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教”到“刑拘”：如是书院案中的法律界限与监管之问

2026年8月，浙江新昌如是书院被依法关停。创办人赖某明等3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事拘留。一个以“国学教育”为名运营十年的机构，最终以刑事立案收场。这起案件远不止是一则社会新闻，它将“教育”与“伤害”的法律边界、民办机构的监管缝隙、家长在焦虑中的法律认知盲区，一并推到了台前。

一、“家长同意”不是虐待的免责牌
这是本案最具法律教育意义的一点。
“虐待被看护人罪”所保护的，是处于监护、看护关系中的未成年人、病人、老人等弱势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父母自愿将孩子送入书院，甚至认同“打两巴掌就打醒了”的做法，也不能改变书院工作人员实施暴力的法律性质。
我国刑法对人身权利的保护，不因被害人或其监护人“同意”而失效。这与合同自由原则截然不同：一个人不可能通过签署一份协议，授权他人对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实施构成伤害的行为。家庭内部体罚是否违法，在法律实践中存在讨论空间，但一个与孩子没有监护关系的第三方机构，对未成年人实施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法律定性要清晰得多。
据通报，有学员被捆绑在浴室杆子上抽打，有22岁女学员被关至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任何可被讨论为“管教”的范畴，直接指向对人身权利的系统性侵害。换言之，即便家长在入学协议上签了字，即便家长在课程中被“洗脑”后表态支持体罚，法律仍然站在孩子一边。
二、无资质经营十年，监管为何“看不见”
如是书院并未取得办学资质，其业务通过赖某明及其亲属关联的6家公司开展，注册性质多为文化传播、企业管理咨询等。这并非孤例。不少以“矫正”“特训”“国学”为名的机构，正是利用工商注册与教育资质之间的边界，规避教育部门的前置审批和日常监管。
一个机构，当你把它当作“学校”来经营，法律上却只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监管就会出现多处空白：市场监管部门看的是经营范围，教育部门看的是办学许可，文旅部门管的是景区，民政部门管的是社会组织登记。每一个部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似乎都无法单独发现并制止问题。
这起案件恰恰说明，多部门分管并不等于有效监管。当没有一个部门对“实际从事教育活动”这一行为负总责时，最坏的情况就会出现：所有人都看得见问题，但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管辖权。当地村民早有耳闻书院内的暴力行为，潜溪村村委会墙上贴着书院活动的照片，却在记者采访时声称“不知情”。这种“集体看不见”，正是监管失灵的典型症候。
更值得追问的是，赖某明曾因非法经营罪（传销）获刑，有明确刑事前科。他出狱后改名、重新包装身份，进入本质上属于未成年人照护的领域。现实中，教育、托管、培训等行业，对有相关犯罪前科人员的准入限制并未形成统一制度。一个因传销获刑的人，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国学大师”，这本身就是制度漏洞的注脚。
三、家长被“精神控制”的背后，是法律常识的缺位
案件曝光后，最令人唏嘘的不是书院的暴力，而是部分家长的“觉醒困难”。有家长至今仍认为体罚是正常管教，认为“两巴掌把孩子打醒了”。这提示了一个被广泛忽视的问题：家长在做出涉及子女人身安全的决定时，法律常识的匮乏往往比“教育焦虑”更致命。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法律认知区分：家长在教育焦虑中选择哪种教育方式，是家庭自主权的范畴；但家长一旦将孩子交给第三方机构看管，机构的行为就必须受法律约束。一个没有办学资质、没有照护资质、由有刑事前科人员运营的机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合法的选择。
实用的识别方法其实很简单：送孩子去任何住宿制、封闭式、以“行为矫正”为卖点的机构之前，至少应当核查三样东西——办学许可证、举办者与主要管理人员的背景、过往学员和家长的独立评价。如果一家机构拒绝提供任何一样，或者用“传统文化”“修行”等话术回避追问，风险信号已经非常明确。
此外，家长需要理解，封闭管理和限制人身自由在合法教育机构中是有严格边界的。合法的寄宿学校有固定的开放日、家长探视制度和投诉渠道。真正“与世隔绝”的机构，本身就在制造风险敞口。孩子在里面经历了什么，外界无从知晓，这恰恰是虐待行为得以长期持续的温床。
四、防止“下一个如是书院”，需要制度性的回答
个案追责固然重要，但如果监管模式不改变，类似事件仍有重演的空间。豫章书院案过去多年，如是书院又出现，说明问题不在于某一个坏人，而在于制度性漏洞仍在。
至少三个方向的制度建设值得推动。其一，建立统一的“实际从事教育活动”认定标准。无论机构注册为何种公司，只要实际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集中看护、教育、矫正活动，就应纳入教育部门的许可和监管范围。其二，对有性侵、虐待、暴力犯罪以及组织传销等前科的人员，设立进入未成年人照护、教育行业的禁止性规定和背景审查机制。其三，完善举报和第三方监督渠道，对“家长投诉后签署保密协议”这类做法明确说不。一个健康的监管体系，应当让举报者受到保护，而不是被一纸协议封口。
最后需要说的是，法律追责是底线救济，不是全部答案。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孩子，最终取决于家长的教育认知、社会的监督意识，以及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如是书院案中，最令人痛心的画面，是那些被殴打后仍以为“是为自己好”的孩子，以及那些直到书院被关停才意识到被骗的家长。法律能够划定底线，但真正保护孩子的，是一个不再迷信暴力能解决问题的社会共识。
我看到，如是书院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不是因为它是孤例，而是因为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照见了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暴力管教被包装成“传统文化”，精神控制被美化为“心灵成长”，无资质经营被隐藏在景区深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看不见”；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相信”。打破这种“看不见”和“相信”，需要法律长出牙齿，也需要每一个家长拿起常识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