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冬天,北京钱学森家中,97岁的钱学森忽然问儿子钱永刚:“买个电视机,贵不贵?”这句话听起来寻常,却让家人愣了一下。因为几十年来,电视机从未出现在钱家的客厅里。
钱永刚很快回答:“买电视的钱还是有的。”没过多久,一台电视机搬进了家。钱学森没有像普通人那样坐在屏幕前消磨时间,他想要的,是通过画面继续了解国家和世界。
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早年在美国任教和从事研究时,便形成了不看电视的习惯。那时电视节目并不是他生活中的必需品,科研、阅读、思考,占据了更多时间。回国以后,工作节奏更紧张,电视自然也没有成为家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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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家里并非没有获取信息的渠道。报纸、文件和收音机,一直陪伴着他的晚年生活。看到报纸上有感兴趣的标题,他会请工作人员读给自己听;到了晚上,则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信息来源可以很朴素,但他关心的内容从未局限在个人生活。
1996年,85岁的钱学森例行体检后,医生发现他的骨质疏松问题较为严重,建议卧床休养。起初,他还能够在房间里慢慢走动,后来行动能力进一步下降,只能坐轮椅,由家人推着活动。
身体受限,并没有让他停止思考。床边的小桌上常放着报纸和材料,工作人员念新闻时,他会认真听,有时还会追问细节。对于一个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不能亲自奔走,并不等于放弃对现实的观察。
电视机买来后,钱学森主要观看新闻节目,也会看体育比赛。由于听力衰退,尤其难以听清较高声调的声音,电视的声音对他并不友好,但画面仍然能够提供不少信息。临近生命终点前,他还看过世界游泳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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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却很难留住他的注意力。家人回忆,他看上几眼,常常就说:“不看了,都是编的。”这句评价很符合他的性格:重事实,讲依据,不喜欢脱离实际的虚构。
有一次,电视里播出外国汽车广告,钱学森看后连声说:“泄气,泄气。”当儿子告诉他,中国汽车当时不少车型仍使用外国发动机或核心技术时,他马上追问:“人都干什么去了?”在他看来,生活条件改善之后,更应该把力量用到技术突破上。
汽车只是一个切口。钱学森真正放不下的,是中国能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科技体系。导弹、卫星和航天工程的建设,让他深知核心技术不能长期依赖别人。设备可以买来,经验可以借鉴,但关键能力必须由本国科研人员一点点做出来。
晚年谈得最多的另一个话题,是人才培养。他认为,大学不能只满足于传授现成知识,还应当培养能够提出问题、独立判断、组织攻关的科技领军人才。钱学森曾把这种能力概括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并多次向来访者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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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关注教育中容易出现的“人云亦云”。在科学研究里,重复已有答案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发现新问题、承担试错代价。钱学森认为,学校若缺少鼓励探索的环境,就很难培养出能够带领团队解决重大问题的人。
2009年8月,中央领导到家中看望钱学森时,他精神尚可,还表示希望活到100岁。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他吃饭时突然出现不适,家人发现体温升高,随即将他送往医院。
检查显示,他的肺部感染严重,身体供氧能力迅速下降,多个器官受到影响。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病情仍不断恶化。2009年10月31日凌晨,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一周后,钱学森同志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新华社随后发表《钱学森同志生平》,以多个“第一”概括他在中国导弹、火箭和航天事业发展中的贡献。他晚年才拥有的那台电视机,也留在了家中,屏幕曾播放新闻、比赛,以及一个科学家对国家技术进步始终不肯放下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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