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有一50多岁的男的,他老婆怀疑他在外面有人,经常来我们单位找事。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周三下午,我刚把报表做完。走廊里突然响起高跟鞋砸地砖的声音,一下一下,比我们主任摔文件还响。她穿一件褪了色的红棉袄,手插在兜里,在走廊 中间站定了,问第一个撞上的人:"李建国在哪间屋?"
李建国是我们后勤的老员工,平时话不多,见了谁都笑一下,办公桌上养了一盆半死不活的 绿萝。那天他正好去库房领打印纸了,办公室门锁着。他老婆就站在那扇门前,左手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她自己配的——拧了两下,没拧开,又插回兜里。她转过身,对着走廊里探头的几个年轻姑娘说:"你们谁见着他了?他今天穿的那件灰夹克,领子是我昨晚熨的。"
没人说话。她也不急,走到靠窗那把椅子上坐下来,从兜里摸出个 塑料袋,里头装着半个馒头,就着一瓶矿泉水慢慢掰着吃。吃完把塑料袋叠成一个小方块塞回兜里,站起来又去拧那把锁。那天下午她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三个小时,后来李建国从库房回来,看见她,愣了一下,说:"你怎么来了。"语气平静得像在问今天食堂吃什么。她看了他一眼,没接话,站起来走了。
之后她隔三差五就来。有时是周四早上,有时是周一快下班的时候。来也不闹,就坐在走廊那把椅子上,谁跟她说话她都不理。有几次我们主任受不了了,跟她说:"大姐,有事回家说行不行。"她抬头看了主任一眼,嘴角动了一下,像是要笑又没笑出来,眼神飘到主任身后那面墙上去了。
李建国每次见了她都重复同一句话:"回去吧。"她不走,他就自己回办公室,把门关上。有一回我在茶水间碰见他接水,他手有点抖,水溅出来烫了一下 虎口,他低头看着那片发红的地方,另一只手在裤腿上蹭了一下。我问他手没事吧,他说没事,端着那杯水走了,步子比平时快。
第三个月的时候事情慢慢传开了。有人说李建国跟某栋办公楼一个物业大姐走得近,有人说其实是门口水果摊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还有人说半夜看见他车子停在城南一个小区楼下。这些说法他老婆都听到了——她在走廊里坐的时候耳朵竖着,有两次还轻声接了一句:"哪个小区?"问她的人赶紧说不清楚,她就又沉默了,手在兜里攥着什么东西,攥得指节发白。
那年夏天特别热,走廊的空调又不顶事,她换了一件灰 短袖,整个人瘦了一圈。有一天下午她突然站起来,直接推开李建国的办公室门,同事们都以为终于要闹开了。但她只是走到他桌前,把他养的那盆绿萝端起来,抱在怀里,走到窗台上放下,又把叶子歪的那面转向 太阳。李建国坐在椅子上没动,看着她的手在那片叶子上停了一下。
"建国家里那盆大的,上月枯了。"她说。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然后她转过身,开始翻他桌上的文件。李建国站起来按住她的手,两只手叠在一起,他先松开了,她的手还按在文件上。
"你到底是谁?"她问。
"什么谁。"李建国说。
"那个每天发短信给你的人。"她说,眼睛盯着他桌上的手机。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了。他伸手把手机翻了个面,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别在这闹。"他说。
"我没闹。"她把手机重新翻过来,屏幕又亮了,一条微信预览,只显示了三个字:到了吗。
"这是谁。"她说。
李建国没说话。他伸手去拿手机,她比他快一步,把手机攥在手里举高了。办公室里已经围了一圈人,主任在门口喊别动手,没人动。她划开屏幕,翻了一下,表情慢慢变了,嘴唇抖了一下,又抖了一下。整个办公室安静得能听见走廊尽头那台饮水机咕噜响了一声。
她把手机还给他的时候,手是伸直的,像递一把刀柄。
"你手机上存了八百多张照片。"她说,"全是男的。有穿衣服的,有不穿的。你把人家搂着,嘴对着嘴。"
李建国接过手机,把它慢慢放进裤兜里,动作很轻,像放一枚 鸡蛋。他坐下来,把桌上那盆绿萝往自己这边挪了挪,指头擦了一下花盆边沿。
办公室里没有人动。我站在门口,看见她眼眶慢慢红了,但没有眼泪掉下来。她从兜里掏出那把她自己配的钥匙,放在他桌上,钥匙碰桌面那一声脆响,像钉书机钉穿了纸。
"我跟你过了二十三年。"她说,"你去哪我都跟着来闹,别人都当我是泼妇。我宁可他们当我泼妇,总比有人知道——我男人从来不肯碰我,睡觉永远穿着长裤。"
她说完那句话,空气像被冻住了。李建国还在摸那盆绿萝的叶子,手指停在一片发黄的叶尖上,没掐,就那么搁着。
她转身往外走。高跟鞋的声音走过走廊,走下楼,走远了。窗外那棵 樟树被风吹得叶子翻过来,浅绿的那面亮了一下。李建国始终没有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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