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英”投江：明清之际国难与投江女子的传说

一、楚女投江的传闻

邹漪在《启祯野乘》里记录了一则发生在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的传闻：

女子不详何姓氏，年可十三岁，湖南人也。甲午春为兵掳，是时被难者，不可更仆。洪经略承畴，欲捐金以赎之，卒不果。独女子慷慨幽吟，抗志不辱，行至鹦鹉洲，伺间投江以死。（《启祯野乘二集》卷八）

一位十三岁的少女被乱兵掳走，当大军行至鹦鹉洲时，她趁机投江自尽。时已初夏，少女的尸身沉入江中，消失三日，直至乱兵尽数离开，才逆流而上浮出水面。人们在她的左臂发现一方手帕，上题有十首《绝命诗》。

邹漪并未详考少女的姓字，反而特别强调她的籍贯及投江地点。大概因为在他看来，相比于姓名，上述信息更有益于人们理解这场殉难的深意。在文章的结尾，邹漪特别提到屈原“投江以死”的前史，以证明楚地历来就有“侠烈之风”，楚女投江正是这一传统在明清之际的延续。

同样热衷于以屈原比附楚女的还有黄周星。黄氏义不仕清，鼎革以后，好以骚体风格为诗，因此不免将楚女引为知己。他从一位云游的燕客口中获知，少女死后“其尸逆流千里，越洞庭湖而南，为渔人所获，玉貌如生”（《夏为堂别集》）。此一神异化的细节，诱发黄周星的奇思遐想。他在《和楚女诗》中写道：“江潭渔父非渔父，帝遣神收绝命辞。”表示自己情愿相信，发现尸身的渔人不是普通的渔民，而是曾经试图泅引屈原的渔父。又用《法华经》中娑竭龙王女闻法而入禅定、于刹那间得正道成佛的典故，暗示楚女的贞魂已往南方无垢世界，将此事装点得颇具宗教色彩。

在另外一首和诗中，黄周星更直言“鬼神但识西山事，此是西山又向西”，檃栝伯夷、叔齐避居首阳的故实，以为夷、齐已向西山，楚女更在西山之西，把这场殉难的位置抬到了遗民谱系的至高之处。值得补充的是，这位“素怀灵均之志”的黄周星，在二十六年之后同样选择以投河自沉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对于楚女故事的传扬及其身世的考辨出力尤多，似乎可以看作一个历史的预言。

女子投江的异闻不仅在两湖一带广为人知，亦经知情者口传笔授，扬播四方。葛芝《长沙女子传》载，楚中一位姓朱的孝廉游历吴地，逢人便讲此事，动情处每每“泪淫淫下也”（《卧龙山人集》卷十三）。李长祥抗清兵败，被俘后羁置江宁，作《汉江女子传》，对于楚女故事的流动有更详细的记述：少女投水后，尸身逆流而上，一路漂至汉阳上游的金口驿。黄州武举人陈某恰好路过，他前夜曾梦见一女子向他托付后事，此时见女尸的面目与梦中人无异，遂收殓其遗体，安排下葬。陈某在女子的左臂发现了题有《绝命诗》的绢帕。此后为了找寻女子的身份，他怀携诗稿抄本四处游历。一位歙县商人途经汉阳，亲眼目睹此事，将这则见闻带回了江南。

正是通过上述“小人物”的努力，楚地女子的殉难终于得以惊动江南社会。钱谦益《卢氏二烈妇传》载：“甲午夏五月，楚女子被掳，投汉江死。其尸逆流而上，湘南人援得如生。有诗十首，以素帕缚左臂。传至白下，乳山道士林古度拜而录之。”（《牧斋外集》卷十九）故事的传播历时数年，计六奇初次读到十首《绝命诗》，已是“顺治辛丑（一六六一）仲秋”（《明季南略》卷十四），距离楚女殉难又过了七年。

明末陈洪绶作《屈子行吟图》

二、以贞喻忠：清初社会语境下的烈女崇拜

我们需要结合清初的社会语境，才能理解为何一个身份模糊、姓氏不详的女子殉难会激起如此广泛的讨论。

邹漪在《启祯野乘》里说：“国家无事，缙绅先生往往负气节、谈忠孝。一旦遇变，智不及谋，勇不及试，率变易其生平。而烈妇以闺房弱质，毅然能信其中之所守，视死如归。”（《启祯野乘二集》卷八）面对死亡，女性表现出超然地冷静与决绝，甚至令人怀疑：死节本是极难之事，女子却能从容为之，“岂天地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耶？”从知识阶层到庶民大众，清初社会对贞烈女性的痴迷与崇拜，折射出易代之际人们有关道德的普遍焦虑。

陈鼎《留溪外传》中有一则极端的例子：六合谭氏子死，“父母哭之未恸”，至其妻蔡氏殉节，“则哭之恸”，“吊其子者，数人而已，吊烈妇则以千计”（《留溪外传》卷十三）。陈鼎本人对于身仕两朝者亦持论甚严，屡有“为人臣者，失身二姓，九原之下，值烈妇能无愧乎”“冯道事四姓十君，使与复贞相对，能不愧死乎”的论调。女性成群地赴死，又成群地在文字的世界复生，供临难苟免者怀着愧意镜鉴。文人连篇累牍的题咏表明，清初社会的权力与道德之间存在微妙的等价结构。贞女固然是权力上的弱者，但她们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强者，拥有裁决士大夫德行的资格。

在“国变后多所忌讳”的舆论环境下，公开纪念殉国诸臣，或批评入仕清廷的贰臣，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此，遗民们将颂扬烈女的“公开剧本”（public transcript）推到台前，用以掩盖幕后的政治意图。李惠仪在《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李惠仪著，许明德译：《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一书中提到，明清易代，女性的生死与贞洁、身体受辱或保全，往往被用以暗喻国家命运和个人的政治选择。这除了由于文学史素有“以贞喻忠”的传统外，大概还因为旌表节烈的行为在当时得到了清廷的许可。

李惠仪著，许明德译：《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

卢苇菁指出，清朝定鼎伊始即承明制旌表贞烈妇女，并最终达到惊人的规模（《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77页）。欧立德（Mark C. Elliott）的统计进一步表明，在顺康两朝受旌妇女中，数量最多的是满人（“Manchu Widows and Ethnicity in Qing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41, 1999）。清廷第一次提出旌表贞节妇女，在顺治元年（一六四四）。顺治帝在即位诏书中称：“所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细加咨访，确具事实，申该巡按御史详核奏闻以凭建坊旌表。”至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官方特加“满汉”二字，诏曰：“满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该管官细加咨访，确具事实，勘给奏闻，礼部核实，以凭旌表。”十年（一六五三），又改作：“查举八旗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与汉人一体表扬。”从不称满汉，到满汉并列，再到专举八旗，通过大量表彰满族节妇，清廷希望满人在与汉人的文化较量中获胜，由此巩固王朝的正统性。可见官方在推行儒家道德的“公开剧本”之下，亦有一个不能言明的“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

尽管反抗的一方与镇压的一方，各自怀着截然相反的考量，但他们在表彰贞烈一事上竟能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是故楚女投江的传说虽充满种种危险的隐喻，仍然获准作为公开行动，被记载和纪念。可以说围绕烈女们的诸种讨论，在动乱时代最大限度地捍卫了一片模糊且安全的中间地带。

三、故事“集群”

回到事件本身，投江女子究竟何许人也？在邹漪、李长祥、钱谦益等人的记述中并没有答案。黄周星从两位友人林凤鸣、徐子鸠处得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前者告诉他，楚女是自己的同乡黄氏之女，小字青莲；后者则宣称自己的妹妹徐青鸾正是投江女子。二人皆言之凿凿，难辨真伪。武举人陈某后来在荆州天王寺遇到一位男子，看到诗稿后，当场痛哭失声，并表示投水之人是自己在乱中失散的未婚妻。不过，此人是否确系楚女的未婚夫，也难有定谳。除此之外，陈鼎、谈迁等大部分作者，依据一篇流传甚广的诗前自序称女子名叫杜小英，是地方士绅杜楷公之女。

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杜小英卷入的究竟是哪一场战乱，她又缘何投江？李长祥在《汉江女子传》中反复强调，杜小英是被“北兵”掳走的。持同样看法的还有遗民贺贻孙，他在《纪湖南女子事》一文中，将故事的背景提前到了顺治九年（一六五二）。是年冬，清军征剿桂林、衡阳，李定国、孙可望败走。第二年初春，“有女子被掳，赴水而死。其尸逆流而来，抵洞庭，数日不去”（《水田居文集》卷五）。李长祥于国变后起兵浙东，积极筹划抗清，因此他有意将杜小英的死塑造为一场殉明的政治展演，证明其道不孤。而贺贻孙对“北兵”的指认，同样牵涉私人化的动机。顺治六年（一六四九），清军攻陷浙江洋埠，他的姐姐贺艾抗节不屈，投水自沉。贺贻孙作《为亡姊庄烈君乞诗文启》，向四方乞文。他笔下的“湖南女子”是对贺艾的移情，而他与诸友如此大张旗鼓地悼念贺艾，其中很难说没有趁机悼明之意。

杜小英的遭遇具体而微地展示出女性参与世变的方式，她们既是历史暴力的直接受难者，同时也是承载历史意义的媒介。女性的身体、情感与命运，为不同处境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宣泄的空间。正因如此，难女诗文的写作背景和作者归属常常游移不定，叙述者们因应不同的目的挪用，甚或再造本事。直至清代中后期，仍可以看到这场殉难激起的余波。

嘉道间，恽珠编选《国朝闺秀正始集》，在这部选本中杜小英改头换面，成为长沙妇人朱氏。虽然同样涉及投江、尸身逆流等情节，但殉难的背景从顺治十一年后移至三藩之乱，“北兵”也被吴三桂逆党（“吴逆”）取代。这种编排也从侧面见出，三藩之乱的戡定对于清朝定鼎确有特殊意义。叙述者们既以清人自居，身份认同的转变不免撬动文本中的一些关节。恽珠录朱氏《绝命词》两首，其中“不留青塚在单于”一句，改作“不留羞塚在姑苏”（《国朝闺秀正始集》卷三），带了几分“天命转移”的味道。

《罪惟录》亦载楚女投江一事，不过在查继佐的记述中，殉难发生在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流贼张献忠陷武昌，被掠。以女良家好，献之贼帅”（《罪惟录》卷二十八）。査氏特别提到，《绝命诗》在流传过程中，因好事者润笔而产生了几处异文。从现有的文献看，《绝命诗》的异文版本远比査继佐想象的要复杂。除《罪惟录》列举的“四首‘赖’字原系‘把’字。五首‘几度’二字原系‘不胜’字。七首‘向’字原系‘道’字”几例以外，原诗第四首“厌听胡儿带笑歌”一句，因为语涉清军，后来者不得不斟酌、改易。

《罪惟录》称楚女是被张献忠所劫，故将此句改作“厌听娇儿带笑歌”。康熙间《沅陵县志》在记载此事时，直接挖去“胡”字。计六奇《明季南略》清初抄本原作“胡儿”，嘉道间活字本改“胡儿”作“行间”，模糊了掳掠者的阵营。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胡儿”作“莺儿”，周康立《楚南史赘》亦从之。恽珠等人则干脆将此诗删去，矛头直指三藩。廖元度、吕肃高辑录《楚诗纪》，书中称：“杜小英，辰州女子也。甲午王师定辰湘，敌掠难妇万余人，小英为兵长曹姓者所掳，屡以计绐之。携至汉上，知不免，乃作十绝，书本末，挟怀中赴汉江死。”视清军为王师，南明为敌仇，杜小英屡计脱身而不能，从殉明的烈女，化身为效忠清廷的道德典范。这篇小传后附杜小英绝笔，然而“十绝”仅录其九，脱而未载的正是第四首。

从杜小英到朱氏，地域、时代相异的作者对传闻中的种种细节做出调整，可见“以贞喻忠”的结构在诠释时留有相当的空间。我们可以将围绕杜小英产生的传闻异辞看作一个“故事集群”（story complex）。其中既有掳掠、拒辱、投水自沉、尸身逆流等固定不变的元素，也有随作者意图而被反复改写的部分。前者保证了这始终是一个关乎忠烈的故事，后者则透过隐晦的暗示，诱使读者索解，使投水殉难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立场。

《列女传》卷一三，乾隆四十四年（1779）鲍氏知不足斋印本。刘向撰，旧题汪道昆增辑、仇英绘图。

四、《烈女无名氏传》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杨宗岱流寓武陵，掌教朗江书院。听闻鼎州有古烈女墓，“相传某年月，江涨浮女尸一躯，洄漩堤下不去，涨落停沙上数日，面色如生。居人异而敛之，一手犹握小卷。取出开视，札缚绢片血书诗一首。”（《离骚影》卷首）杨宗岱因此作杂剧《离骚影》。剧写屈原死后，上帝封其为“怀涽仙伯”，巡视四方江河。至湖湘一代，见有怨气冲天，查问后知此地有一女子为蛮酋所掳，不甘受辱，向屈原神像哭诉，并血书绝命诗一首，投江而死。尸身及绝笔诗为武陵渔翁所获，后由当地乡绅为女子立碑。二百年后，烈女坟茔再次被发现，文人感其气节，重葺烈女墓，并演剧以纪之。

古烈女的身世已失考，据杨宗岱《烈女无名氏传》载：“有某生者，忽于墓所遇一叟，须眉皓白，指颓冢谓生曰：‘此烈女也。’为具述颠末，且云渠曾祖预其事，而和有诗。”老叟曾祖参与的唱和活动，从时间上看大约正在明清易代之际。邓显鹤增辑周圣楷的《楚宝》一书，在杜小英事迹之下，不吝笔墨补叙古烈女墓，这一前后结构也有意暗示“古烈女”与“杜小英”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只是这一次，“杜小英”站在了清人的一边。

杨宗岱以剧中剧的形式，将故事背景架设在蛮族蜂起的时代。不同于清初诸人借着“胡儿”一词暗讽清人，杨宗岱笔下的“蛮酋”已不再有反清复明者以夷夏论正统的嫌疑。在蛮将登场的唱段中有“吹笙跳月都完了”、“咱们兄弟两个，是五溪六都七寨八洞九塆十曲数一数二、数三数四的大头目”等台词。“吹笙跳月”是苗蛮风俗，“五溪六都”又直接点明掳走女子的是居住在武陵地区的五溪蛮。

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湖南凤凰厅勾补寨苗民起事，镇筸总兵尹德禧率兵进剿。这场动乱虽旋即被扑灭，然而“苗祸已胚”。此后数年，客民与苗民冲突不断，“群寨争杀，百户响应”（魏源《圣武记》卷七《乙丙湖贵征苗记》）。在此期间寓居湖南的杨宗岱，应该耳闻甚至目睹过汉人与苗民的冲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杨宗岱会下意识认为湖南女子被掳掠，必然是苗蛮所为。剧中人在叛乱中为殉清而死，成为清朝天命攸归的又一个佐证。士绅通过纪念她以重建地方秩序，情节设计颇有影射苗民起义“失道寡助”的意味。

剧目之外，作者也积极扮演着盛清时代的见证者的角色。在《离骚影》成稿后两年，杨宗岱自湖南启程，入京参加宁寿宫千叟宴，并献颂圣诗十首。他不无谄媚地宣告，当今天子“帝范超尧舜”，国家河清海晏，街头巷尾尽是击壤之声。百姓终于等来了一个可以喘息的盛世。

“清流葬骨”，出自刘向撰，茅坤补：《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卷七，万历十九年（1591）余文台三台馆刊本

五、结语

故事的最后，我们不妨将“杜小英”们从纷繁丛杂的声音中抽离出来，透过她们的目光，重新环顾她们只身涉足的这个惊心动魄的世界。李惠仪在难女的讨论之后，紧接着讲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在这部被奉若实录的作品中，王秀楚态度坚决地将与清兵周旋以求生存的扬州女子斥为自甘堕落，导致国家衰亡的祸根首恶。

难女叙事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它赋予守贞不辱以极富弹性的道德意义，“其政治性可强化、可淡化，颇有伸缩性，其叙述也随着细节可解读为守身、殉夫、殉父母、或殉国”。然而，这也意味着没有殉难的女性，将同时身负不洁、不贞、不孝乃至不忠的罪名。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一位拒绝投水的“杜小英”可能遭遇的一切。历史无情地抛给国难中的女性有且仅有的两条道路，一边是杀身明志，“享受”死后的殊荣；一边是偷生苟全，背负亡国之耻。她们被迫困于“圣女”（在这一语境下，亦可曰“烈女”）与“娼妓”的两难（madonna-whore complex）之中，无法脱身。

到了嘉庆间，重修《扬州府志》，编者费了极大的笔墨追述乙酉（一六四五）年发生在扬州城各处堪称惨烈的难女事迹。女子自戕的手段各有不同，但自戕的原因，归结起来也不过《县志》里轻描淡写的四个字——“惟妇宜死”，而已。

李沙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