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如何悄悄腐蚀信任？

刻板印象

与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

文字选自《认知的不正义》

在证言交流中，偏见腐蚀听者对言者的可信度判断的基本机制是什么？偏见可以由许多方式运作，但我将主要探讨如下一种理念：偏见主要通过刻板印象进入我们的可信度判断。在判断可信度时，我们会把刻板印象用作启发法 （heuristics）。和以前一样，我所说的“刻板印象”是中性的，所以它既有可能是可靠的，也有可能是不可靠的。我将论证，可靠的刻板印象是听者做出可信度判断的合理性资源中一个恰当的组成部分。但我还将指出，听者总是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我们总是更容易诉诸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

首先，让我们更准确地澄清一下这里的“刻板印象”究竟指什么。社会心理学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概念。

我所用的这个词是中性的，所以它既包括经验上可靠的刻板印象，也包括经验上不可靠的、有所歪曲的刻板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给出一个较为宽泛的界定。之后我会将刻板印象理解为一种形象 （image），并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解释。我想在这里首先指出的是，刻板印象是存在于特定社会群体和一种或多种属性之间的广为接受的联想。这一概念的广泛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刻板印象所体现的概括是否可靠的问题上，它是中性的。第二，它允许刻板印象不仅作为信念而存在，也可以在认知承诺 （cognitive commitment） 的其他维度上存在：尤其是那些可能具有情感向度的刻板印象，比如源自集体想象的承诺。这一类承诺的透明度可能低于信念。第三，它允许刻板印象具有积极或消极的效价 （valence），或者根本没有效价。这取决于刻板印象背后的属性是贬义的、褒义的还是冷漠的，好的、坏的，还是中性的。还有一些刻板印象可能无法被明确分类，因为它们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要取决于语境。认为“女性依赖直觉”的刻板印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认为“依赖直觉”就意味着不合理性，那么这种刻板印象是贬义的；但如果我们认为，直觉是一种认知优势，这种刻板印象则是褒义的。在某些情况下，积极和消极的效价可能都在以某种方式运作——比如，某个刻板印象可能像一种带刺的恭维。

如果刻板印象是存在于某个群体与某种属性之间的、广为接受的联想，那么它就蕴含着一个对有关特定社会群体的某种经验性概括 （“女性依赖直觉”） 的认知承诺。当然，这种概括的强度有大有小。相应地，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一个持有刻板印象的人可能会将概括视为普遍现象 （“所有女性都依赖直觉”）；或者，在光谱的另一端，一个人对概括的承诺可能非常弱 （“许多女性都依赖直觉”）；又或者，一个人对概括的承诺强度也有可能介于二者之间 （“大多数女性都依赖直觉”）。

我们在可信度判断中使用刻板印象的理念，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已经从将判断视为合理性、逻辑性决策 （这种决策偶尔会受到不合理性需求和动机的影响） 的产物的观点，转变为将人视为启发法的使用者的观点。对非社会判断的经验研究表明，感知者会使用捷径或启发法来释放能力并尽可能快地传递信息；而社会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些过程也适用于社会判断的形成和使用。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听者：他面临着一个直接的任务，即衡量言者所说的话有多大可能为真。除非听者对言者个人有丰富的了解，否则他做出的可信度判断必须反映某种社会概括，即对于言者所属社会类型的人的认知可信性——他们的能力与诚挚度——的社会概括。因此，听者自发地利用相关概括，以（可靠的） 刻板印象的简化形式进行可信度判断，这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如果听者没有这种启发法的帮助，他就无法实现可信度判断正常的自发性。对日常证言交流来说，这种自发性恰恰必不可少。考虑一下“可靠的家庭医生”这一刻板印象：只要这一刻板印象所固化的联想意味着，它对家庭医生能够给出一个可靠的经验概括，那么当医生给我们提供一般的医疗建议时，使用刻板印象帮助我们对医生做出可信度判断，在认知上就是可取的。许多日常证言都需要听者对言者进行社会分类，而刻板印象就像是证言交流的润滑剂。

但如果刻板印象中存在身份偏见呢？对于许多有关女性、黑人或工人阶级等历史上没有权力的群体的刻板印象来说，它们所涉及的属性都与能力或诚挚度 （或两者兼有） 负相关：过度情感化、不讲逻辑、智力低下、进化劣等、自控力差、没 “教养”、缺乏道德品性、汲汲于名利，等等。关于这类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只要这种联想是错误的，刻板印象所体现的就是对上述社会群体的不可靠的经验概括。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一种刻板印象带上偏见，因为体现不可靠的经验概括的刻板印象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应受责备的错误——比如，如果现有的证据具有误导性，刻板印象就仅是一种集体的认知厄运 （epistemic bad luck）。有关偏见的最根本理念是预判断（pre-judgment）。根据内部主义的思路，我们可以对预判断做出一个自然的解释：它是人们在没有恰当地考虑证据的情况下做出或坚持的判断。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将偏见普遍地视为一种在认知上应受责备的行为。不过我们还应指出，上述判定认知责备的一般规则并不是普适的，其中也可能会有例外。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认知主体的判断模式会受到当时社会背景下盛行的偏见的影响。如果主体想要克服这些偏见，他们需要具有非凡的认知品格。这可能就会使我们减轻对认知主体的责备。此时如果我们期望主体意识到某种偏见正在建构他的社会意识，这无疑是一种苛求，更遑论要求他有相应调整自己判断的可信度的习惯了。在这种情况下，持有错误偏见的主体是“境遇的”（circumstantial） 认知厄运的受害者——它是内格尔所说的“境遇的”道德厄运在认知维度上的对应物。在第4章中，我们将再次回到赫伯特·格林利夫和他对玛吉·舍伍德造成的证言不正义。在那里，我们会举例探讨一种能够为听者开脱罪责的境遇。

诺米·阿尔帕利 （Nomy Arpaly） 讲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旨在说明不应受责备的错误 （“诚实的错误”） 与偏见之间的区别。考虑一下这个例子：所罗门是“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小农庄里的男孩”，他“认为女性在抽象思维方面的能力不及男性的一半，或者至少不善于进行抽象思维”。他从未见过有任何女性能够进行抽象思维；他当地的图书馆里只有男性撰写的书籍。他也见过很多男性抽象思维者。这些男性之间的普遍共识就是，女性对抽象思维没什么兴趣。阿尔帕利认为，就目前的信息来看，我们还不能指责所罗门有什么明显不合理性的行为。但是，阿尔帕利让我们继续想象：如今所罗门上了大学，与许多出众的女学生一起学习。如果这个反面证据改变了所罗门的信念，那么他的信念就会被揭示为一个诚实的错误。

然而，如果这个反面证据没能改变所罗门的信念，那么这个信念就会被揭示为是不合理性的，而且还是一种偏见：在看到明显的反面证据之后，所罗门仍然固执己见。这就立刻揭示出他在认知上和道德上的缺陷。所罗门的伦理缺陷源于如下事实：他在看到反面证据时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不仅是一种不合理性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受到驱动的不合理性的行为，其中的动机（我们可以说是对女性的某种蔑视） 在伦理上是有害的。

到目前为止，我赞同阿尔帕利想要传达的信息。我认为阿尔帕利的例子表明，一个 （典型的） 带有偏见的判断就是对证据的应受责备的抗拒，因而也是不合理性的。我也同意，所罗门心中的偏见暴露了他在伦理上的缺陷。这种伦理缺陷源于他在伦理上有害的动机，而这种动机藏身于他的不合理性的行为背后。然而，阿尔帕利似乎继续指出，主体的这种伦理缺陷是偏见本身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我不确定她是否打算在这一点上做出承诺，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观点。将所罗门想象出来的偏见理解为一个伦理错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偏见的一般概念来说未必如此。并非所有的偏见都涉及主体的伦理缺陷。

偏见有许多不同的种类。用我的话来说，所罗门对女性智力的偏见就是一种消极的身份偏见，这种偏见的背后确实有伦理上成问题的动机。消极的身份偏见无疑是道德上最成问题的一种偏见，它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一种偏见 （回顾一下白人陪审员对汤姆·鲁滨逊的身份偏见，这种偏见的背后藏有一种或多种伦理上有害的动机，比如种族仇恨或蔑视）。但一般意义上的偏见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

它在如下两个意义上更为宽泛。首先，偏见无疑指的是一种以抗拒证据的方式形成或坚持的判断；这种抗拒的背后是主体的某种动机，它在伦理上可以是无害的。回想一下我们之前的例子：一本科学期刊的评审小组对某种科学方法持有偏见。我们称这些评审小组成员怀有偏见，这并不要求我们假设他们在伦理上有任何有害的动机。我们只需要将评审小组对某篇投稿的评判理解为，他们致力于某些相反的动机，因而选择抗拒证据——也许，评审小组成员对方法论的正统性怀有根深蒂固的忠诚，从而使得他们对新科学方法的优越性不够敏感。又或许，他们对知识革新感到威胁。这些都不是什么高尚的动机，

但它们本身在伦理上并不有害。其次，偏见并不总是反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因为也可能有赞成的偏见。试想另外一个同样持有偏见的评审小组，其成员并不是对某种科学方法持有反对的偏见，而是对某种科学方法持有赞成的偏见。因此，当收到这一类论文投稿时，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抬高对论文的印象。偏见可以有积极的效价。

到这里，关于偏见的一般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让我们将其概括如下：

偏见是一种判断，它可能具有积极或消极的效价，并且由于主体的某种情感投入，它会展现出对反面证据的某种程度的（通常在认知上应受责备的）抗拒。

这种情感投入在伦理上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但考虑到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系统性的证言不正义，我们对消极的身份偏见尤其感兴趣。我认为，这一类偏见总是源自某种伦理上有害的情感投入。消极的身份偏见是人们对某个人群持有的具有消极效价的偏见，这种偏见仅仅是因后者属于某个社会类型。现在，如果我们把消极的身份偏见的概念与刻板印象的概念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对“消极的身份偏见导致的刻板印象”给出如下定义：

一种将一个社会群体和一种或多种属性联系起来的广为接受的贬低性联想，这种联想包含了一种概括，这种概括出于伦理上有害的情感投入，而对反面证据表现出 （通常在认知上应受责备的） 抗拒。

这就是系统性的证言不正义中的偏见。

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探究，这种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听者的可信度判断的。我已经指出，在日常证言交流中，听者往往会利用刻板印象作为启发法，来协助他判断言者的可信度。听者和言者进行的是一种社会交往，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交换对彼此的社会认知。我在下一章中将为一个关于可信度判断的感知模型辩护。在这里，让我们暂且先接受如下理念：在某些日常的证言交流中，听者并不会仔细考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言者；就他正在告诉她的事情而言，听者把言者感知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信的。她根据一系列背景假设来感知他，即像他这样的人在与像她这样的人交谈这样的事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信任的。我已经指出，可靠的刻板印象在这一环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言者与听者之间的互动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身份偏见扭曲听者可信度判断的机制：它扭曲了听者对言者的感知。将这种关于感知的说法应用到我们的主要例子中，我们就可以说，梅康县的陪审团成员的判断被带有偏见的种族刻板印象深深地扭曲，以至于在法庭上，他们无法不将汤姆·鲁滨逊视为一个撒谎的黑人。在这个例子中，陪审团成员的观念就是被带有偏见的信念部分形塑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可信度判断的带有偏见的种族刻板印象经过了他们信念的中介。但我将重点关注偏见在非信念层面的运作；这是因为，过分关注信念会导致我们低估证言不正义发生的频率。我相信，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认知关系，我们就会意识到证言不正义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警惕一个人对偏见的信念已经是一件难事，而如果我们想可靠地过滤掉自己带偏见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直接影响我们的社会认知，而不需要通过信念的中介——还要困难得多。许多证言不正义的例子不同于汤姆·鲁滨逊的案例，且个中不同之处非常重要：因为许多证言不正义的案例根本不是由带偏见的信念造成的，而是由更隐蔽的、残余的偏见造成的。这些残余偏见的内容甚至可能与主体实际持有的信念大相径庭。有些时候，我们当然可能会因为自己持有的信念而造成证言不正义；但在哲学上更耐人寻味的可能性是：有时我们尽管没有相关的信念，我们依然有可能造成证言不正义。

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有时极其难以察觉，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可信度判断，而不经过信念的中介。为了澄清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社会刻板印象这一概念的起源。人们普遍认为，用“刻板印象”作为隐喻来指代社会类型的用法，最初是被政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推广的。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印刷中使用的铅板，因此李普曼将社会刻板印象描述为“我们头脑中的画面”。这看起来是一个极其精妙的即兴表述。如果我们把社会刻板印象看作一种形象 ——其表达的是存在于一个社会群体与一种或多种属性之间的联想，从而体现了对该社会群体的一种或多种概括——那么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何它对可信度判断的影响会比具有相同内容的信念更难察觉。形象能够对我们的判断产生本能的影响，从而使我们的判断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牵制。如果信念也想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是相对隐蔽的、无意识的信念。

在听者的判断模式中，社会想象中的偏见形象有时会持续存在，即使这些形象的内容与听者的信念内容相冲突。这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最鲜明的阐释。比如说，试想一位女性已经彻底摆脱了性别歧视信念的束缚——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但很多时候，她在心理上仍然受到“女性没有担任政治领袖所需要的那种权威感”的刻板印象带来的影响。因此，她常常不像对待男性政治候选人那样严肃地对待女性候选人的言论。这种矛盾形象体现了 （我们可以称之为）残余内化 （residual internalization） 的现象：即使一个受压迫群体的成员的信念已经真正发生转变，他们仍然可能是压迫性意识形态在“半衰期”时的载体。有时，这可能仅仅是由于一个人的情感状态落后于其信念 （比如，一个悔过自新的天主教徒的内疚感，或者一个同性恋权利活动家的羞耻感）。但在其他时候，即使相关的信念已经完全淡去，在我们想象中的认知承诺仍然会影响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感知。这些承诺可能以残余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心理中，它们落后于信念的发展，从而继续对我们的社会认知产生影响。

当偏见形象与冲突的信念同时存在时，它们各自的影响往往很难识别。毕竟，如果我们很清楚自己相信什么，我们为何要怀疑自己的判断实际上受到了相反的观念的影响呢？让我们假设时间回到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这位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刚刚开始萌生政治意识。因此，她最初在孩童时期形成的所有与性别有关的信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既然她现在已经形成了坚定的女权主义信念，她为何还要怀疑，自己的社会认知可能仍然受到性别歧视刻板印象的影响呢？要想对自己的信念中存在的偏见保持警惕，这需要一种自我意识上的特殊壮举，更遑论修正这些偏见了。不过，也许她会注意到自己的信念与感知判断之间的某种不协调，并扪心自问，为何自己常常不认为女性政治候选人具有必要的权威感。本着乐观的精神，

让我们假设她会向他人倾诉自己的感受和怀疑，并逐渐增强自我意识。这一切都有助于她限制残余偏见对自己的可信度判断的影响。但是，许多偏见的寿命不会如此短暂。社会想象力是社会变革背后的强大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直接影响思想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独立于一个人的信念，因为信念依然可能受到一个时代的偏见的影响。但是，如果形象本身就受到了偏见的腐蚀，那么这种不经过主体的自我意识、直接影响其判断的能力也会使社会想象力成为一种伦理和认知的负担。集体的社会想象不可避免地包含各种刻板印象，这也是每一个听者在与对话者交际时躲不开的社会氛围。也难怪，社会想象中的偏见因素能够在不经我们准许的情况下，影响我们的可信度判断。

在主体的社会意识中，社会集体想象中的残余偏见可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尽管这种偏见与主体的信念相冲突。我们可以将这两种方式归到“共时”和“历时”两个类别之下。我们那位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就是一个共时的例子。她的信念已经改变，但她的社会想象中的内容没有改变。因此，这些想象中的内容构成了一种残余的偏见力量，从而继续影响着她的判断和动机——如果从严格的、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想象中的内容并非无意识的。但我们可以说，这些内容并没有经过她专注的意识，也没有经过她的允许。再举一个共时的例子：哪怕一个人终身致力于反种族主义，其社会评判模式中也可能依然残留着集体社会想象中的种族主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体无法完全有效地过滤掉社会判断氛围中存在的偏见。因此，偏见氛围的一部分残余还是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判断模式，这一切都是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发生的。残余偏见——无论是以历时的，还是共时的形式——都是能够带来最隐蔽的、心理上最微妙的证言不正义的偏见类型。

这种偏见能够不顾我们的信念、悄然形塑我们的可信度判断。在我看来，认识到这一点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不同程度的证言不正义总是无处不在的。正如朱迪丝·施克莱所说，哲学史让我们错误地认为正义才是常态，而不正义则是一种偏离：

有这样一种惯常的思考正义的方式，它虽然并非由亚里士多德发明，但他的确将这种方式公式化，并永远烙印在我们所有人的脑海中。这种关于正义的惯常模式并非要忽视不正义，但它确实倾向于将不正义贬低成正义的前奏，或者是对正义的拒斥和破坏，仿佛不正义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反常现象。

施克莱颇具说服力地发展了这样一个观点：不正义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基准，而主动的义愤呼声和对修正错误的要求则是难能可贵的例外。我认为，证言不正义是话语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尽管人们义愤的呼声相对较少。关于为何义愤的呼声较少，人们可能会给出各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假如你想抱怨自己的老板因为你是一名残障人士而没有给你应有的可信度，这不仅可能很难证明，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 （你可能会被别人当成一个麻烦制造者，他们也可能不会想要给你升职）。但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我们的日常道德话语中，尚且没有对这种错误对待他人方式的成型理解。

（我所说的）证言不正义构成了一种道德错误，这种错误并不一定是无关紧要的。它实际上具有深远的破坏性，甚至与社会中其他形式的不正义有系统性的联系。但是，这种理念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重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就会更愿意诉说我们的义愤，并通过争论使其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也许，我们能够发展出更好的语汇和论坛来表达和回应这些抱怨，社会也会就此发生转变。也许，我们自己会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可信度判断模式，从而降低对他人造成证言不正义的可能性。

我在本节中一直在论证，当偏见通过社会集体想象中的刻板印象运作时，它往往最容易失去控制，因为印象可以逃避开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进行自我审查的雷达。有时，它甚至可以在和信念冲突时继续运作。当偏见的确直接影响到听者对言者的感知时，我们只能希望听者的信念能够在某一时刻起到修正的作用 （就像我们之前举例说明的，那位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克服了她对女性政治候选人的偏见）。但我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一种相反的可能性——带偏见的信念被不带偏见的社会观念所修正——可能会给我们另一种希望。事实上，社会想象力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而积极的力量这一普遍理念也有赖于此。阿尔帕利讨论的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可能性。根据阿尔帕 利 对 马 克 · 吐 温 的 《哈 克 贝 利 · 费 恩 历 险 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的解读，哈克贝利始终坚定地认为，道德要求他把逃跑的奴隶吉姆交给政府，以便把他还给合法的主人。但是，哈克贝利的行为暴露出这些信念与他感知能力之间的冲突：在关键时刻，他并没有把吉姆交出去。根据阿尔帕利对哈克贝利的刻画，尽管他有着传统的、带有强烈种族偏见的信念，但他仍能不带偏见地将吉姆视为一个完整的人类。阿尔帕利有力地论证指出，哈克贝利因此在道德上是值得称赞的。我们可以说，尽管哈克贝利的确持有带偏见的信念，但他没有交出吉姆这一点就证明了他自己在感知上并不带有偏见，在道德上也是善的。

我认为，一个主体能够战胜其带偏见的信念、不带偏见地对他人进行感知，这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变革 （包括重塑我们可信度判断模式的社会变革） 何以可能来说至关重要。无论听者进行有效自我批判的希望究竟在于信念改变感知，还是感知改变信念，更为普遍的一个要点是：对于那些致力于减少可信度判断中偏见的人来说，两种认知承诺形式之间出现不协调的可能性是一种关键的认知和伦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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