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史料：古代南方的械斗，打冤家

打冤家，是什么意思？

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尤其是苗、瑶、彝、侗等族，各山头、寨子、宗支之间，经常相互械斗，而且世代相互仇杀，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被称为“打冤家”。

按照史书记载，少数民族的这种械斗一直都存在，打冤家这个词出现的却比较晚。

明朝王士性的《广志绎》首先出现了“打冤”一词，“广西瑶、僮之俗，祖宗有仇，子孙至九世，犹兴杀伐，但以强弱为起灭，谓之打冤。”王士性所说的僮人，就是今天的壮族。1949年，国家进行民族认定的时候，对广西这一人口最多的民族最先也是称为“僮族”，后来才改为壮族。1965年，广西僮族自治区才正式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按照《广志绎》的说法，这种“打冤”结成的仇恨，往往传到第九世子孙还不消散，一方势力强大了就会开打。

清朝的时候，打冤家一词广泛出现在正史、地方志和文人笔记中。清朝中叶的吴振棫先后任云南大理知府、贵州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长期在西南任职生活。他在《养吉斋丛录》中详细记载了打冤家的具体情况：“蜀之雷波、越巂、峨边、马边四厅所属夷人，焚庐舍，掠人畜，岁以为常。喜斗贪财，一有不合，则打冤家。”

吴振棫描写的打冤家的过程描写的很详细。某部族要打冤家，先烧羊骨头占卜，如果巫师认为是吉兆的话，就用木刻传令。木刻长一尺，上面刻有锯口，锯口的数量对应集合的时间和地点。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当地无人识字，且没有自己的文字，还停留在刻木记事的阶段。

到了约定的时间，没有按时赴约的人，会被众人先杀掉。打冤家时，先用标枪远程攻击，再近一点就用弩箭，最后用弯刀近身肉搏。他们所用的弯刀像镰刀一样，锋利且适合砍削。有钱的族人还穿戴描金朱漆的盔甲，衣服还镶有银饰。

吴振棫写的是川滇交界之处彝人的事情，湖南苗族的打冤家又是另一番景象。段汝霖，湖北汉阳人，清乾隆年间任湖广永顺府龙山县知县，他写的《楚南苗志》里专门有一个章节就叫做《打冤家》，详细记录了湘西一带打冤家的场景。

湘西苗人准备打冤家，先杀牛摆酒，遍邀亲朋好友，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在酒桌上，主人明确告诉大家要去打冤家，请大家帮忙，众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没有不拍着胸脯许诺舍命帮忙的。队伍出发时，还有大造声势，原文是这样的：“临发，插纸旗五面，击竹筒，摇铜铃，祭告飞丧鬼、口舌鬼、四官神、街邻鬼。祭毕，执旗以行。”

对头听说以后，也杀牛摆酒，邀请亲朋好友应战。交战双方头戴铁盔，身穿生牛皮甲，没有牛皮甲的就用水浸湿棉衣裹在身上抵御火枪（鸟枪）枪子。两边对上以后，先用鸟枪互射。他们还会“三段击”，火枪放完，就递给后面的妇女装弹，等会再打。火枪打完了，就用长杆枪冲刺；如果没分出胜负，就扔掉长枪拔出环刀对砍；砍完一轮还没有分出胜负，就扔掉长刀，抽出匕首，扭抱在一起相互捅。作者在现场看到后感慨：“盖苗性轻，生死不惜也。”

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官府要立即出动绿营、巡检等兵力，到现场镇压、劝解，双方才会停手。

但是，双方都坚决拒绝官府插手处理后事，尤其是拒绝官府清点双方死亡人数，他们说这会受到天罚。官府也不愿意多事，就任由苗民自行解决。

如果要讲和，双方一般这样处理后事：先点检出各自死亡人数，一命抵一命，如果一方死亡的人数多于对方，多出的人数叫做人命，对方要按照人命多少给予赔偿，称之为“倒骨价”。倒骨价根据死者的贫富而有不同，最富的要赔330两白银，然后依次递减为220两，110两，99两，最穷的死者只需赔偿22两。

此外，还有多项的额外赔偿：买牛宰杀给死者家属食用，开启讲和，需要3两3钱；给中间人3两3钱报酬；赔偿死者3两3钱眼泪钱；赔偿3两3钱泡茶银，买米煮粥分送亲友；给巫师3两3钱，超度死者；3两3钱丧葬费等。

另外，凶手还要将红腰带一根，衣一件，马一匹，凶手亲送死者之家，双方正式和解，立誓不进行报复。

如果不和解的话，苗民中死者家属，就会在坟墓前种一棵树，告诫子子孙孙，定报此仇。

吴振棫在《楚南苗志》里也告诫官员，千万不要用法律上的条文来简单处理这种事，要让苗民按自己的方式善后。如果官府非要按照“一命抵一命”的原则，把凶手抓来杀了，死者家属只会怪官府让其失去了赔偿，与凶手家的仇怨并未化解，矛盾会蔓延不休，打冤家就成了死循环。

还有一个现象，改土归流之后，“打冤家”不但没消失，反而变多了。原因很简单，原来的土司视自己的地盘内的人口和物产为私产，不愿意发生内耗，在自己地盘内出现这种苗头，土司会想办法让村寨头人化解。当然，如果是自己领地的人和外面的人打冤家，土司又会暗中鼓励、支持。

改土归流之后，地方官不熟悉情况，往往机械套用法律，反而激发了矛盾和仇恨。

民国之后，新式学校、保甲制度逐步向苗区渗透，打冤家现象慢慢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