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据大河报报道，45岁产妇赵秀玲在淄博周村区妇幼保健院剖宫产手术时，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后转院治疗，最终不幸离世。三年内，淄博市医学会、山东省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先后作出三份鉴定结论，从“不属于医疗事故”到“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再到“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三次鉴定，得出三种不同结论。
赵秀玲在重症监护室 图据大河报
从“无责”，到“轻微”，到“主责”。同一病历，三级鉴定，三种结论，不仅让逝者家属历经煎熬，也让医疗鉴定陷入公信力危机。须知，医疗事故鉴定是厘清医患权责，化解医疗纠纷的“天平”。医学因高度专业性，理应客观公允。如果天平砝码，混入人情、利益等因素，长此以往，就会蚕食医患信任，让事故鉴定本身成为动摇信任的事故。
中华医学会鉴定列举的医方在高危孕产妇管理不规范、术前应对不当、麻醉评估不足、抢救流程存在缺陷、额外开展子宫肌瘤剥除术等过失，绝非隐蔽细微的诊疗瑕疵，前两次鉴定却对此忽视。特别是，在产妇生命体征已不稳定的情况下，医方还执意开展必要性相对不高的子宫肌瘤剥除手术，徒增手术时长与出血量，大幅叠加风险。
以上所列举的问题，若鉴定机构选择性忽视，那鉴定本身就会变成不确定因素，医患信任就会被反复伤害，鉴定公信力也会遭到损害。
何以如此？不同级别医学会专家资源、专业能力等存在差距，更关键的还是鉴定结论的责任压力不同。这一反转的症结，在于难以规避的“同体监督”困境。专家库成员若多来自本地医疗机构，行业羁绊、人情关联就极易干扰鉴定的客观性。因此，从制度设计上切断“自己鉴定自己人”的利益关联，才能避免看人下菜式鉴定消耗公众信任和加剧医患对立。
当然，网络讨论中也有观点认为，事故责任认定也要正视医院救治能力的现实局限。事后鉴定是按理想化严苛标准复盘抢救过程，医疗资源不均衡现实下，囿于基层医疗现状，在动态发展的病情抢救中未必能尽善尽美。如此则类似高危病例与有限的基层医疗技术就出现了冲突与错位，这或许也是此类纠纷不断地的原因。
杜绝鉴定乱象、重塑行业信任，关键要实现诊治能力与责任认定的基本匹配，让医疗过错标准与施救的医疗水平相适应。一方面，优化鉴定专家遴选机制，推行跨区域、匿名化鉴定模式，守住鉴定公正底线。另一方面，应建立分级适配的责任认定制度，结合病情风险、诊疗场景综合定责，实现权责对等。
红星新闻评论员 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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