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11月20日，北京特别法庭第一次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76岁的陈伯达坐着轮椅，被法警推入法庭。这个细节很快被许多人记住：曾经站在政治风云中心的人，此时已经成了被告席上年纪最大、身体最弱的一员。
法庭里的气氛并不轻松。十名被告先共同听取起诉书，随后按照各自案情分别受审。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次审判，而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较大、社会关注度极高的特别法庭审理。电视台对部分庭审进行了播出，许多家庭守在电视机前，等待这场审判的进展。
陈伯达的紧张，并非只出现在法庭之上。1980年11月11日，距离第一次开庭还有九天，他曾向监管人员索要纸笔，写下“我要律师，为我辩护”，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对一个长期从事文字和理论工作的老人来说，真正让他不安的，或许不是没有话说，而是担心自己说出的话无法被准确听懂。
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情绪激动时更为明显。次日，他又写信请求有关方面派人同他谈话，允许他“陈情”。这封信中的措辞相当谨慎，甚至带有自责意味。可以看出，审判尚未开始，他已经在设法寻找一条能够解释自己、保全自己的道路。
陈伯达并不是临时卷入政治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前，他曾参与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重要文字和理论职务。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毛泽东身边的重要理论助手，并参与起草、撰写多篇具有广泛影响的文章。
也正因为如此，检方对他的指控，重点不只在个人言论，而在于他曾经扮演的政治角色。起诉内容涉及同江青、康生等人制造冤案，诬陷陆定一，利用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打击干部，还包括冀东地区在1967年至1968年间发生的案件，以及撰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
有意思的是，陈伯达在政治上曾经十分强硬，到了法庭上却显得异常谨慎。他明白，自己既无法否认过去的职务，也难以把所有责任推给别人。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越高，留下的文字越多，相关责任往往越难回避。
第一次庭审主要围绕他与江青、康生等人的关系，以及对陆定一的诬陷展开。第二次庭审紧接着进行，重点转向冀东冤案和有关文章。两次庭审时间并不算长，但每一个问题，都牵连着“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批干部和群众的遭遇。
“我只要求把事实说清楚。”据庭审记录，陈伯达多次试图把辩护重点放在个人作用上，希望说明自己并非所有事件的主谋。辩护律师甘雨沛也对起诉书中的部分事实和法律责任提出辩护。只是，陈伯达在相关政治活动中的身份和影响，决定了他的责任不能简单按普通文字工作人员来衡量。
1980年12月18日上午9时，法庭进入被告自行辩护阶段。陈伯达用了一个多小时陈述意见，律师还要不时替他翻译和转述。年过七旬、身体衰弱、语言不易听清，这些现实因素让他的发言显得断续，却也暴露出一种强烈的求生愿望。
他说，今后愿意不再“胡闹”，希望能够被放出去，研究经济史和文史方面的工作，为人民做一些“无害的工作”。这段话并不复杂，意思却很直接：他希望法庭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和过去的政治责任区别开来。
随后，他又低着头说了一句后来反复被提及的话：“从整个案子看，可以判处死刑，但不一定要采取这个措施……倘若能平民愤，杀掉也是可以的……”声音很轻，近乎自语。法庭十分安静，旁边的律师和工作人员才听清了这段话。
这句话不能单独理解成认罪，也不能简单看作一句求饶。它更像是一个身处绝境的人，对法律后果、社会情绪和个人命运的复杂判断。陈伯达知道，自己所涉案件性质严重，死刑并非完全不可想象；但他又不愿意真的接受这样的结局，于是把“可以判”与“不一定要这样”放在了一起。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作出判决。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按照判决规定折抵审判前羁押时间。由于他自1970年10月18日起被羁押，判决宣告时已经过去近十年，实际还需执行的时间大约为七年。
当时，74名出席特别法庭的代表曾就量刑进行民意调查：15人赞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2人赞成无期徒刑，27人赞成有期徒刑。这项调查不具有决定判决的法律效力，但它反映出人们对陈伯达责任、年龄和身体状况的不同判断。
1981年8月下旬，考虑到陈伯达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较差，有关方面批准他保外就医，在监外执行剩余刑期。他后来住在北京东郊一套四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内，房子位于六层，也是顶层。与此前的政治生活相比，晚年的他更多时间花在书本上，生活范围也缩小到一间屋子和几张书桌之间。直到1988年10月17日，按原判刑期计算，他的刑罚才正式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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