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廉御风来 丝路贯东西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资料照片）。 受访者供图

陕西历史博物馆文创商店陈列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同款文创产品（8月24日摄）。 本报记者 周思言摄

8月24日，讲解员谢双双为游客讲解飞廉纹的由来。

姓名：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等级：国家一级文物

出生时间：唐代

出土地：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年龄：约1300岁

户籍登记时间：1970年

现住址：陕西历史博物馆

本报记者 周思言

8月30日上午，陕西历史博物馆第四展厅人头攒动。展柜里，几件六曲葵花形的唐代银盘依次排开，盘心有熊、凤鸟等动物形象。展厅上方，一个鼓翼扬尾的神兽纹样被放大陈设，牛首、独角、鸟身、凤尾，姿态各异。讲解员谢双双在这个纹样前停下脚步介绍：“大家看这个特殊的纹样，上面画的不是牛，也不是鸟，古人叫它‘飞廉’，是掌管风的神。”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被看作飞廉纹金银器的代表文物。它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高仅1.4厘米，口径15.3厘米，是一件可以平放在手掌上的浅盘。7月28日起，这件银盘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展出，与来自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千件文物同厅陈列。自出土以来，这件银盘以工整的器型、独特的飞廉纹和复杂的制作工序，受到了研究者和观众的青睐。

出土：两瓮一罐里的盛唐气象

1970年10月5日下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今西安水文巷2号一带），一处基建工地的工人在挖地基。挖到距地表0.8米深处时，土层里露出一件陶瓮，西侧还有一件提梁银罐。瓮盖打开，里面装满闪闪发光的金银器。

数日后，考古人员在第一件陶瓮北侧不远处，找到了第二件陶瓮。第二件陶瓮的大小、形状与第一件基本相同，只是瓮口上盖了一层银渣。

文物经清点、登记，共计1000余件。经考古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中国权威考古机构将其列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学界亦誉之为20世纪隋唐考古重要的发现之一。

半个多世纪后，这批文物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重要的馆藏。2010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常设专题展“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2022年5月18日，经提升改造的展览全新亮相。2024年5月1日起，位于第四展厅的这一专题陈列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精选金银器、玛瑙、玉器、玻璃器、钱币、药材等文物319件（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正是其中体现文明交流的一件。

纹样：风神从《离骚》里飞来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为六曲葵花形，窄平折沿、浅腹平底，盘心凸起并剔刻出一只鼓翼扬尾、偶蹄双足、牛首独角、鸟身凤尾的动物形象。谢双双介绍，中国古代器皿形制大部分为圆形，饮食器尤其如此。大约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多瓣花形器形才逐渐流行起来。何家村出土的鎏金动物纹六曲银盘共3件，另两件是鎏金熊纹六曲银盘与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它们与同出的两件桃形动物纹银盘异曲同工，都以植物的花或果实形状作器形、以动物形象作纹饰。其中，飞廉纹这一件最具代表性。

飞廉是中国古代神话里的风神。屈原《离骚》写“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让月神在前面开路、让飞廉在后面随行。东汉王逸注曰：“飞廉，风伯也。”汉代以后，它的模样越描越细。《上林赋》里有“椎飞廉”一句，晋人郭璞解释，飞廉就是“龙雀”，鸟的身子、鹿的头；《三辅黄图》说得更具体，身子像鹿，头像雀，长着角，拖着蛇一样的尾巴，皮毛的花纹像豹。有意思的是，同一个名字在史书里还有人物的记载：《史记·秦本纪》中的飞廉是商纣王的臣子、秦人的祖先，后来被“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可它同时又是“神禽”，能招来风。

汉武帝时，长安城里兴起在一些高大建筑的屋顶上安装铜鸟。《三辅黄图》说，建章宫玉堂上那只铜鸟下面装了转轴，风一吹就转。研究者认为，这就是管风的飞廉。

美术史学者林通雁长期追踪飞廉的踪迹。早在战国，它就已经出现在悬挂钟、磬的架子和底座上。到西汉，模样基本定型。汉武帝在长安道观上铸的那几只铜飞廉，成了后世仿照的样本。

到了唐代，飞廉的样子有牛首鸟身、鹿首鸟身，也有马首鸟身。唐代工匠依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不同的飞廉形象，唐代飞廉纹因此有了变化。

不过，盘心这个神兽纹样并非一开始就定为飞廉。据《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记载，有学者曾把这件银盘上的神兽定名为翼牛，理由是其形为牛首鸟身，并双翼展翅。半个多世纪里，它先后被叫作翼牛、异兽，最后才定为飞廉。3个名字换下来，器物没有变，变的是研究者对它的认识。

先说翼牛。1970年清理出土时，人们先注意到这只神兽头是牛头，头顶一只独角，背上一对翅膀展开，作腾飞状，所以把它定名为“翼牛”。可因为它的脚是偶蹄，像牛，身子是鸟身，尾巴是上卷的长凤尾，通体又布满羽毛。真要按形状算，牛的特征只占一个头。于是又改称“异兽”，承认它是多种动物拼合的复合形象，暂不给它归类。

真正的转折，是把图像和典籍摆到一起对读。文献里的飞廉，本就是一个多兽拼合的形象，从来不是某一种确定的动物。“不像任何一种动物”恰恰成了它的身份证明。研究者据此判定，这一形象与中国神话系统中飞廉的描述相符，遂定名飞廉纹。

最有力的旁证来自何家村。同一批文物中，还有一件线刻飞廉纹银盒，盒上那只飞廉马首驴耳、头顶独角、鸟身、豹纹蛇腹、双翼展开、双足偶蹄、长凤尾上卷。一件牛首，一件马首，出自同一窖藏，形貌却不相同。这说明唐代工匠笔下的飞廉本就各式各样。既然如此，“牛首”就不再是定名的障碍，反倒印证了飞廉形象的多样。这是仅凭一件器物无法看出的，唯有整批出土、互为参照，才能把结论坐实。

名字定下来，这件器物的意义随之改变。若它只是翼牛，便不过是一件纹样奇特的唐代银盘。一旦确认为飞廉，它就接上了从战国钟磬座、汉代屋顶铜鸟直到唐代金银器的整条脉络，才有了后来学者据此讨论中西纹样如何交汇的可能。定名不是贴标签，而是替一件器物找回它的来路。

当然，这个名字也并非从此再无异议。文献综述中就有研究者指出，历经“翼牛—异兽纹—飞廉纹”这一番改名，恰恰说明其形象归属仍有讨论空间。半个多世纪的定名史没有画上句号，在考古与美术史研究中并不罕见。一件器物的名字，往往要等到更多同类材料出土，才能得到最终的确认。

价值：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把这件银盘放在丝绸之路的交流中看，它的分量才真正显现。

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器纹饰中，有一种前半身像狗、后半身像鸟的神兽形象，称为“塞穆鲁”（Senmurv），是波斯文化中的神禽，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和国力的昌盛。而在粟特银器中，塞穆鲁由本地一种与之相似的有翼骆驼取代。这种有翼骆驼在粟特地区是神话传说中的胜利之神。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中写，唐朝工匠以中国的神兽飞廉取代了有翼骆驼。这种飞廉装饰在银盘中出现，是汲取了外来器物单窠装饰动物的做法，又加入本土飞廉形象制作出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突破了粟特银盘单一的圆形平面，将盘口做成唐代流行的六曲葵花形，使之既具异域色彩，又有明显的本土风格，被视作“中西方文化融合创新的产物”。

著名文物专家孙机在《七驼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中将其与焉耆出土的七驼纹银盘并举讨论，认为飞廉纹银盘并非直接输入的外来品，而是唐代中国的仿制品。唐代工匠以中国传统的飞廉纹取代了有翼骆驼一类西域纹样，将西方流行的图案巧妙地中国化。他把这件银盘称为唐代与中亚文化交流的硕果，是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创新的生动再现。

如今，这道纹样“活”了起来。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唐代金银器瑞兽形象为题材推出的文创产品中，“花舞大唐徽章系列之飞廉”与该银盘的1∶1复制品颇受欢迎；西安理工大学研究者将它列为何家村遗宝数字虚拟展示的样本，通过纹样提取、三维建模与交互设计，探索文物数字化传播的路径。今年1月，何家村遗宝中的10件（组）精品首次“出差”至西安博物院。在馆际联动日益频繁的当下，散落各地的器物被重新串联成连贯的文明故事，观众得以在同一展厅看见不同地域文明的交汇与流变。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厅，讲解结束后仍有观众驻足在放大的纹样前，仰头辨认那只神兽的独角与凤尾，感受飞廉的魅力。来源：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