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湖南韶山农民毛仙梅来到北京中南海。别人进丰泽园，多半拘谨小心，他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系着一条旧围裙，手里还带着用了多年的烟袋，走路说话都像到了自家邻居家。
这份自然，并不是刻意摆出来的。毛仙梅是毛泽东的族亲，也是烈士毛新梅的弟弟。早年，他曾跟着兄长参加农会。1927年6月底，毛新梅遭敌人杀害后，毛仙梅为躲避追捕，流落在外，直到1932年才回到韶山。
韶山地方不大，革命年代牺牲的乡亲却不少。毛福轩、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毛新梅等人，都是当地人熟悉的名字。毛仙梅这次进京，表面上是来探望毛泽东，心里还装着一桩替人申诉的事情。
毛泽东见到这位十哥，注意到他衣服上的补丁和那条围裙。那不是来京前临时准备的寒酸装束，而是毛仙梅平日下田、喂猪时穿的旧物。毛泽东没有责怪，反而让工作人员拿来一套衣服给他更换。
连烟袋也被换了。
毛仙梅惯抽叶子烟，烟气浓重。谈话时，他一口接一口地抽，屋里很快弥漫着呛人的烟味。毛泽东笑着劝道：“十哥，还是抽纸烟吧！”毛仙梅却没把注意力放在烟上，他发现自己的旧烟袋和围裙不见了，心里一直犯嘀咕。
过了几天，毛仙梅忽然提出要回韶山。毛泽东有些意外，问他是不是住得不习惯，或是工作人员怠慢了他。毛仙梅起初不肯明说，后来才抱怨：“在你这里，还丢了东西哩！”
毛泽东听明白后问：“是不是你的东西被‘偷’了？”毛仙梅扳着手指说，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得知是毛泽东让人替换了，他才松了口气，又有些舍不得：“用惯了，还真舍不得呀。”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这次见面变得沉重的，并不是烟袋和围裙。闲谈中，毛仙梅提到了蒋梯空。毛泽东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蒋梯空是早期革命者，也是他的老朋友。蒋梯空牺牲后，毛泽东曾托人关照其家属。
毛仙梅此行，正是受蒋梯空胞兄蒋浩然所托。他告诉毛泽东，蒋家在土地改革时原本被定为贫农，后来却有人以“解放前有田产、兄弟读过书、属于富裕户”为由，将其改划为地主成分。
这件事让蒋家人十分难受。烈士已经为革命牺牲，家属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反而背上了他们认为不合事实的成分，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毛仙梅没有讲大道理，只把这桩事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说完，他把蒋浩然写来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信，低头认真阅读。屋里安静下来，毛仙梅也不再抽烟，只等着对方把信看完。
读完之后，毛泽东沉默了片刻，抬头问道：“他家怎么会划成了地主成分呢？”
问题听起来简单，背后却牵涉土地改革中的评定、复查和基层执行。土地改革打破了旧的土地关系，但具体到每个村庄、每户人家，情况往往十分复杂。家里有田，不等于必然就是地主；有人读过书，也不能单凭这一点判断其阶级成分。若把标准机械套用，难免出现偏差。
毛仙梅便把经过继续讲清楚：蒋家起初定为贫农，后来因为有人翻旧账，又夹杂个人恩怨，才改成了地主。毛泽东听着，没有立即下结论，只是反复询问具体情形。毛仙梅见他久久不语，忍不住说道：“三弟，能管就管一下，人家心里硬是有怨气呵！”
毛泽东点了点头。
这次谈话没有当场宣布处理结果，也没有用一句话替基层调查作结论。对一桩涉及烈士家属的申诉，真正需要的是核实材料、查清事实，再按政策处理。毛仙梅带来的，不只是蒋家的一封信，也是一个普通乡亲对公道的期待。信被放在案头，事情由此进入了进一步查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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