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6月20日，北京，朱德家中，赵力平带着孩子前来探望。康克清犹豫许久，终于把朱琦已经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朱德。老人沉默了很久，手里的烟一根接着一根，随后哽咽道：“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就这一个儿子。”
这句话并非责怪亲人无情，而是一个年过八旬的父亲，在突然失去独子之后，本能地发出了痛苦追问。朱德当时已经八十八岁，朱琦却只有五十八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来得太突然。
朱琦于1974年6月10日因心脏病去世。此前，他长期患有后天性心脏病，身体状况并不好。家人担心朱德年事已高，承受不了这个噩耗，便暂时选择隐瞒。朱德打电话询问儿子病情时，得到的回答仍是“正在抢救，情况没有大碍”。
追悼会办完后，消息终究无法继续遮掩。6月20日，康克清将实情说出。朱德没有立即哭喊，只是低头坐着，神情呆滞。过了许久，他才感叹朱琦受过教育、参加过革命工作，却走得太早。
朱德一生经历颇多家庭变故。1916年左右，朱琦出生于四川仪陇，乳名保柱，后来改名朱琦。他的母亲肖菊芳早年病逝，朱琦年幼时便失去了母亲。朱德当时长期在外奔波，父子之间聚少离多，朱琦的童年并没有享受到普通家庭的安稳。
有意思的是，朱琦成年后对父亲的印象，最初并不完整。父亲在他的生活中，更像是家书里的人、亲人口中的人。朱德忙于革命，无法像寻常父亲那样陪伴孩子成长，这种亏欠后来一直压在他的心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朱德在西安与云南地方军政人物接触时，意外得知朱琦正在滇军中服役。多年未见的儿子突然有了下落，朱德自然十分激动。但在民族危亡面前，他没有把个人亲情摆在谈判和抗战大局之前。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暗中设法寻找朱琦。经过联系，朱琦终于来到延安，与分别多年的父亲见面。朱德没有凭身份将儿子直接安排到身边，而是让他先接受学习和锻炼。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常常藏在这些看似严厉的安排里。
朱琦后来参加抗日工作，腿部在战斗中负伤，留下了残疾。伤愈后，他曾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任职。朱德知道儿子行动不便，却没有因此降低要求。父子之间谈得不多，但朱德一直提醒他，革命队伍不能靠家庭关系获得特殊照顾。
1940年代的一次晚会后，朱琦因腿脚不便，搭乘军委机关的车辆返回。朱德发现后，当面让他下车。朱琦后来设法站在车外踏板上回到住处，朱德得知后十分生气，批评他不能占用警卫人员的位置，更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破例。
朱琦记住了这次训斥。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进入父亲身边的机关工作，而是到铁路系统从基层做起，学习业务，当过司炉，后来成为火车司机。一趟蒸汽机车跑完，浑身沾满煤灰是常事。一次他接到通知去见一位首长，到了现场才知道，乘坐这趟列车的人正是朱德。
父亲看到儿子没有依靠自己的名望谋取职位，心里很满意，只叮嘱他把本职工作做好。朱琦在铁路一线工作多年，后来才调入北京铁路局机关。这样的安排，在当时并不特殊，却真实体现了朱德对子女的要求：身份越特殊，越不能把特权当成便利。
1969年以后，朱琦曾被安排到山西榆次的五七干校，之后又到天津汉沟一处小车站工作。长期劳累加上身体旧伤，使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1974年6月10日，他因病离世，留下妻子赵力平和四个孩子。
朱德得知噩耗后，悲痛持续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要求家人放下工作来陪伴自己。赵力平想留在北京照料老人，朱德却说：“有你康妈妈在，你安心工作。”这位在战场上极少流露软弱的老人，晚年面对独子离去，只能把无法排遣的悲伤，留在沉默和一支支香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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