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从上海到东京,小学毕业独自赴英读寄宿学校,本科在伦敦学电影,2010年回上海发展,之后又回到日本工作——华人导演汪崎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一部跨文化迁徙史。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和美籍华人导演王颖走到了一起,联合创作出讲述东京流浪汉故事的日本电影《上野的幽灵》。
这部电影的主角不是精英,不是职场人,而是一位社工。故事围绕他追查一名去世流浪汉的身份展开,牵出日本独特的"无缘佛"文化——那些死后无人认领、无人祭奠的亡灵。汪崎说,选择这个视角,本身就是一种创作立场:不扮演日本内行,用外国人的眼睛看这个社会,反而能提供一种区别于主流叙事的另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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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沉重题材拍成喜剧,是刻意为之
流浪汉、人间蒸发、无缘佛——这些词听起来都带着沉重的底色。但汪崎和团队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流浪汉群体里其实存在一些有趣的生态。他们决定用喜剧手法来呈现,避免一味卖惨或过度严肃。
"我们并没有把所有的流浪汉、所有的社会外的人当成非常可怜的,反而把他们看成比较自由的一些人。"汪崎在访谈中说。这种处理方式让观众在笑过之后,更能回味边缘人群的真实处境——他们不是被同情凝视的客体,而是有自己生存哲学的主体。
主动选择"消失"的人,比想象中多
汪崎提到一个反常识的现象:日本社会中相当比例的人主动选择过流浪或类似"人间蒸发"的生活。很多人并非因破产等经济原因才走到这一步,而是出于对既有社会关系的厌烦,或是对自由的渴望。
日本政府有生活保护制度,NPO等机构也提供帮助,但一些流浪汉宁愿不接受救助。"很多日本人其实都有逃离的想法。"汪崎说。为了保住自由而拒绝救助,这种状态背后是一种"共存"的生存哲学——他们不是被社会抛弃,而是主动选择了脱离。
美日社会底层对比:安全与绝望的悖论
汪崎也对比了美日社会底层的差异。美国的"斩杀线"现象因毒品和犯罪更显残酷,生活崩塌来得更快、威胁更直接。相比之下,日本城市治安较好,流浪汉在街上相对安全。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网咖族"群体——那些居住在网咖的年轻人。他们因贫困、学历低、无家可归而缺乏希望,比已经"躺平"的流浪汉更可能被主流社会排斥。汪崎认为,这个群体的处境更具潜在危险:他们还没放弃,却看不到出路。
日本片场的匠人精神,与中国的导演中心制
汪崎还分享了在日本拍片的体验。日本工作人员专业性强、分工细致,各工种有极强的自主意识,现场等级严格但也敢于表达意见。相比之下,中国影视现场更依赖导演决策,各工种的能动性相对有限。
"所有人都要听懂,日本电影制作团队的专业精神,是要享受这种紧张才能做好电影。"这种跨文化协作中的理解与适应,成为他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一课。
给所有想"重置人生"的人
《上野的幽灵》触及"选择"与"缘"的主题。汪崎希望这部电影能让在海外的华人及所有想"重置人生"的人找到共鸣——那些离开熟悉之地去异国重新开始的人,包括想在新环境中重新定义自我的人,都可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影片因政治因素可能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映,但汪崎仍期待能在日本华人群体中获得关注。他相信,用边缘人的视角切入主流叙事,能带来新鲜的观察角度——正如他所说:"你越要变成他们那样,你越没有东西给人家,等于就是没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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