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棒：东吴尚方镜铭中的尚方与都尉

作为三国时期官方铸镜的代表，尚方铜镜素来享有盛誉。在三国铜镜中，目前所见尚方镜多为魏镜，有曹魏甘露四年右尚方师作镜、甘露五年右尚方师作镜、景元四年右尚方工作镜等。近来，我有幸获观一枚东吴所制尚方神兽镜，其铭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研究东吴尚方铸镜和职官制度有所裨益。

此镜为半圆方枚神兽镜，直径11.8厘米，镜缘厚4.9厘米，重284.9克。镜钮扁平，镜背内区对置四个神人，结跏趺坐。神人间饰以对称的神兽（当为翼狮），神兽身躯呈“∽”状。由于铸造时的缺陷，有两神人和一神兽较为模糊。外区为半圆方枚纹带，共8组半圆方枚。半圆凸起，内部饰以花卉纹。方枚铭文已简化作符号，基本不可识。半圆方枚之间以细弦纹连接，并饰以细圆圈纹。半圆方枚纹带外的斜面上饰以栉齿纹，再外即为铭文带。铭文为阳文，楷体反书，其铭曰：“太平二年正月百日，尚方令朱忠、都尉杨□所作明竟，百湅之竟兮，君子孔子。”铭文带外凸起一道细弦纹，再外则为镜缘，镜缘横截面呈斜三角形，局部有磕碰。此镜与湖北鄂城出土的东吴太平元年神兽镜、宝鼎二年神兽镜极为接近。

镜铭考释

因方枚铭文过于简化，多已不可释读，暂不作考释。外圈镜铭为反书，为方便起见，对其做了拓片和摹本，并将摹本进行了水平翻转，依据摹本对镜铭考释如下：

太平二年，正月百日。尚方令朱忠、都尉杨□所作明竟，百湅之竟兮，君子孔子。

“太平”为东吴孙亮第二个年号，太平二年即公元257年。太平元年九月丁亥，权臣孙峻卒，从弟孙綝代领中外诸军事，把持孙吴朝政。太平二年四月，孙亮始临正殿，得以亲政，并着手与权臣孙綝展开斗争。次年九月，孙亮谋诛孙綝事败，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被杀，孙亮被黜为会稽王。此镜于太平二年正月制成，此时孙亮尚未临殿亲政，朝政仍由孙綝把持。《中国古代铜镜》中摘录了一枚“太平二年”镜，鄂城出土过三枚“太平元年”镜，其纹样也与此镜接近。“正月百日”当为纪日铭文，鄂城出土半圆方枚神兽镜镜中有“正月丙日，王作明竟自有方……”铭，此处“正月百日”可能是“正月丙日”的误写。

铜镜拓片及铭文摹本（翻转）

“尚方令朱忠、都尉杨□所作明竟”一句最为重要，以往所见的三国铜镜中，带“尚方”铭的本就稀少，而带尚方令、都尉及人名的堪称前所未见。

镜铭局部（水平翻转）——“都尉杨□”

尚方令是少府之下尚方署的长官，《通典》记载：“秦置尚方令，汉因之，后汉主作手工作、御刀剑、玩好器物及宝玉作器……汉末分尚方为中、左、右三尚方。魏晋因之，自过江唯置一尚方。”又《三国志·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此镜与《江表传》中金华燧、金步摇、金假髻，同为尚方所造。“朱忠”为督造此镜的尚方令姓名，姓氏笔画残缺，可补释为“朱”字，朱、张、顾、陆为吴中四姓，朱氏为东吴望族，担任尚方令（秩六百石）的“朱忠”，史籍无载，很可能为世族成员。

都尉在秦汉时期为武官，汉末三国时期，都尉位在校尉之下，属于中低级武官，另有多种名号都尉。镜铭中的“都尉”署于尚方令之后，应为尚方令的属官，已经脱离了都尉作为武职的原始含义。都尉的姓名为杨□，第二字不可释，“尚方令朱忠、都尉杨□所作明竟”，说明这枚铜镜是由尚方令朱忠、都尉杨某督造完成的，是一枚严格意义上的尚方镜。

“百湅之竟”即“百炼之镜”，以往见到的镜铭中还有“百湅正铜”“百湅青铜”，指铸镜的青铜经过了多次锻炼，以此来形容品质之精良。其后一字残缺，仅剩上部，疑为语气词“兮”。最后四字近篆书字体，暂依字形释为“君子孔子”，概因铜镜可以正衣冠，服者可养君子之气，因追慕孔子，故作此赞美之辞。

孙吴、曹魏的尚方与尚方镜

按前举《通典》有关尚方的记载，以及洪饴孙所辑《三国职官表》：“魏中、左、右尚方令各一人，六百石，第七品。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吴同。”作为“掌上手工作”、负责造办的尚方，在汉末已分为中、左、右三部。毕沅《中州金石记》中所录曹魏景初元年铜帐为“中尚方造”，南京石门坎出土曹魏正始二年弩机为“左尚方造”，结合之前甘露四年、甘露五年、景元四年右尚方镜铭来看，曹魏分置左、中、右尚方是确信无疑的。甘露四年、甘露五年、景元四年这3枚曹魏尚方镜全为右尚方所造，而铜帐构为中尚方所造，弩机多为左尚方造，说明曹魏三尚方可能各有司职，铜镜可能主要由右尚方督造。那么孙吴的尚方，是否真如洪氏《三国职官表》所言，与曹魏尚方同样分为中、左、右三部？至少此镜的镜铭只称尚方令而未冠以左、中、右；且《江表传》中记述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也只称“尚方”而未见分部。若东吴仅置一尚方，则前举《通典》中提到东晋“自过江唯置一尚方”的制度可能来自东吴。

东汉三国镜铭中，与铸镜相关的人名多为工师，如东汉镜铭中的工师陈是（氏）、龙是（氏）、范是（氏）；吴镜中的会稽师鲍唐、会稽山阴师唐豫、师陈世严、武昌（师）元等。这些工师在当时都是颇有名气的铸镜师，在铜镜上铸刻这些工师的名字，实际上是一种“品牌”。基于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汉代的“尚方”铭文镜中有许多并非中央尚方所造，而仅仅是借用了尚方的名号。与上述工师镜铭意义不同，这枚铜镜中出现的尚方令、都尉，并非铸镜的直接工作者，也不是负责指导的技师，而是铸镜的管理者，是官方铸镜责任制的直接表现。这种在铜器上铸刻督造长官的勒名制度，在汉代十分流行，其目的在于“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

曹魏甘露五年右尚方兽首镜（樋口隆康：《古镜》，第 137 号镜，新潮社，1979 年）

在讨论东汉尚方镜的问题时，有学者认为铸有尚方铭文的铜镜不一定都是尚方镜，甚至可以说“假”尚方镜居多，并认为真尚方镜必须是精致的。从镜铭来看，这枚东吴太平二年镜中出现了尚方的最高长官——尚方令和都尉姓名，无疑是真尚方镜。可镜背出现了明显的范铸缺陷，与“精致”的要求相去甚远。从镜背的铸造情况来看，镜模应该经过多次使用，导致镜背纹饰和文字多有模糊。所以单从铸镜的精美程度判断其是否为真正的尚方镜，尚有商榷的余地。武昌（今鄂州）和会稽山阴是东吴铸镜的两大中心，而作为首都的建业（今南京）及京畿附近，尚未找到其为铸镜中心的证据。武昌曾一度是东吴的首都，即使在迁都建业后，孙权仍“徵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其地位相当于孙吴的西京。这枚尚方镜的形制，与武昌出土的太平纪年镜较为接近，虽然尚方官署设在建业，但实际铸造铜镜的官营作坊很可能在武昌。

尚方都尉的设置

有关镜铭中的尚方令与都尉的关系的考证，就目前所见的东吴铜器铭文来看，往往是高官在前，低级官吏、士卒在后，如安徽繁昌出土“将军严圭士吴奠畏（鍡）”铜洗、鄂城出土“陆凯士李□”刻铭兽首镜等。不过这些都与铜器的制造无关，只是标明铜器的所有权，反映的并非东吴的工官制度，而是器物的属主及其背后军士与将军之间的依附关系。仅凭镜铭中的先后次序，尚不能确定尚方令与都尉之间的关系。

无独有偶，罗新、叶炜所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书中，著录了一方出自洛阳的西晋永嘉三年中尚方散都尉孟□妻趟令芝墓志，文曰：“永嘉三年十一月一日丁卯，中尚方散都尉孟□妻趟令芝，年廿卒。”志文中的“散都尉”史籍无载，应为尚方之下所增置的散官，正如罗新先生所言“少府各署之散都尉，或即员外增置之散职”。鉴于此，镜铭署于尚方令之后的都尉，也应当是员外增置的散官。以都尉作为武散置于主管造办的尚方署下，是颇为有趣的设置，反射出其职官制度中强烈的军事化特征，这样的设置与后世的“武散”极为相似。另外，扬州胥浦西晋元康九年墓中曾出土“徐州广陵舆县永康里，散部曲将孙少父，年一百，食口丗人”铭文砖，与永嘉三年墓志中的散都尉同理，砖铭中的“散部曲将”也为“武散”。

事实上，汉末三国时期，由于频繁的、长期不断的军事战争的需要，原本在两汉时代的各种武官称号，如都尉、校尉、中郎将等，被广泛地授予臣下。如东吴周鲂诈降曹休，所致密函中“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得以假授诸魁帅。”同时，各种军号的授予并不限于有军功的武官，而扩大到地方长官、文官和其他与军事活动无关的人员。军号的滥授，直接导致了这些军号与原有职能的分离，而逐渐成为一种散阶。就都尉的种类而言，汉末、三国时期的都尉可依据其名号与实际职能的关系分为实职和散阶两大类。属于实职的除了掌管兵马、舟船、车與或禁卫的诸都尉，如都尉、骑都尉、抚军都尉、将兵都尉、轻车都尉、驸马都尉、奉车都尉、水衡都尉、牧官都尉、殿中都尉以外，郡、属国都尉以及负责屯田事务的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等也与军事活动相关，也应属于实职。另有许多与军事活动不相关的文官，如东吴的左辅都尉、右弼都尉、辅正都尉、翼正都尉（太子四友）、辅义都尉（太子辅弼）、楼下都尉（掌酒谷之事），曹魏的协律都尉（掌举麾节乐，调和律吕，监试乐人典课）、通事都尉（由中书通事所改，掌呈奏之事）。与前举尚方都尉一样，这些“都尉”已基本脱离了原本的武职含义，转变为一种虚化了的官名缀于司职之后而成为了散官。

对于都尉流行的时代下限，陈奕玲在《三国“都尉”札记》中提出都尉“在魏晋之交完成了使命”，袁理在《汉末三国武官散阶化研究》中认为“到了三国中后期，关于都尉授予的记载就变得越来越少。两晋统一后，各种名号都尉在史书中就几乎见不到了，在魏晋之交完成了其使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从镜铭和前举西晋永嘉三年（309年）志文来看，在东吴中后期、直到西晋末期，作为“武散”的尚方都尉仍然存在，而并非“在魏晋之交完成了使命”。

综上，这枚在东吴太平二年，由尚方令朱忠及其属官都尉杨某所督造的尚方铜镜，为我们研究东吴时期的中央铸镜提供了新材料。在尚方令下增置都尉，将武职以散官的形式置于造办机构之下，反映出东吴武职的扩大化——军号的设置不限于军事领域，甚至渗透到了与军事毫不相关的铜镜铸造业。这一官制后来又被西晋所继承（不排除曹魏也有类似的设置），其作为散官的性质更加明确，于是便出现了“中尚方令散都尉”的称号。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