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正在青岛医学院劳动的束星北，从报纸上得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曾经站在现代物理学前沿的学者，面对这则消息久久不能平静。据相关回忆，他当时十分激动，感叹自己本可以为这项事业出力。
这句话背后，有个人的遗憾，也有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遭际。
束星北190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少年时期就显露出过人的求知能力。青年时代，他先后在国内外求学，接触到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现代物理学。后来，他赴欧洲学习，曾在柏林大学与爱因斯坦有学术上的接触。
爱因斯坦是那个时代物理学界的巨擘。能与这样的学者交流，对年轻的束星北影响很大。他并没有满足于已有成绩，而是继续研究数学物理、相对论等领域。此后，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学术道路原本颇为顺畅。
有意思的是，束星北没有长期留在国外。学成之后，他选择回到中国。家庭因素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国家积弱、科学落后的现实，也让他觉得不能只为个人前途打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束星北曾在南京中央军校任教，希望用现代科学训练军政人才。但他对当局消极抗日的态度十分不满，不久便离开，转赴浙江大学任教。
在浙大，束星北的课堂很有特点。他往往不依赖整齐的讲稿，拿着茶杯就走上讲台，从一个公式讲到自然现象，再由自然现象引出物理规律。学生听得懂，也愿意追问。许多并非物理专业的学生，也会挤进教室旁听。
李政道就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他的影响。李政道当时并非物理系学生，束星北却看出他的兴趣和潜力，劝他转入物理学习。后来，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束星北的学生中，还有吴健雄、程开甲等后来在科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抗战年代，科学很难与国家命运分开。束星北曾担任军令部技术顾问，参与无线电和雷达方面的工作，为中国早期军事技术发展做过探索。关于他是否应被称为“中国雷达之父”，学界有不同说法，但他在相关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束星北回到山东大学任教。此时的他，已经不仅满足于理论物理，还把研究方向拓展到大气物理，并参与推动气象物理学在国内的发展。他的知识面很宽，敢于跨越学科，这在当时十分难得。
然而，学术能力强，并不等于处世圆融。束星北性格直率，甚至带有明显的锋芒。他听课时发现别人讲解有误，常常直接指出；对工作安排和行政管理不满，也容易当面争执。有人称赞这是科学家的独立精神，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伤害了同事关系。
他的性格冲突，在特殊年代被进一步放大。由于早年曾在国民党政府相关机构任职，又因言行和历史问题受到审查，束星北后来被划为“右派”，下放到青岛医学院劳动。一个讲授高深物理的教授，日常工作变成清扫厕所，身份落差极大。
那段时间，他失去了讲台，也远离了熟悉的实验室。原子弹事业取得突破时，他看到的不是自己参与科研的身影，而是昔日学生和同行在国家工程中的成果。遗憾、欣慰与不甘交织在一起，才有了那句“我本来应该干这个的呀”。
不过，束星北并没有因此放弃科学。1972年，李政道回国访问，在与周恩来总理谈及国内科技人才时，提到了自己的老师束星北。此后，束星北的处境出现转机，调到山东海洋学院，重新从事海洋力学研究。
重新获得研究条件后，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工作，甚至给自己定下规矩：不随便会客，不访友，不参加无关应酬。失去的岁月无法追回，只能用剩下的时间尽力补偿。晚年的束星北仍指导学生、撰写论文，在海洋科学领域继续发挥作用。
他曾教育子女，出国留学没有问题，但学成之后要回国服务。对束星北而言，爱国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求学、任教、科研和晚年生活的选择。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在青岛逝世，终年76岁。王淦昌评价他“虽经坎坷，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这句话，恰好点出了他一生最复杂也最重要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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