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秋，山西黎城、涉县一带，邯长公路两侧的山沟里，常常传出几声零散枪响。日军巡逻队刚停下脚步，子弹已经打来；等他们循着枪声扑过去，山坡上只剩风吹树叶的声音。没过多久，另一个方向又响了。
这不是普通的伏击，而是八路军在太行山区逐渐成熟的一种战法。兵力不多，目标不大，打得准，走得快，绝不和敌人硬拼。因为行动像麻雀一样灵活，三五成群，忽东忽西，后来被形象地称为“麻雀战”。
邯长公路并非一条寻常道路。它从邯郸通往长治，穿过武安、涉县、黎城、东阳关，直插太行腹地。日军依靠这条通道运输兵员、粮秣和军需，也借此维持据点之间的联系。道路看似狭长，实际牵动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安全。
1939年9月以后，日军将原本负责守护公路的一部分兵力调走，沿线防守出现空隙。彭德怀注意到这一变化，没有急于组织大规模进攻，而是把有限兵力拆开使用。连、排编成游击支队，再分成三四人的小组，专门盯住日军巡逻、运输和联络部队。
小组作战，讲究的不是缴获多少，而是让敌人始终处在不安之中。日军车辆刚离开据点，山口便响枪；他们下车搜索，枪声又移到另一处。追得越急，队形越乱，体力也消耗得越快。等日军以为安全，准备停下来喘口气时，真正的射击往往才刚开始。
有意思的是，麻雀战并不只靠枪法。地形、时间和群众的消息同样重要。八路军熟悉山路，却未必比当地百姓更清楚哪条沟能绕到公路后方，哪片树林能够藏下几个人。敌人看到的是山岭和村庄，军民看到的却是一张可以反复穿行的路网。
日军很快发现，出动的人越多，反而越容易暴露。几次追击无果后，一些士兵见到深沟便迟疑，经过树林也要放慢脚步。公路上的巡逻车不敢久停，队伍离开据点前还要反复查看周围。麻雀战没有占领土地，却在不断压缩日军的活动范围。
这套打法还有另一层变化。日军若集中兵力追捕一个小组，其他小组便趁机袭击防守空虚的据点，这就是所谓“端老窝”。有时，几支小队迅速合拢，打完便撤；有时只在外围制造声势，迫使敌人疲于调动。敌人以为抓住了麻雀，身后的窝却已经被掏空。
战果逐渐显现。皮定均的回忆中，游击小组每天都在登记战果，少时击毙十余人，多时达到数十人。这些数字并不等同于八路军全部战果，却说明小规模袭扰已经变成持续不断的消耗。日军失去的，除了人员，还有巡逻胆量和行动主动权。
变化更深地发生在群众身上。日军烧杀掳掠之初，百姓见到他们便躲，手里即使有枪，也未必敢扣扳机。八路军小组一次次从敌人眼皮底下脱身，许多乡亲开始帮忙送信、带路、观察敌情，有人还把捡来的弹壳交给后方，重新用于制造弹药。
跟得多了，乡亲们也摸清了门道：不能恋战，不能走直路，不能把所有人聚在一起。于是，一些村庄出现了由老带新的民兵小组。他们的武器并不整齐，有八路军发的步枪，也有土枪、大刀和长矛。装备简陋，却熟悉每一块石头、每一道山梁。
一次成功的伏击，往往会带来一支缴获的步枪；一支步枪，又能让更多人加入战斗。百姓不再只是躲避敌人，而是开始主动寻找机会。日军沿公路行进时，面对的已经不是几名八路军战士，而是随时可能从村口、山坡和沟底出现的军民小组。
敌人修筑小据点，本想减少外出巡逻，结果却把兵力分散开来。彭德怀等指挥员随即调整办法，把分散的小组临时集中，选择夜间袭击薄弱据点。日军白天不敢远走，夜里又担心八路军摸近，沿线据点常常胡乱开枪，彼此之间也难以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时，八路军还故意在据点外制造动静，放火、鸣枪，引诱敌人出动。日军扑出来，目标早已消失；等他们回到据点，外面又传来枪声。后来敌人改为夜间警戒、白天休息，八路军便利用送饭、送信、修路等机会接近据点，寻找可乘之隙。
麻雀战的厉害之处，正在于它从来不是一种固定动作。敌人追击，就把敌人引散；敌人缩回据点，就集中力量打据点；敌人加强夜防，就换到白天寻找突破口。八路军靠小组袭扰，靠支队合击，也靠群众熟悉地形的优势，把一条公路变成了日军不敢轻易踏出的危险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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