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杞县

图片只起美化作用 与实景无关（下同）

文/李金轩 图/傅玉田

苏轼者，融通儒、道、释三家，随遇而安，逆境旷达，以出家人的心态去过贬谪者的生活，高人也；诗词文理俱佳，书法绘画兼工，豪放与婉约同在，妙理与法度并存，天纵文豪，英才也。观其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雍丘杞县也不乏情深意厚：备考制科，雍丘有其家亲；东坡雪堂，梦得杞县名流；苏米对书，雍丘大殿匾额耀千秋……

一、汴京春闱

宋嘉佑二年（1057），汴京春闱，苏洵携22岁苏轼和19岁苏辙兄弟二人，从千里之外的四川眉山，到京城汴梁应试。在二月举行的礼部会试中，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看后大为激赏，被推为第2名，兄弟苏辙也同时考中。次月殿试，轼、辙被宋仁宗御试为第4甲和第5甲,放榜后，三苏一夜之间名满京城,震撼朝野士林。兄弟二人未及加官进爵，无奈天命难违，喜忧参半，兄弟同登进士的喜讯传到眉山，紧接着苏母程氏病故的噩耗也传到京城，父子三人匆匆离京返乡守孝。宋代制度：父母去世，官员要居家守丧三年（二十七个月），丁忧期间必须辞官，不得做官，匿丧者，罢官治罪。1059年秋，守孝期满，苏氏父子三人再度进京，准备参加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贤良方正科）考试，合格后，朝廷方授予兄弟二人官职。后来制考结束，宋仁宗读完兄弟二人策论，回宫对皇后言：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可见苏氏兄弟二人的胆识才学非常人可比。

二、三苏在杞县的读书岁月

礼部考试进士及第，只是取得功名，真正踏上仕途是在制科考试之后。1060年秋，苏洵携家眷和苏轼、苏辙寓居雍丘杞县读书，以备考制试。其读书处“城南庠斋”被后人传称为“苏洵读书台”，地址在明清时所建的东楼书院东南、春秋阁南侧，即老县城娄公庙街（旧称春秋阁街），县委大院旧址南侧一带。宋代建筑虽早已荡然无存，但地名却被明清杞县志记载留存。1061年初，苏家为保证制科考试成功，搬汴京怀远驿，不再常住杞县，只是时常往返两地，兼顾备考与家人相聚，苏轼在杞县读书时间虽短，却与杞县名士马梦得结下了一生的情缘。苏辙随父在杞县读书15个月，在制考后不久便离开了杞县，虽然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千古诗文，即写于1061年除夕的《辛丑除日寄子瞻》，确切记录了他在杞县苦读备考制科的蹉跎岁月。苏洵于嘉祐6年（1061）7月，受命参与编修《太常因革礼》，时而居杞，时而赴京，但雍丘才是自家居所，潜心读书之地。苏洵寓居杞县达5年之久，1065年，苏家在开封购置宅院后，才正式搬出雍丘。至于为何居杞不居京，苏辙写给苏轼的诗即为明证：居梁不耐贫，投杞避糠核。城南庠斋静，终岁守坟籍。（坟籍：即三坟五典，为经典古籍）其具体原因有四：

*首先，居梁不耐贫，投杞避糠核

汴京房租、物价昂贵，苏家此时没有稳定俸禄，只能靠积蓄度日，在京城难以维持开销。雍丘隶属开封府，距汴不足百里，且房租低廉，乡间物产便宜，可以大幅缩减生活开支，苏洵书信亦自述：寓居雍丘，无故不至京师。以减少花销与应酬。

*其次、城南庠斋静，终岁守坟籍

汴京繁华喧嚣，交游应酬颇多，容易分心。雍丘城南租一书斋，环境清幽，远离闹市，正好潜心研读经史策论，有利备考难度极高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科）。

* 再者、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

雍丘属于京畿，汴河水路畅通，往返十分便利，一旦朝廷召见，制科将近，随时可奔赴京城，不必长期困在繁华闹市，做到“静可读书，近可赴京”，是北宋举子典型的“候考驿站”。

* 最后、杞县名士风流，人文底蕴丰厚

且不说汉代的高阳酒徒，蔡邕、蔡文姬。也不论杞县双塔秋风处，33年前的宋祁、宋庠兄弟同榜进士，时雍丘本土名士马梦得在汴京任太学正，学识气节出众，与苏洵父子相交甚密，闲暇互相论学砥砺，亦有益于策论研修。

三、苏轼与马梦得

马正卿，字梦得，北宋雍丘人（今河南杞县人），虽《宋史》无记载，传世无文集，但苏氏二兄弟诗文与杞县志均有记载，此人物足以挺拔矣。梦得与苏轼同年同月生，小轼八日，家境极度贫寒，为人耿直清介，傲骨守节，安贫乐道，富贵不移，在苏轼落难之时不离不弃，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戏称二人是穷之冠，知己之间自嘲，深情无限。苏辙撰文《赠马正卿秀才》赞其风骨：矫然未肯妄求取，耻以不义藏其先。苏氏父子在寓居雍丘杞县读书备考制科，期间与马梦得结缘。马时任职太学正（京城最高学府学官），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受学生同僚排挤，苏轼到访其书斋，题写杜甫《秋雨叹》于壁上，初无意也，马看后感触颇深，即日辞官返乡隐居，终身不再入仕，白首穷饿，守节如故，颇有魏晋风骨，名士风流，真可谓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衣食艰难，马梦得专程赴黄州，奔走求助，向官府求得城东数十亩废弃营地，苏轼在此开荒耕耘，营建雪堂，自号东坡居士，若无马正卿，断无“东坡“名也。苏轼为此写下《东坡八首.并序》，感念知己，赞叹梦得虽历经坎坷，却始终信任自己，不改初心。其诗云：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我今还累生，借耕辍露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

在黄州期间,又有遗事可记： 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记：米素与马梦得厚善，其来，因梦得以见公也。马梦得在汴京任太学正，米芾游学京师，二人意气相投结为好友，此时，马与轼已是多年知己。苏轼贬居黄州，马追随在侧，雪堂建成，21岁的米芾专程奔赴杭州，由马引荐，在雪堂拜见苏轼，苏米遂结忘年之交（苏比米大14岁）。多年后，米芾任雍丘县令，马是本地人，二人再度往来。晚年苏轼与梦得故里重逢，与时任雍丘县令的米芾三人相聚，苏郑重嘱托米对孤苦清贫的老友予以多多关照。临别写下《初贬英州过杞赠马梦得》：万古仇池穴，归心负雪堂。殷勤竹里梦，犹自数山王。全诗短短20字，饱含沧桑之感，既有仕途坎坷，身不由己的叹息，又深藏对患难之交马梦得的珍重与赞许。此时苏轼已经59岁，前途渺茫，与老友杞县匆匆一见，笔墨深沉含蓄，不写离愁而深情自见。

四、 苏米雍丘两次相会

苏轼与米芾在马梦得引荐下，曾在黄州结为忘年之交，元祐七年（1092）春至绍圣元年（1094）夏，米芾任雍丘县令，在杞县两年多，离杞改任嵩山崇福宫祠禄官。在杞县旧县衙悬挂有“苏米对书之庭”匾额，以纪念苏米雅集，匾额已遗失，仅存史料记载：1092年9月，苏轼由扬州知州奉诏回汴京升任 兵部尚书，沿汴河水路经过雍丘，专程停船拜访米芾，此时苏轼仕途顺遂，春风得意，米芾设宴款待，并排长案，备好大量佳纸良墨，二人饮酒挥毫，轮换作书至日暮，且互换作品以留念，好不潇洒，此苏米对书杞县的文史佳话，可见史料（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引宋人笔记）原文：苏子瞻自扬州召还，元章知雍丘，具饮饷之，既至，则又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纸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尽，乃更相易携去，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

事隔不到两年，绍圣元年（1094），苏轼从定州知州任上被贬往英州（广东英德），遭贬南迁，再次沿汴河水路经过雍丘。虽为晚年落魄，仕途失意，却不忘在杞县清贫孤苦的老友马梦得，将其郑重托付给县令米芾，米芾抱病宴请梦得与苏相聚，气氛虽显苍凉，但三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却依旧春意融融。同年夏米芾离开杞县，此后三人杞县再无相逢。

苏轼在杞芳踪，米芾雍丘县令，诗文春秋载不朽。苏米忘年之交，名士风流，马梦得桥梁作用功不可没；东坡文宗百代，千古流芳，若无梦得功則无东坡名，梦得性情中人的的仁义诚信，亦可与日月同辉。

李金轩初稿于2026年9月1日。

*作者简介

李金轩 曾任地方志办 党史办主要负责人 宣传部副部长兼党报社长 书记 总编辑 高级中学书记等职。

*点评

此文考据扎实、脉络清晰、立论公允、叙事温润，是一篇兼具史料价值与人文情怀的地方文史佳作。作者深耕乡邦文献，梳理苏轼寓居雍丘、结缘杞土、交游名士、留迹古邑的完整史实，补地方旧志之疏漏，续千年文脉之佳话，立意高远，视角独到。

全文结构层层递进，由应试背景切入，叙三苏寓杞读书之始末，析居雍避世、静心备考之缘由，再重点铺陈苏轼与杞邑名士马梦得一生患难知己的旷世情谊，最后落笔“苏米雍丘对书”的千古雅事。古今勾连、人事相照、史论结合，逻辑严密，叙事流畅。

文章最大亮点，在于厘清了杞县与苏轼一生功业的隐秘渊源：世人皆知东坡功业在黄州、惠州、儋州，此文则使人知晓——东坡之名，源于杞人；东坡之始，肇于雍丘。若无马梦得患难相助、辟地躬耕，便无雪堂之筑、东坡之号。此一考证，补全国人认知，光大杞邑文脉，极具存史价值。

同时，文章精准还原宋代士人生活风貌：举子候考择静而居、京畿州县的地缘优势、文人相交的风骨信义、宦海浮沉中的知己真情，皆娓娓道来。文字质朴醇厚、不浮不躁，既有考据文的严谨，又有散文笔的温润，读之使人知史、知人、知风骨、知乡情。

通篇立足杞县乡土，仰望文宗大家，以一地之文脉，映一代之风流，让千年苏轼与古雍丘的深情渊源，重焕光华，足可入志、足可传世、足可启迪后人。

宋代杞县古称雍丘县。为便于今时阅读、贴合乡土认知，文章标题用今名“杞县”行文，非史实差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