是签了,大家皆大欢喜。”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店里发呆。一百万,跟拆迁补偿的八位数比起来,差得太远了。他肯定知道点什么,不然不会这么急着来买。
我掏出手机,翻到韩婕的号码,犹豫了一会儿,拨了过去。
“韩律师,我是于宏伟。”我说,“马泽雨今天来找我,要出一百万买厂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韩婕的声音传来:“他出价了?”
“嗯,让我三天内签字。”
“于先生,我建议你先别签。”韩婕说,“我查了一下,马泽雨的公司最近在城东拿了一块地,跟地铁规划有关。他买你的厂房,可能是想……”
“想什么?”
“想凑整。”韩婕说,“厂房那块地跟你周围的空地连在一起,如果他能拿到,就可以建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那跟单一块厂房的补偿,不是一个概念。”
我后背有点发凉。原来马泽雨打的这个主意。
“谢谢你,韩律师。”
“不客气。”她顿了顿,“不过……于先生,你得小心点。马泽雨这个人,路子不太正。”
挂了电话,我坐在店里想了很久。郑秀玲的脸,马泽雨的笑,韩婕的警告,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下班前,我骑上电动车,去了城东那片厂房。
厂房比我想象的还破。
大门锈得都推不动了,铁锁也锈死了。
我从旁边墙上翻进去,院子里长满了齐腰高的野草,厂房顶上的彩钢瓦塌了一大片,阳光从破洞里照进来,照出一地碎玻璃。
我突然想起老厂长,郑秀玲的父亲。我跟他没什么交集,只记得他个子瘦高,话不多,走得很突然。他去世那年,郑秀玲刚跟我结婚。
我在厂房里转了一圈,发现后面有个小房间,门锁着,但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我使劲一拽,门开了。
里面是一间办公室,落了厚厚一层灰。靠墙是个铁皮柜子,上面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写着“厂区档案”。
我随手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放着一沓发黄的账本和文件。我翻了翻,突然看到一份文件,封面上写着“厂房产权说明”。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那是老厂长亲手写的说明,日期是十五年前。上面写着:厂房及附属物,赠与于宏伟。下面盖着工厂公章和老厂长的私章。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
03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老厂长那份赠与协议,像块烙铁烫在我心里。
他为什么要把厂房留给我?
我跟他不沾亲不带故的,就因为他女儿嫁给了我?
可那个时候郑秀玲刚跟我结婚,他怎么会写这么一份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老厂房那边,找到看门的刘师傅。
刘师傅今年五十八,在厂里干了三十年,厂子垮了以后他也没走,一直住在门卫室里。
门卫室后面有个小菜园,种着几棵葱和青菜,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
“刘叔,这个你看看。”我把那份赠与协议递过去。
老刘接过纸,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脸色变了:“这……这是老厂长的字。”
“你认识他的字?”
“我在厂里三十年,他的字我认了一辈子。”老刘的手有点抖,“这份东西,我以前见过。”
“见过?”
“嗯。老厂长走的那个月,把我叫到办公室,拿这个给我看过。”老刘回忆着,“他说,宏伟是个实在孩子,我走了以后,这片地方就留给他。”
“他为什么给我?”我问。
老刘摇了摇头:“老厂长的意思,我也不太懂。他走得急,没来得及说太多。但我记得他最后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他对不起你。”
我愣住了。老厂长对不起我?这从何说起?我跟他就见过几次面,每次都是客客气气的,他怎么会觉得对不起我?
“刘叔,你再想想,他还说过别的没有?”
老刘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叹了口气:“别的事,我真记不清了。不过老厂长临死前那段时间,情绪一直不好,老是叹气,有时候一个人在院子里来回转。”
“是不是跟厂里的环保罚款有关?”我突然想起那天马泽雨提过的事。
老刘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如常:“那个……我也不太清楚。”
我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隐瞒什么,但我不想逼他。临走的时候,我留了五百块钱给他,让他买点营养品。他不肯收,我硬塞到他手里。
从厂房回来,我去了档案局,想查查当年老厂子的环保账目。
档案局的人告诉我,那批档案已经转到市档案馆了,得开介绍信才能查。我跑了一上午,手续没办下来,倒是碰到了一个人。
陈秀珍。
她站在档案局门口,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装,手里拿着个公文包,看到我愣了一下。
“哟,于宏伟?”她笑了,“你也来查东西?”
陈秀珍是郑秀玲的闺蜜,也是她公司的财务同事。我认识她十几年了,一直不太喜欢她。她说话阴阳怪气的,总喜欢在中间挑事。
“查点资料。”我说,不想跟她多聊。
“查什么资料啊?”她凑过来,“是不是查那片厂房的事?”
我没接话。
“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陈秀珍笑着说,“那块地啊,我听说有环保问题。真要拆的话,光清理费就得几百万。”
“我知道。”我随口应了一句。
“你知道?”她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那你……”
“我先走了,还有事。”我转身就走,没给她继续说话的机会。
走到拐角,我回头看了一眼,陈秀珍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手机在打电话,脸色很不好看。
我心里有点打鼓。陈秀珍怎么会知道我去查档案?她是不是在盯着我?
晚上回家,我跟孙广才说起这事。他皱着眉头说:“陈秀珍那个女人,不是好东西。当年厂里的环保罚款,就是她给捅出去的。”
“怎么回事?”
“那会儿厂里出了点事,排出去的污水超标了,环保局来查要罚款。老厂长东拼西凑把钱交了,这事算过去了。”孙广才说,“可后来陈秀珍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事儿,到处说厂长做假账。虽然没有证据,但名声坏了。”
“那事情是真的假的?”
“排污是真的,罚款也是真的。但账目的事,没人查得清。”孙广才摇摇头,“老厂长走之前那段时间,为这事愁得头发都白了。”
我听着,心里越来越乱。老厂长的赠与协议,环保罚款,陈秀珍,马泽雨……这些事好像都拧在一起,但中间的线我找不到。
半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又去了厂房。
月光照在院子里,野草被风吹得沙沙响。我走到老厂长那间办公室,拿出昨天发现的铁皮柜钥匙,把抽屉一个个打开翻。
翻了半个小时,终于在最底层的抽屉里找到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了,我打开一看,是老厂长的日记。
我随手翻了一页,上面写着:“今天去县城办事,遇到了一个熟人。他跟我说了一件事,让我很吃惊。”
翻到后面几页,内容开始变得奇怪起来:“秀玲不是我的孩子,我只是养了她二十三年。她的亲生父亲是……”
后面的字被水渍浸湿了,看不清。
我的手在发抖,心跳得像要蹦出来。
04
天亮以后,我拿着老厂长的日记本回到家,一页一页地翻。
后面几页被水泡过,字迹模糊得厉害。我只能看清几个片段:“……当年工厂的账目,有一笔亏空,是替别人顶的……”
“……我对不起宏伟……”
“……他的亲事,是我不该插手……”
信息很碎,像打碎了的镜子,我拼不起来。
我打电话给孙广才,说了日记的事。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厂长那本日记,我听说过,但没见过。里面写的东西……你还是别跟外人说。”
“为什么?”
“有些事,知道得太多不是好事。”孙广才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心里更乱了。老厂长的日记里有秘密,这个秘密跟郑秀玲的身世有关,也跟我有关。可到底是什么事?
下午,我决定去找韩婕,把日记给她看看,让她帮我分析分析。
韩婕接到电话有些意外,但还是答应了见面。我们约在一家茶馆,她穿着灰色风衣,还是那副干练的样子。
我把日记递给她,说了发现的过程。她翻了几页,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于先生,我觉得这些东西,你最好暂时不要公开。”韩婕说。
“郑秀玲一直以为自己是工厂的合法继承人,如果她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韩婕抬起头看着我,“这件事一旦公开,可能会让局势更乱。”
“可我想要一个真相。”我说。
韩婕摇了摇头:“真相有时候很伤人。你知道郑秀玲为什么恨她爸吗?她总觉得她爸偏心,把什么好的都留给了外人。如果她现在知道连她的身世都是假的……”
我没接话。郑秀玲恨她爸,我是知道的。结婚二十年,她每次提起她爸,都是一肚子火。
“那我该怎么办?”我问。
“先把日记收好,别让任何人知道。”韩婕说,“建委那边我已经帮你问过了,拆迁补偿的事板上钉钉,只要你不签字,谁也拿不走。马泽雨那边,你躲着点,他不像好人。”
我点了点头。
从茶馆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骑着电动车往回走,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突然看到一辆黑色面包车停在路边,车里坐着几个人,盯着我看。
我心里一紧,绿灯一亮,我赶紧拐进旁边的小巷子。面包车没跟上来,但我的汗已经下来了。
回到家,我把门锁好,窗也关紧了。日记本藏在床底下的铁盒子里,我趴在床底看了好几遍,确定没人发现。
手机突然响了,是孙广才打来的。
“宏伟,你在家吗?”他的声音很急。
“在。”
“你赶紧过来一趟,我这边有点发现。”
“什么发现?”
“你来了就知道了,别让人跟着。”
挂了电话,我换了身黑衣服,从后门溜出去。孙广才家在胡同里最里面的一间平房,我三步并两步跑过去,敲门。
门开了,孙广才一把把我拉进去,反手关上门。
“我找到了一个人。”他说,“当年在厂里做会计的,姓张,退休后就住在城南。他说他知道厂长那本日记的事。”
“他怎么说?”
“他说,厂长那本日记,其实还有一本副本,是被陈秀珍拿走了。”孙广才压低声音,“你那个厂房的事,陈秀珍从一开始就知道。郑秀玲跟你离婚,把她爸那点家底都分给你,都是陈秀珍的主意。”
我脑子嗡的一下。
“她想干什么?”
“她想让郑秀玲跟她爸彻底翻脸,最好能逼你签字把厂房让出来。”孙广才说,“然后她好从中捞一笔,搭上马泽雨那条线。”
“她知道拆迁的事吗?”
“应该还不知道。但如果马泽雨跟她说了……”孙广才叹了口气,“那就麻烦了。”
05
第二天,我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办,法院的传票就到了。
郑秀玲起诉我,说那份赠与协议是伪造的,要求法院判定厂房归她所有。传票上写着开庭日期,就在十天后。
我拿着传票,手抖得厉害。郑秀玲这是要跟我翻脸了。
我去找韩婕,她看了传票以后,脸色很凝重:“她这么快就起诉了,看来是有备而来。”
“她能赢吗?”
“那份协议的鉴定结果很重要。”韩婕说,“如果真的是老厂长写的,她赢不了。但如果是假的……”
“不是假的。”我打断了她,“我看过,老刘也确认过,确实是老厂长的字。”
“那好,我帮你应诉。”韩婕说,“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场官司不会轻松。郑秀玲找了律师,听说是个很有经验的。”
从韩婕那里回来,我拐到了老厂房。
厂门还是锁着,我从墙上翻了进去。院子里野草已经枯了,风一吹,沙沙作响。我走到老厂长的办公室门口,发现门虚掩着。
不对,我走的时候明明关好了。
我轻轻推开门,看到一个人影站在窗前。是个女人,穿着黑色大衣,背对着我。
“谁?”我喊了一声。
那人转过身来,是陈秀珍。
“哟,于老板来了。”她笑了,笑得很假,“我来看看我老厂长的办公室。”
“你怎么进来的?”
“翻墙啊。”她耸耸肩,“跟你一样。”
我盯着她:“你来找什么?”
“不找什么,就是看看。”她走到铁皮柜前,用手敲了敲,“听说你在这柜子里找到了点好东西?”
“没有。”
“别装了,我都知道。”她转过身来,“老厂长的日记,还有那份协议,都在你手里吧?”
我没说话。
“于宏伟,我劝你一句。”陈秀珍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些东西,你还是早点处理掉比较好。不然到时候,谁都帮不了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
“我不干什么,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她笑了笑,从兜里掏出手机按了几下,“你的日记,我已经拍了一份,你说我要是交给法院……”
我猛地抓住她的手腕:“你敢!”
“别激动。”她甩开我的手,“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做,不过你要是识相的话……”
“你想要什么?”
“厂房转让给我,我给你两百万。”她说,“你把那些东西都烧了,咱们各走各的路。”
“不可能。”
“那就走着瞧。”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你那个律师韩婕,也不是什么好人,别太相信她。”
她消失在门外,我站在原地,心跳得很快。陈秀珍知道日记的事,她还拍了照片。如果她真的交给法院……
我掏出手机,想给韩婕打电话,手一滑,手机掉在地上,屏幕碎了。
晚上,我回到家,坐在床边发呆。脑子里乱得很,理不清头绪。
门突然被敲响了。
“谁?”
“是我,刘师傅。”
我打开门,老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旧塑料袋。
“老厂长还有东西让我交给你。”他把袋子递给我,“他说,如果有一天你遇到麻烦,就把这个打开。”
我接过袋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卷发黄的图纸和一封信。
信上的字迹是老厂长的。
我展开信,上面写着:“宏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给你留下了一份东西,在厂区一号仓库的地下室,那里有你想要的答案。记住,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女儿。”
我拿着信的手在发抖。老厂长说得对,他不在了,留下的东西,只有我能找到。
06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号仓库。
仓库在厂区最里面,门锁已经锈死了。我从旁边撬开一个窗户翻了进去,里面堆满了废铁和旧机器,空气里有股霉味。
我按照信里的指示,在仓库最里面的墙角找到一块松动的地砖。撬开地砖,下面是一个铁皮箱子。
箱子不大,锁着。我用老刘给的钥匙打开,里面放着几本账本和一盘磁带。
账本上的字我看不太懂,密密麻麻的数字,都是当年厂里的财务记录。
我翻了翻,找到了环保罚款那一页,上面写着“代XX公司垫付罚款二十万元”两个名字。
XX公司?我想起来了,当年城东确实有一家化工厂,老板姓王,是陈秀珍的表哥。
我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一行字:“厂长签字:郑国良。”
老厂长签字垫付了罚款,可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
我拿起那盘磁带,在仓库里找到一个旧录音机,把磁带放进去。
录音机吱吱呀呀转了一会儿,老厂长的声音传了出来:“我叫郑国良,今年六十岁。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有些事,我想留下一个记录……”
“……十五年前,秀玲的母亲找到我,说她在城东的化工厂出了事故,排出去的污水超标,要被环保局查。她求我帮忙,说如果查出来,她就要坐牢。我那时候鬼迷心窍,答应了帮她顶……”
“……工厂的账,我做了假。二十万的罚款,我用自己的钱垫了,然后走了工厂的账。这件事,除了我没人知道……”
“……后来我查出来,秀玲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妈跟那个化工厂的老板有来往,那笔生意,就是她妈拿了好处才把污水排到我们的管道里的……”
录音机里传来一阵咳嗽声,然后是叹气。
“宏伟,我对不起你。你跟我女儿结婚,我一直不太愿意,因为我知道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但我拦不住,你们自己愿意……”
“我把厂房留给你,算是补偿。那片地方,不会让你吃亏的……”
磁带到这里就停了。
我坐在仓库里,看着手里的账本,半天没动。
二十万的罚款,是郑秀玲母亲捅的篓子,老厂长替她顶了缸,还被自己女儿恨了二十年。他想瞒住这件事,一直到死。
可陈秀珍是怎么知道的?她跟那个化工厂老板是亲戚,肯定是她告诉郑秀玲她爸做假账的事。
我正想着,手机响了。韩婕打来的。
“于先生,郑秀玲那边撤诉了。”
“什么?”
“撤诉了。”韩婕说,“她说她不告了,但条件是你把那些账本和磁带交出来。”
我愣住了:“她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但她那边好像很清楚你新发现了什么。”韩婕说,“你最好小心点,她已经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蹲在仓库地上,脑子飞速转着。郑秀玲知道账本的事,只能是陈秀珍告诉她的。可陈秀珍怎么会知道我今天会来仓库……
我突然想明白了。陈秀珍在厂房里装了监控。她拍日记的时候,看到了老刘给我送东西,就知道我肯定还会来。
我站起来,把账本和磁带装进包里,从原路翻出去。
刚走出仓库,就看到一辆黑色面包车停在门口,马泽雨从车上跳下来。
“于老板,又见面了。”他笑着说,“听说你找到些好东西?”
“别装了。”他走过来,身后跟着两个壮汉,“把东西交出来,咱们什么事都没有。”
“你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就是想请你喝杯茶,谈谈合作。”马泽雨语气轻松,眼神却很冷。
我往后退了两步,手摸到兜里的手机。
“马泽雨,我已经报警了。”我说,“你要是敢乱来……”
“报警?”他笑了,“你报啊,我看着你报。”
我掏出手机,还没按号,旁边那个壮汉一下子扑过来,把我手机抢走了。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马泽雨收起笑脸,“东西交出来,你还能拿点钱走。不然的话……”
他话音未落,远处传来警笛声,由远及近。
马泽雨脸色变了,朝那两个壮汉一摆手:“走。”
他们钻进面包车,一溜烟开走了。我瘫坐在地上,手还在抖。
警车停下来,孙广才从车里探出头:“宏伟!你没事吧?”
“广才叔,你怎么……”
“我看你有危险,就报警了。”孙广才跳下车,“东西呢?”
“在包里。”
“好,赶紧走。”他拉着我上了警车,“去我家,从长计议。”
07
孙广才家的客厅里,我把账本和磁带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这么说,老厂长替郑秀玲她妈背了锅,还替她养了这么多年孩子……”孙广才叹了口气,“真是个老实人。”
“现在怎么办?”我问。
“这些东西,是你最大的筹码。”孙广才说,“郑秀玲肯定不敢让这些账本曝光,不然她妈的名声全毁了,她自己的事业也干不下去。”
“可陈秀珍手里有日记的照片。”
“照片有什么用?”孙广才摆手,“日记里写的,都是老厂长的话,又没有十足的证明力。但你手里的账本和磁带,可以做鉴定,做证据,拿到法庭上就是铁证。”
“那你打算怎么办?”孙广才问。
“我想跟郑秀玲谈谈。”我说,“把话说清楚,了结这件事。”
“你确定?”
“再这么下去,两边都不得安生。”我把账本和磁带装回袋子,“她想保密,我不想让她再来纠缠。大家各退一步。”
孙广才想了想,说:“行,我陪你去。”
我打电话给韩婕,让她约郑秀玲见面。韩婕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同意谈,但地方她定。”
第二天下午,我、孙广才和韩婕到了约定地点。是一家茶楼,在城东开发区边上,周围没什么人。
郑秀玲已经坐在包厢里了,穿着一件白色衬衫,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她旁边坐着陈秀珍。
“坐。”郑秀玲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把包放在桌上,打开,露出里面的账本和磁带。
“这些东西,你肯定知道是什么。”我说。
郑秀玲看着那些东西,脸色很难看。
“你想怎么样?”她问。
“我不想怎么样。”我说,“这些账本和磁带,我可以不公开。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说。”
“第一,撤销起诉,厂房的事到此为止。”
郑秀玲咬了咬牙:“行。”
“第二,以后不要再找我,也不要找我的麻烦。”我看着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郑秀玲沉默了很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可以。但你得保证这些东西,永远不再出现。”
“我保证。”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推到我的面前:“这是撤诉声明,我已经签了字。”
我拿起纸看了看,叠好放进包里。
“收工。”我站起来,准备走。
“等一下。”陈秀珍突然开口,“你拿走的那本日记,还有副本呢?”
“没有副本。”我说,“你拍的那些照片,你想留着就留着,我不在乎。”
“你……”
“够了。”郑秀玲打断她,“让他走。”
我提着包走出茶楼,孙广才和韩婕跟着我出来。
“真就这么算了?”孙广才问。
“算了。”我说,“我不想再跟她有瓜葛了。”
韩婕看着我,半天没说话,最后点了点头:“这样也好。”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车窗外的街道。天快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手机震了一下,是条短信。郑秀玲发的:“宏伟,对不起。”
我看着那三个字,鼻子有点酸。二十年夫妻,到头来就剩这三个字。
我没回,把手机放进兜里,靠着车窗闭上了眼。
08
撤诉之后,日子总算消停了。
郑秀玲搬了家,听说带着儿子去了南方一个小城。马泽雨也没再出现,据说是公司出了事,被上面调查了。陈秀珍跟着郑秀玲走了,没再兴风作浪。
拆迁的事倒是按部就班地推进。街道办的人来了好几次,核对面积,测量场地。补偿款也谈得差不多了,一千两百多万,一分不少。
孙广才说:“你小子,真是命好。”
我说:“不是命好,是老厂长积的德。”
老厂长的骨灰一直葬在城北的公墓里,我找了个时间,带着那本日记和账本,去给他烧了。
“厂长,你的心我领了。”我跪在墓碑前说,“这些东西,我都处理好了。你放心,厂子我不会让它散。”
老刘听说我要用补偿款建养老院,眼眶红了:“老厂长要是还在,肯定高兴。”
“刘叔,到时候你第一个住进去。”
“去你的,我还能动。”
三个月后,新厂的名字定了,叫“善意家园”。地址就在老厂房的旁边,建了一座养老院,能住两百多位老人。
孙广才当上了院长,老刘成了荣誉顾问。
养老院开业那天,来了好多人,有以前的工友,有街坊邻居,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领导。剪了彩,放了鞭炮,热闹得很。
我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的花和椅子,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老厂长走的时候,肯定没想到,他留下的那片破厂房,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对面是个女人的声音:“是于宏伟先生吗?我是市慈善总会的,听说您建了养老院,我们想跟您谈谈合作的事……”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新养老院里有了间办公室,不大,摆着张桌子,墙上挂着老厂长的照片,还有那块厂房的老门牌。
孙广才没事就过来喝茶,跟我讲以前厂里的故事。老刘搬进来了,住在一楼,窗外是他种的小菜园,种着青菜和青椒。
“宏伟,你觉得值吗?”有一天,孙广才突然问。
“什么值不值?”
“把那些钱都花在养老院上。”他看着窗外,“本来你可以拿这笔钱,过好日子。”
我笑了笑,没回答。值不值,我自己心里清楚。
老厂长把厂房留给我,不是让我发财的。他是在赎罪——替自己当年的错,也替他没能力保护的人做点什么。
我做的这些,大概也是替他。
09
秋天到了,养老院门口的金银花开了一墙。
一个大太阳的下午,我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老刘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个信封。
“宏伟,门口有人送来的。”
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没写寄件人,只写了“于宏伟收”四个字。拆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的字是打印的,只有一句话:“欠你的,这辈子还不了。”
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没看懂是谁寄的。我把卡放进抽屉里,没当回事。
过了几天,我去银行办事,顺便查了一下那张卡——余额五十万。
我愣了一下,心想这到底是谁寄的?郑秀玲?不可能,她走了就走了,不会再联系我。陈秀珍?更不可能,她巴不得我倒霉。
我打电话给韩婕,说了这个事。她想了一会儿说:“可能是老厂长的家属,也可能是以前厂里的人,感谢你建了养老院。”
“可五十万不是小数目。”
“你拿着吧。”韩婕说,“这钱,应该是干净的就收下。”
我挂了电话,盯着那张卡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收进了钱包里。
又过了一周,我在养老院门口碰到了一个女人。她大概五十多岁,穿着朴素,站在大门口,一直朝里面望。
“大姐,你找谁?”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你是于宏伟?”
“是我。”
“我是郑秀玲她妈。”
我愣住了。郑秀玲的母亲,老厂长的妻子。
“我听说你建了养老院。”她声音有点抖,“我想来看看。”
“进来坐吧。”
我带她进了办公室,给她倒了杯茶。她坐在椅子上,四处看着,目光停在墙上老厂长的照片上。
“他走的时候,我没在跟前。”她说,“听说你给他烧了纸?”
“你是个好人。”她低下头,“秀玲对不住你,我也对不住你。”
“过去的事,别提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个给你。”
我打开,里面是那张银行卡的存款回执单。那五十万,是她寄的。
“大姐,这钱……”
“你拿着,我留着也没用。”她站起来,“秀玲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意思。你建了这个地方,我以后常来坐坐就行。”
她说完就走了,我没拦住。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一点点走远,手里的回执单被风吹得哗哗响。
晚上,我坐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亮起的一排排路灯,手里那颗心,一点一点定了下来。
10
冬天来了,城东的地铁通了。
新闻里说,三号线全程贯通,从火车站到开发区,每天能拉二十万人。厂房那块地,盖起了新的商业中心,人来人往的。
养老院里,老刘他们天天看电视上的地铁新闻,说“咱厂那块地,现在可热闹了”。
“是啊,热闹了。”我坐在一旁,笑着应。
过了几天,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
发件地址是南方一个滨海城市,我没听说过的地方。
拆开一看,是一幅十字绣,上面绣着四个字——“善意家园”。
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郑秀玲的笔迹:“听人说你开了养老院,绣了一幅画给你。妈去你那看过,说挺好的。我也放心了——保重。”
我把十字绣钉在办公室墙上,和那张老厂长的照片挂在一起。
十字绣里的花绣得不太整齐,但颜色很鲜艳。
凑近看,能看出针脚很细,一针一针,很用心。
孙广才进来看见,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她绣的?”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转眼又是一年春。养老院里的玉兰花开了,白得晃眼。老刘的菜园子也绿了,青菜长得正好。
我站在大门口晒太阳,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车门打开,一个女人走下来。我眯着眼看了半天,认出来了——是陈秀珍。
她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外套,跟以前那个穿西装、说话阴阳怪气的样子比,像是换了一个人。
“于老板,好久不见。”她的声音有点哑。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她搓了搓手,“听说你把这里建得很不错。”
我没接话。她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像是怕我不让她进去。
“我表舅的公司倒了,马泽雨进去了。”她说,“我赔得倾家荡产,房子也卖了,什么都没了。”
“那你……”
“我不求你帮我什么。”她打断我,“我就是来跟你道个歉。以前那些事,是我做得不对。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晚了,但我……”
声音哽住了。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我说不出一句话,扭头看了一眼院子里。阳光照在菜园上,老刘正蹲那儿浇水,水珠溅起来,亮晶晶的。
“进去坐坐吧。”我侧身让开门口,“广才叔大概在食堂,能管你一顿午饭。”
陈秀珍愣在那,半天才迈出第一步。我看着她走进去的背影,在心里叹了口气。
老厂长说得对——有些错,要一辈子去还。有些人,最后总会回来。
我把大门的锁放下来,转身走进院子。
阳光很好,玉兰花开了一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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