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三年未圆房，离婚前妻子求我：让我做回真正的女人

客厅顶上的老式吊扇发出沉闷的嗡嗡声。

转得有些吃力。

却怎么也吹不散初秋夜晚的闷热。

泛黄的实木餐桌上，摆着两道早就凉透的家常菜，一盘拍黄瓜，一盘青椒炒肉丝。

菜的旁边，端端正正地放着两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纸面洁白得有些刺眼。

我坐在桌边。

手里捏着一个开了盖的二锅头酒瓶。

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发白。

苏梅坐在我对面，身上穿着那件洗得有些褪色的碎花棉布裙子，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

她比三年前刚进门时瘦了太多，原本圆润的下巴如今变得尖锐，眼角的细纹也在昏暗的灯光下若隐若现。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

谁也没有动筷子。

空气里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和挂钟滴答滴答的走字声。

过了良久。

苏梅打破了沉默。

她伸出苍白的手。

把那份离婚协议书往我这边推了推。

“建国，字我已经签好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

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哭闹，就像在谈论明天早饭吃什么一样寻常。

我看着协议书上她清秀的签名。

心里猛地一阵抽痛。

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浸水的棉花。

堵得发慌。

“小梅，房子留给你，家里的存款二十万，我也一分不要，全都打到你卡上。”

我低下头。

不敢去看她的眼睛。

声音沙哑得连我自己都快听不出来了。

苏梅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意。

“我不要你的房子，也不要你的钱，这三年，我吃你的喝你的，真要算起来，我还欠你妈不少人情。”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盯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但是，建国，临走之前，我想求你一件事。”

我愣住了，抬起头疑惑地看着她。

“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倾家荡产我都答应你。”

苏梅深吸了一口气。

眼眶突然红了。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却被她强忍着没有落下来。

“给我一晚上，让我做一回真正的女人，让我真真正正地当一次你的妻子。”

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直挺挺地劈在我的天灵盖上，震得我浑身发麻，大脑一片空白。

我手里的酒瓶险些滑落，几滴辛辣的白酒洒在手背上，刺痛感让我瞬间清醒了几分。

我看着眼前这个和我领了三年结婚证，却依然是完璧之身的妻子，心里的愧疚和懊悔像潮水一样将我彻底淹没。

我们结婚三年了，整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始终没有跨过那最后一条底线。

不是她不愿意，而是我不能。

这件事，就像一个长满毒刺的毒瘤，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婚姻里，每天都在流脓流血，直到把这段感情彻底耗死。

回忆就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开始一点一点切割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三年前，我三十岁，在县城的一家五金厂当车间主任，每个月拿着五六千块钱的死工资。

在农村，男人到了三十岁还没结婚，那就是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笑话，是父母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的原罪。

我爸走得早。

是我妈靠着在镇上卖豆腐。

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

还供我读了个大专。

我妈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女人，唯独在我的婚事上，急得头发白了大半，几乎见人就托关系给我介绍对象。

苏梅就是在那时候走进我生活的。

她比我小一岁，邻村人，长得不算惊艳，但面相温婉，骨子里透着一股农村女孩特有的踏实和勤快。

她之前谈过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男方家里嫌弃她还有个没成年的弟弟，最终不欢而散。

那段感情对她打击很大，以至于耽误到了二十九岁还没嫁人。

我们俩的相亲。

就像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凑合。

两个被年龄和现实逼到墙角的大龄青年。

看着对方觉得还算顺眼。

便匆匆定了下来。

那时候的我，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简单的憧憬，觉得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我妈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凑了十六万八的彩礼。

风风光光地把苏梅娶进了门。

婚礼那天，县城的酒店里摆了三十桌，亲戚朋友来来往往，热闹非凡。

我穿着租来的西装，苏梅穿着红色的敬酒服，我们穿梭在人群中，接受着所有人的祝福。

我看着身边红光满面的苏梅，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对这个女人好，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看似圆满的婚姻，却在洞房花烛夜那晚，变成了我们俩这辈子最大的噩梦。

那天晚上，宾客散去，新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墙上贴着大红的双喜字，床上铺着龙凤呈祥的红色锦被，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水味和酒精的混合气息。

苏梅洗完澡，穿着一件真丝的红色睡衣坐在床沿上，低着头，脸颊微红，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我喝了不少酒，借着酒劲，走过去抱住了她。

她的身体很柔软，带着沐浴露的清香，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和期待。

可是，就在我准备进行下一步的时候，我的身体却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完全失去了控制。

那种感觉，就像是大脑发出了指令，但身体的某个零件却突然断了电，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

我起初以为是自己太紧张了，或者是酒喝多了影响了发挥。

我强压着心头的慌乱，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尝试了一次又一次。

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累得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却依然毫无起色。

苏梅从一开始的羞涩。

渐渐变成了疑惑。

最后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难以掩饰的尴尬和无措。

“建国，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今晚先算了吧，反正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

她拉过被子，善解人意地替我找了个台阶下。

我如蒙大赦，赶紧翻身躺下，背对着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最屈辱的一个夜晚。

我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窗外。

听着身边苏梅均匀的呼吸声。

心里充满了恐慌。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我明明是一个身体健康的正常男人，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怎么会在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

第二天早上。

面对我妈端来的早饭和她那充满期待的眼神。

我连头都不敢抬。

像个做贼心虚的小偷。

接下来的几天，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

每天晚上。

这张大红色的婚床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刑场。

我带着满心的恐惧和压力躺上去。

然后带着满身的冷汗和无尽的挫败感溃败下来。

我开始害怕天黑，害怕和苏梅单独待在那个房间里。

我开始找各种借口在厂里加班。

或者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看到深夜。

直到苏梅睡熟了。

才轻手轻脚地爬上床。

苏梅是个敏感的女人，她很快就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再次以头痛为由拒绝了她的暗示。

她突然在黑暗中坐了起来，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哭腔。

“建国，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嫌弃我以前谈过恋爱？”

我慌了神。

赶紧坐起来捂住她的嘴。

生怕被隔壁的我妈听见。

“小梅，你别瞎想，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是我身体可能出了点毛病。”

我咬着牙，把这辈子最难以启齿的秘密，在自己新婚半个月的妻子面前说了出来。

苏梅愣住了，她呆呆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抱住了我。

“建国，没事的，有病咱们就去看，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肯定能治好的，我陪你一起去。”

那一刻，我趴在她的肩膀上，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以为，有了苏梅的理解和支持，这道难关我们总能一起迈过去。

可是，我太低估了这种隐疾对一个男人心理的摧残，也太低估了流言蜚语和世俗压力对一段婚姻的破坏力。

那之后的半年里。

我开始背着我妈。

偷偷摸摸地去市里的男科医院看病。

挂号、排队、抽血、做各种让人羞耻的检查，每一次去医院，都像是把我扒光了扔在大街上让人参观。

医生说，我的身体各项指标基本正常，大概率是因为长期的心理压力、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的心理性功能障碍。

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昂贵的西药和中成药。

嘱咐我要放松心情。

不要有思想包袱。

可是，这怎么可能放松得下来？

每次吃完药，我都会像完成任务一样，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去触碰苏梅。

一旦有一点点不顺利，我的心理防线就会瞬间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更深重的自卑和暴躁。

我开始变得易怒，一点小事就会冲苏梅发脾气。

有一次，她只是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我就指着她的鼻子骂了她半个小时，把心里所有的憋屈都发泄在了她身上。

苏梅红着眼睛。

一言不发地蹲在地上捡着碎瓷片。

手指被划破了。

鲜血流了出来。

她也没有喊一声疼。

看着她默默流泪的样子，我恨不得狠狠扇自己两个耳光。

我不仅是个废人，还是个懦夫，只会把痛苦转嫁给无辜的妻子。

为了不让我妈发现，苏梅开始在深夜里给我熬中药。

满屋子苦涩的药味，她就骗我妈说是她在调理身体，准备要孩子。

我妈一开始还挺高兴，觉得这个儿媳妇懂事，知道主动备孕。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结婚一年了，苏梅的肚子却始终没有动静。

村里和厂里的闲言碎语开始多了起来。

每次回老家，总有那些多嘴的亲戚邻居凑上来问。

“建国啊，媳妇肚子咋还没动静？是不是身体有毛病啊，赶紧去医院查查，别是个下不出蛋的母鸡。”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妈的心上。

我妈是个极好面子的人，她开始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苏梅身上。

起初，只是旁敲侧击地抱怨几句，后来，干脆把包裹一卷，从老家搬到了县城我们的婚房里，美其名曰“照顾我们饮食起居”，实际上就是来“督战”的。

我妈搬来的第一天。

就立下了一条规矩：以后每天晚上十点必须关灯睡觉。

不准看手机。

不准熬夜。

每天早上，她都会雷打不动地炖一锅浓浓的排骨汤或者鸡汤，逼着苏梅喝下去。

“多喝点，把身子养壮实了，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我妈盯着苏梅把汤喝得干干净净，才满意地端着空碗离开。

苏梅知道我在喝中药，肠胃本来就不好，再喝这些油腻的浓汤，经常会恶心反胃。

但为了不让我妈起疑心，她硬是一声不吭地全咽了下去。

有好几次，半夜里我听到她在卫生间里偷偷地吐，吐得撕心裂肺。

我站在门外。

手放在门把手上。

却没有勇气推开门进去安慰她一句。

我像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享受着苏梅对我的保护，却不敢站出来替她遮挡哪怕一丝一毫的风雨。

事情的恶化，发生在结婚第二年的中秋节。

那天，我妈不知从哪里求来了一副偏方，据说是用什么动物的胎盘和几味不知名的草药熬成的。

那药汤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我妈端着那碗药汤，强硬地塞到苏梅手里。

“这是我托人花了大价钱弄来的生子秘方，隔壁村的老李家媳妇就是喝了这个，第二个月就怀上了，你赶紧趁热喝了。”

苏梅闻着那股味道，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妈，这东西来历不明的，万一喝出毛病怎么办？我们……我们再顺其自然一段时间吧。”

苏梅试图婉拒。

我妈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手里的抹布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顺其自然？这都结婚两年了，连个蛋都没下，你还好意思跟我说顺其自然？你是不是就是不想给我们老林家生孩子？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我妈的话越说越难听，什么“断子绝孙”、“不下蛋的母鸡”之类的词汇全倒了出来。

苏梅低着头，眼泪大颗大颗地掉进那碗黑乎乎的药汤里。

她转过头。

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我。

希望我能帮她说句话。

可是，我看着我妈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想到如果我说出实情，我妈肯定会当场崩溃，我的自尊心也会被彻底踩在脚下。

我咽了口唾沫。

躲开了苏梅的眼神。

低声说了一句。

“小梅，妈也是为了我们好，你就捏着鼻子喝了吧。”

苏梅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彻底暗淡了下去，像是一簇被冷水浇灭的火苗。

她没有再反抗。

端起那碗腥臭的药汤。

闭着眼睛。

大口大口地灌了下去。

喝完之后。

她捂着嘴冲进卫生间。

吐得连黄疸水都出来了。

那天晚上，苏梅没有回主卧。

她抱着一床被子，默默地去了次卧，把门反锁了。

那是我们结婚两年来，第一次分房睡。

我躺在宽大却冰冷的双人床上。

心里清楚地知道。

有些东西。

正在悄无声息地碎裂。

再也拼不起来了。

从那以后，苏梅变了。

她不再每天晚上等我下班，不再变着法子给我做爱吃的菜，不再过问我有没有按时吃药。

她在这个家里，活成了一个透明的影子。

每天早出晚归去超市上班。

回家后就默默地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

吃完饭就回次卧。

一句话也不多说。

我妈对这种分房睡的行为自然是怒不可遏，每天在家里指桑骂槐。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娶个活菩萨回来供着，碰都不让碰，还指望她传宗接代？”

我妈以为是苏梅在跟我闹脾气，故意不让我碰她。

苏梅从来不反驳，任凭我妈怎么辱骂，她都像一块没有感情的石头，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我知道她是在替我保守秘密，替我维护着那可怜的、虚伪的男人尊严。

可是，看着她日复一日地枯萎，我的心里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痛不欲生。

我开始酗酒，每天下班后和狐朋狗友在夜市摊上喝得烂醉才回家。

我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让自己忘记这个家里还有一个为了我受尽委屈的女人。

就这样，在冷战、争吵、猜忌和压抑中，我们的婚姻熬到了第三年。

直到半个月前，那场彻底摧毁一切的风暴降临。

那天周末，苏梅去超市上班了，我在厂里加班。

我妈在家里大扫除，收拾次卧的时候，无意中翻开了苏梅床底下的一个带锁的收纳箱。

箱子没锁好，被我妈一拽就开了。

里面并没有什么金银首饰，只有厚厚的一沓医院的挂号单、检查报告，还有几盒包装全是英文的进口药。

那是我每次去医院看病留下的单据。

我怕我妈看到。

一直让苏梅帮我藏着。

我妈不认识字，更不认识英文，但她认识医院单据上“泌尿科”、“男科”的字样。

她以为是苏梅得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暗病，一直瞒着家里，这才导致生不出孩子。

等苏梅晚上下班一进门，我妈就把那一堆单据和药盒狠狠地砸在了她的脸上。

“你个丧门星！我说你怎么三年生不出孩子，原来是你自己身上有不干不净的病！你骗婚！你骗了我们家十几万彩礼，还把我儿子坑得这么惨，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我妈像疯了一样扯着苏梅的头发。

苏梅被推倒在茶几上。

额头磕出了一个血包。

我刚好推门进来。

看到这一幕。

赶紧冲上去把我妈拉开。

“妈，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我妈指着地上的单据，哭天抢地。

“我疯了？是你瞎了眼！你看看这狐狸精瞒了我们什么！她有病啊，她是个生不出孩子的废人啊！”

苏梅坐在地上，头发凌乱，额头流着血，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委屈，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死灰般的平静。

“建国，你告诉妈，那些单据，到底是谁的？”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根针一样，直直地扎进我的耳膜。

我妈转过头，看着我，等我给出答案。

我张了张嘴，感觉喉咙像被火烧过一样干涩。

我说不出口。

我知道，只要我说出真相，我妈的后半生都会活在痛苦和绝望中，我在厂里、在村里，将永远抬不起头。

我低下头。

避开了苏梅的视线。

嘴唇哆嗦了半天。

却一个字也没蹦出来。

苏梅看着我。

突然笑了。

笑得凄凉而嘲讽。

她从地上爬起来。

没有拍打身上的灰尘。

径直走回次卧。

拿出了一个早已经收拾好的行李箱。

“林建国，这三年，我欠你的彩礼钱，就当用我三年的青春和这三年的屈辱还清了。”

“我累了，不想再替你背锅了。我们离婚吧。”

她说完，提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我妈还在身后骂骂咧咧，我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剩下心碎的声音。

苏梅在外面租了个单间住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我没有去找她。

我知道，我给不了她正常的婚姻，给不了她想要的孩子，我唯一能给她的，就是放她自由。

所以，当她把离婚协议书递给我的时候，我虽然心如刀割，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可是，现在，在这顿散伙饭上，她却提出了这样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要求。

“让我做一回真正的女人。”

这句话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

砸在我的心上。

砸出了一个血窟窿。

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眶。

看着她强忍着委屈的倔强模样。

心里的防线轰然倒塌。

她是想在离开之前，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连丈夫都不愿意碰的失败者。

她是想给这段荒唐的三年婚姻，画上一个哪怕是不完美的句号。

她是想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和过去的自己、和这段感情彻底告别。

我没有说话。

猛地站起身。

拿上车钥匙冲出了家门。

初秋的风吹在脸上，带来一丝凉意。

我开着车。

像个疯子一样在县城的街道上狂奔。

最终停在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成人用品店门口。

我走了进去，买了一盒最烈性、见效最快的辅助药物。

回到家的时候，桌上的菜已经彻底凉了。

苏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动不动。

我把那盒药扔在桌子上。

拿起水杯。

抠出两粒药片。

仰起头吞了下去。

苏梅看着我的动作。

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站起身。

走进了主卧。

半个小时后，药效开始发作。

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心脏跳动得像是要冲破胸腔。

我推开主卧的门。

房间里没有开灯。

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弱路灯光。

苏梅躺在床上，依然穿着那件褪色的碎花裙子。

我走过去。

坐在床沿上。

颤抖着手。

解开了她的衣扣。

没有电影里那种浪漫的缠绵，没有久别重逢的热烈。

有的只是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在黑暗中绝望地撕扯。

我借助着药物的霸道力量，像一个失去了理智的野兽，疯狂地索取着。

苏梅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死死地咬着嘴唇，眼泪顺着眼角，无声地滑落，打湿了枕头。

我不知道那是痛的，还是委屈的，还是解脱的。

那一夜，极其漫长，又极其短暂。

当药效退去，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我像一滩烂泥一样瘫软在床上。

苏梅背对着我，蜷缩成一团，肩膀微微耸动着。

我伸出手。

想要抱抱她。

手停在半空中。

最终还是无力地放下了。

我做到了。

我终于在离婚的前一夜，让她做了一回真正的女人。

可是，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胜利感，只有深深的悲哀和无尽的空虚。

因为我知道，这不代表重新开始，这只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告别。

我们用这种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彻底斩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一丝羁绊。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房间。

我醒来的时候，苏梅已经不在床上了。

客厅的桌子上，那两份离婚协议书已经签好了名字，旁边放着一把钥匙。

我穿好衣服走出去。

苏梅正坐在沙发上。

旁边放着她的行李箱。

她换了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头发也重新梳理过了，脸上的疲惫似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平静。

“走吧，民政局开门了。”

她站起身。

没有看我。

径直走向门口。

到了民政局，办理手续的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大姐。

她看了看我们。

又看了看手里的协议书。

习惯性地劝了一句。

“年轻人，婚姻不是儿戏，想清楚了吗？财产分割没意见吧？”

我看着苏梅，苏梅也看着我。

“没意见，想清楚了。”

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钢印落下的那一刻，发出“咔哒”一声脆响。

两个红色的本子，换成了两个暗红色的本子。

走出民政局的大门，外面的阳光格外刺眼。

苏梅把离婚证放进包里，转过头看着我。

“建国，那二十万，我会慢慢打给你的，我不能白拿你的钱。”

我摇了摇头。

“小梅，那钱你留着吧，去个大一点的城市，重新开始。找个真正能对你好的男人，生个健康的孩子。”

我强忍着鼻酸，把一张银行卡塞进她的手里。

苏梅没有再推辞。

她紧紧地握着那张卡。

眼眶又红了。

“建国，你的病……继续治吧。别放弃。”

说完这句话，她拉起行李箱，转过身，大步向马路对面的公交站台走去。

我站在原地。

看着她瘦弱却坚定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人群中。

我知道，从今往后，她的世界里再也没有林建国这个人了。

而我的生活，也将回到那片死寂的深渊。

这场婚姻，没有出轨，没有家暴，甚至没有多大的仇恨。

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老实人，在现实的泥沼里，互相挣扎，互相伤害，最终筋疲力尽地松开了手。

我想，婚姻可能真的不是光靠善良和隐忍就能维持的。

有些裂痕，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修补。

有些成全，只能以彻底的放手作为代价。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

“建国啊，手续办完了吗？晚上回来吃饭吧，妈买了你最爱吃的排骨，那个不下蛋的女人走了，以后咱们家总算是清净了，妈再托人给你找个更好的……”

我妈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聒噪着。

我没有说话，默默地挂断了电话。

初秋的风，真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