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为何比皇帝还有钱？皇帝说天下钱财十成，寺庙竟占了七八成

太平真君七年，三月，长安。

一队骑兵勒马停在了一座寺院门前。

寺院山门紧闭，院内隐约传出诵经之声。

为首者翻身下马，靴底碾过地上的尘土，抬手推开了那扇门。

门内，兵器堆积如山。

这是公元四四六年春天的事。

率兵进入长安寺院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这位三十八岁的鲜卑皇帝，正亲自率领大军镇压一场席卷关中的叛乱——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起兵，响应者十余万。

拓跋焘一路追击，进入长安，却在一座寺院里发现了不该出现在佛门清净地的器物：成堆的兵器。

搜查很快深入下去。

寺院里不仅有兵器，还藏有当地官宦富人寄存在此的大量财物，以及匿藏的妇女。

拓跋焘站在那些兵器面前，沉默了很久。

一个皇帝在寺院里发现兵器，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僧人可能参与了叛乱，意味着寺院不再是诵经念佛的地方，而成了反贼的巢穴。

他下令：诛杀全寺僧人。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这不过是一次平叛中的肃清。

但拓跋焘的怒火没有止于长安这一座寺院。

他身边有一个人在推波助澜——司徒崔浩。

崔浩出身清河崔氏，是北魏汉人士族中最显赫的人物。

他博览经史，精通阴阳术数，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深受拓跋焘信任。

崔浩信道教，结识了天师寇谦之后更是一心向道。

在他看来，佛教是“胡神”，是“西戎虚诞”。

而崔浩与寇谦之推动的新天师道，才是华夏正宗。

太平真君五年（四四四年），拓跋焘下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不得私养沙门。

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年）三月，在长安寺院发现兵器后，崔浩趁机劝拓跋焘灭佛。

拓跋焘准了。

诏书下达到了北魏的每一个州郡。

内容极其严厉：焚烧寺院，毁坏佛像，诛杀长安及各地的沙门。

史载拓跋焘在诏书中写道：“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

他把佛教称为“胡妖鬼”，把信奉佛教的汉朝皇帝称为“荒君”。

长安的僧人被成批诛杀。

寺院被付之一炬，佛像被推倒砸碎，佛经被投入火中。

北魏境内，一切与佛教有关的事物都在消失。

但有一个地方幸存了下来——平城（今山西大同）郊外的武周山。

那里正在开凿石窟，巨大的佛像已经初具轮廓。

这就是后来的云冈石窟。

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工程浩大，一时难以尽毁。

更重要的原因是，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了部分佛教事物。

拓跋晃本人崇佛，对父亲的灭佛令阳奉阴违。

正是他的庇护，让云冈石窟的工程得以延续。

拓跋焘的灭佛从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年）持续到他在位结束——太平真君十三年（四五二年）拓跋焘驾崩，废佛时间共六年。

灭佛之后的第三年，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〇年），崔浩因修国史暴露鲜卑族丑事，被拓跋焘诛杀。

拓跋焘驾崩的同年，文成帝拓跋濬继位，马上下诏恢复佛教。

第一次灭佛，结束了。

佛教像野火过后的草原，很快又重新生长出来。

而且比之前更加茂盛。

北魏末年，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全国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人。

北魏的人口不过三千万上下，僧尼占了十五分之一。

到了东魏、北齐对峙时期，北方僧尼总数接近三百万，占北方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三百万不事生产、不服徭役、不纳赋税的人口。

三万多座不向国家交税的寺院。

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蓄养奴婢，积攒财富。

国家的兵源在枯竭，国库在空虚，而寺院的金身佛像却在一天天增高。

问题迟早要爆发。

北周武帝宇文邕继位的时候，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宇文邕是鲜卑人，但深受汉文化影响，崇尚儒学。

他比拓跋焘温和，也比他深沉。

宇文邕没有一上来就杀人，他花了将近十年时间做准备。

天和二年（五六七年），一个还俗沙门改宗道教的卫元嵩上书宇文邕，呈《省寺减僧疏》，提出“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

卫元嵩建议省寺减僧，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以城隍为寺塔、周主为如来的“平延大寺”。

这篇奏疏深合宇文邕的心意。

但宇文邕没有立刻动手。

他先后组织了多次儒释道三教的辩论。

天和四年（五六九年）一次，建德二年（五七三年）一次。

在朝堂上，宇文邕召集群臣、沙门、道士，亲自高坐，辩论三教的先后次序。

建德二年（五七三年）十二月，辩论有了结果。

《周书·武帝本纪》记载：“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最后。

这个排序本身就是一份判决书。

宇文邕把佛教放在最末，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佛教已经被逐出了主流。

但宇文邕比拓跋焘更讲“程序正义”——他让佛教徒自己坐在朝堂上，听完了这个判决。

建德三年（五七四年）五月，宇文邕正式下诏：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注意，宇文邕灭的是“佛、道二教”，不是只灭佛教。

他连道教一起禁了。

在他看来，不管是佛还是道，只要不事生产、不服兵役，就都是国家的负担。

但与拓跋焘不同，宇文邕不杀人。

他只是强迫僧尼还俗，没收寺院土地和财产，毁灭佛经和佛像。

史载宇文邕曾说：“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

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一个皇帝宁可自己下地狱，也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不管这话是真是假，至少说明宇文邕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很清楚佛教徒会怎么诅咒他。

建德六年（五七七年），北周灭北齐，宇文邕把废佛政策推广到北齐全境。

他亲自到北齐都城邺城，推行灭佛。

据载，北周境内毁寺四万所，令三百万僧尼还俗。

三百万不纳税的人口重新变成了纳税户，大量的土地回到了国家手中。

《周书·武帝本纪》记载了灭佛后的效果：“自废佛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兵多了，粮多了，国家的力量强了。

宇文邕灭佛后的第四年——大象元年（五七九年），宇文邕病逝，终年三十六岁。

继位的宣帝、静帝很快复兴佛法。

第二次灭佛，也结束了。

佛教又长了出来。

这一次，它长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到了唐朝，佛教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寺院不仅拥有土地、财富、奴婢，还拥有一种比土地更重要的东西——免税免役的特权。

一个人只要出家为僧，就可以不交税、不服兵役、不服徭役。

这等于给所有人开了一条逃避国家义务的后门。

中唐以后，问题越来越严重。

寺院大量招揽僧尼，许多人为了逃避赋役而出家。

僧尼越来越多，寺院越来越富，国库越来越空。

唐武宗李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皇位。

李炎是唐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六年（八四〇年至八四六年）。

但这六年，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黑暗的六年。

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

他身边有一个道士叫赵归真，深受宠信，经常在武宗面前诋毁佛教，说佛教“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

宰相李德裕也支持灭佛。

会昌二年（八四二年），武宗下令：僧尼中有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全部还俗，私人财产充入两税徭役。

这是试探。

会昌三年（八四三年），武宗下“杀沙门令”。

仅因谣传有藩镇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就在长安城中打杀了三百余名裹头僧。

会昌四年（八四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八四五年）四月，武宗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

五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诸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其余全部拆毁。

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钟、磬用来铸钱。

到了八月，数字出来了。

《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

拆招提、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余所。

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收充两税户。

收奴婢十五万人为两税户。

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

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万以上。

四千六百座寺院，四万座私立的僧居，一夜之间化为废墟。

二十六万僧尼被赶出寺院，重新变成了需要交税、需要服役的普通百姓。

十五万奴婢获得了自由。

五十万被寺院役使的良人得到了解放。

政府从这次废佛运动中得到了大量的财物、土地和纳税户。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灭佛。

但武宗的灭佛并没有贯彻到全国。

当时藩镇割据，河北三镇就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

有些地方执行不力。

武宗能控制的，主要是关中、河南等地。

会昌六年（八四六年），武宗去世，年仅三十二岁。

继位的唐宣宗 immediately 下令复兴佛教。

第三次灭佛，结束了。

三十多年后，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后周世宗柴荣继位时，天下四分五裂。

柴荣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在位只有五年（九五四年至九五九年），却做了很多皇帝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统一北方。

柴荣面临的财政问题比他的任何一位前辈都更严峻。

乱世需要打仗，打仗需要钱，而钱——不够。

当时民间有一种风气：把铜钱熔化了铸成铜佛像。

铜钱越来越少，铜像越来越多。

柴荣决定反其道而行——把铜佛像熔了铸成铜钱。

显德二年（九五五年）九月，柴荣下诏。

诏令规定：除官用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可以保留外，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全部上交官府。

官府按价收购。

家藏五斤以上的铜佛而不缴纳者，处死。

有侍臣表示异议，说毁佛像不吉利。

柴荣的回答被《资治通鉴》记载了下来：“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

彼铜像岂所谓佛耶”。

意思是：佛是用善道教化人的，如果一心向善，就是奉佛了。

那些铜像，难道就是佛吗？

这话说得漂亮，也说得实在。

在柴荣看来，铜像就是铜，不是佛。

佛在心里，不在铜里。

据载，这次限佛共废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人。

拆毁的铜佛像被熔铸成“周元通宝”铜钱。

这些铜钱流通于市，成了后周经济的重要支撑。

柴荣比他的三位前辈都更“务实”。

他不在乎佛道之争，不在乎意识形态，他在乎的是：铜像能不能变成铜钱，僧尼能不能变成纳税人，寺院能不能变成农田。

显德六年（九五九年），柴荣在北伐途中病逝，年仅三十九岁。

第四次灭佛，结束了。

第二年——北宋建隆元年（九六〇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

赵匡胤很快下令恢复佛教。

四次灭佛，前后跨越五百余年。

四位皇帝——拓跋焘、宇文邕、李炎、柴荣——庙号或谥号中都带一个“武”字，加上柴荣的庙号是“世宗”，后世合称“三武一宗”。

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是昏君。

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宇文邕灭了北齐，李炎在晚唐乱局中力图振作，柴荣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他们灭佛，不是因为恨佛，而是因为——国家需要钱，需要人，需要兵。

而寺院恰恰占有了太多的钱，藏匿了太多的人，逃避了太多的兵役。

北魏时期，寺院三万多所，僧尼二百万人。

北周灭佛，毁寺四万所，令三百万僧尼还俗。

唐武宗灭佛，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

后周世宗限佛，废寺三万余所，还俗僧尼四万余人。

这些数字背后，是同一个问题：当宗教组织占有的社会资源超过了国家能够承受的限度，冲突就不可避免。

公元四四六年春天，拓跋焘在长安那座寺院里发现的，不只是兵器。

他发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与国家争夺人口、财富、忠诚的秩序。

此后的五百多年里，他的三位后继者用不同的方式回应了同一个问题。

宇文邕用辩论和诏令。

他不杀人，但让三百万人脱下僧袍，拿起农具。

李炎用刀和火。

四千六百座寺院在会昌五年化为瓦砾，二十六万僧尼走出山门，重新成为编户齐民。

柴荣用秤和炉。

他把佛像称重，投入熔炉，铸成铜钱。

铜钱上印着“周元通宝”四个字，在市井间流转，养活军队，支撑国家。

五百多年，四次震荡。

每一次，佛教都被打倒在地；每一次，它又都站了起来。

但每一次站起来，它都变了模样——变得更“中国”，更愿意与王权合作，更懂得如何在世俗权力之下生存。

太平真君七年三月的那座长安寺院，早已化为尘土。

拓跋焘站在兵器堆前的那一幕，史书上只留下寥寥数语。

但那个瞬间所开启的东西，整整持续了五个世纪。

寺院的门被推开，门内的兵器反射着春日的光。

拓跋焘看着那些兵器，手指慢慢收紧。

他身后的骑兵在等待命令，马蹄在长安的泥土上不安地刨动。

风从门外灌进来，吹动僧人的袈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