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人员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持续增长基础是城市化。

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增长基础是郊区化。

中国当前经济中存在的大量问题，例如消费不足、内卷、人口问题等，全都是与中国没有顺应“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客观发展趋势而导致的。解决这个卡点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以“退休人员上山下乡”为主流的郊区化方案。

著名学者钱文忠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核心的一批骨干正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包括第一批创业者甚至我们今天的领导人都是知青出身。他们通过这段经历了解了真正中国的国情，锻炼了综合的能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发展的重大红利之一。

今天，一场新的退休人员上山下乡，将再造中国新时期的发展红利。

一切经济学都应当是发展经济学，如果不是，那就是没找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所谓发展经济学就是发展到哪个阶段，对应的经济学规律是不一样的，必须顺应这个阶段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经济政策。如果违背或无视当前的发展阶段，就必然带来严重的问题。中国明摆着已经走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阶段了，无论学术界还是政府层面却对此几乎完全无视，总在其他方面乱转，这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谓“消费不足”纯属假象，不是没钱消费，也不是没有消费的欲望，而是城市根本就没有消费的物理空间。这不是什么经济学问题，而已经是几何学问题了。

奇怪的是，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郊区化”和“逆城市化”问题，并且在2005年到2015年形成了研究的高峰。但是，随着全国逐步地必然进入“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阶段，相关的研究文章数量却开始趋零化了。难道中国学术界就是纯学术而完全不愿面对中国实际问题的吗？

一、“郊区化”和“逆城市化”是工业文明的最高形态

在过去，我们心目中一直是把城市化作为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跃农门”进城是农村人提升自己命运和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可能极少人考虑过有一天中国会转向在发达国家早已经完成的郊区化过程。虽然中国学者群中早就知道“郊区化”这个学术概念，但在中国人头脑中也就一直是一个遥远的学术概念而已，即使学者群里也极少人会想到它那么快就会在中国成为现实。

20年前，我在中兴第四营销事业部作技术副总。2004年我第一次出差去欧洲，当地销售处的同事给我介绍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他们特地给我提到，欧洲精英层人士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会对别人说“我住在农村”。当时我很快从“郊区化”的学术概念上可以理解到这一点，但很难直接体会到住在农村作为一种精英人士炫耀自己的心理状态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农村生活水平与城市相比差得实在是太远了。不过，在美国与欧洲商务旅行多了，尤其自己开着车穿行欧美的农村地区，的确远比在城市里舒服太多了。我们心目中现代文明形象的欧美市内的高楼大厦里，住得其实都是穷人。真正的富人和精英人士都是往郊区住。

当时我曾与同事说，也许有一天我退休了，会以住到农村作为向别人炫耀的一种方式。当时只是认为这纯属一个玩笑，也许我们这一辈子根本无法见到这一天的到来。

完全没想到的是，今天中国真的已经开始进入这样的状态了。我写这篇文章时，是已经住到农村快半年时间，充分证明了住在农村是可以向别人炫耀的时候，才来写这篇文章的。

这是在农村里我写这篇文章时用的40平方的书房

家门口四亩地的“私家花园”。

以上是我们村不到十分钟车程的郊区风景

以上是日常有洒水车、道路扫地车等维护，路边满是鲜花的村道。

每个村的村委会居然都有消防车、巡逻车、清洁车。

每个村里每户人家门口都有垃圾桶，而不是城里按每个小区集中分布。每天都有人收垃圾。

这只是个案还是有普遍意义呢？

首先从宏观上看一下，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郊区化阶段了。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最开始也与中国过去几十年一样，是城市化的阶段，伴随经济发展、城市化率不断提升，农村人不断进城。但当城市化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郊区化的进程。从各个发达国家具体实践来说，开始郊区化进程时的城市化率略有不同，大致是以下阶段：

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是多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25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7.89%，比上年末（2024年末为67.00%）提高 0.89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按近年年均提升约0.8–0.9个百分点的趋势推算，2026年中可能已接近 68.5% 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悄然站到了应当或必须开始“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门槛上了。

二、关于这个问题的中国学术研究状况

“逆城市化”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1976年提出的，是指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都市发展开始趋缓，大量城市人口和资源流向农村及小城镇的过程。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的实证分析得出，城镇化发展过程呈现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即诺瑟姆曲线)，进一步验证了“逆城市化”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把城镇化过程分为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镇化率高于30％，低于70％)和稳定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大于70％)三个阶段。在城镇化后期，城镇化增速趋缓甚至停滞，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至此，“逆城市化”不仅被看做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且被广泛用作研究城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其实，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逆城市化”问题进行关注了。参见“张善余：《逆城市化——最发达国家人口地理中的新趋向》，《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2期。”知网上能查到的国内学术期刊更早关注这个主题的论文是“山田浩之,胡天民：《西欧的反城市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3年第12期。”中国不同学者在1983年和1984年翻译了日本京都大学山田浩之研究相关问题的几篇文章。

摘自“山田浩之、李公绰：《威胁城市文明的新危机—从欧洲经验中学习什么?》，《国际经济评论》1983年第12期。”此后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持续有研究。

但是，当我以“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为主题词在知网上进行中国学术论文的大数据分析时，却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结果：

以“郊区化”为主题词对中国学术研究论文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年度论文数量趋势。峰值在2007年。

以“逆城市化”为主题词对中国学术研究论文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年度论文数量趋势。峰值是在2016年。

中国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高峰出现在21世纪初到2016年前。出现这个高峰的原因是当时出现“民工荒”“回乡潮”，这个被认为是“郊区化”或“逆城市化”的现象。因此，中国学术界研究这个问题并发表相关论文的数量就多了起来。可是当中国郊区化真正开始的今天，相关问题的文章却近乎于趋零了，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从上图可见，2005-2015十年合计，中国城市化率提升13.11个百分点，年均提升约1.31个百分点，是中国城镇化高速扩张阶段，并没有明显表现出郊区化的迹象。那么，当时的“民工荒”“返乡潮”到底算什么呢？今天回过头去看，事实上是一次中国内部的产业大转移。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标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正式全面启动实施。

200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正是中国政府主动推动中国内部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触发了此后东部地区的“民工荒”和“返乡潮”。

从上图广东省与全国城市化率对比可见，当前全国的城市化率与2015年广东的水平基本相同。2013年广东的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67.76，与2025年全国的城市化率水平相当。

从前面两张图对比分析可见，广东省与全国城市化率的差值越来越小，从2005年的相差17.69个百分点，到2025年相差8.69个百分点，减少了9个百分点。

2025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城镇化率

由上面分析可见，无论从全国来看，还是从最发达地区和直辖市等天然就具备高城镇化率的地区来看，中国应当大范围开始进入郊区化和逆城市化阶段了。东部沿海地区早就到了郊区化的发展阶段，为什么没有明显的郊区化现象？因为东部地区土地资源过于紧缺，郊区都直接变成城市了。

从今天全国范围看，却无疑已经到了郊区化的阶段。

可是，无论是从学术界还是从政府层面，此时居然几乎看不到相关的声音，这是为什么？

三、中国为什么害怕“郊区化”和“逆城市化”？

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很多人有着害怕“逆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倾向，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耕地资源极为宝贵，长期处在力保“18亿亩红线”的重压之下。如果出现逆城市化，使人口向郊区迁移，有可能存在占用耕地的问题。不过，这种思想纯粹属于一种没有深入调查的担忧。因为长期的城市化，已经使得农村不断出现空心化问题，农村地区的宅基地空置越来越多。

以下是不同来源的农村地区宅基地空置率的数据。

以面积口径计，全国农村宅基地空置 / 闲置率大致在10%–18%区间；以房屋间数口径计则更高，部分研究达 25%–30%。

不同地区的农村宅基地空置率

典型案例研究

从上面分析可见，农村地区宅基地的空置率差异极大，从较少空置到完全废弃的都有。

以下是不同机构提供的中国商品房空置率数据。

以下是中国不同地区商品房空置率数据

中国住房空置率与国际间比较

不同住房空置率的市场含义

正因为中国在农村地区住宅空置率持续上升的同时，城镇地区住宅空置率也上升到危险的状态，因此让中国很纠结。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始逆城市化，那城镇的空置率不是会进一步上升吗？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空置率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在城镇住房空置率持续上升的同时，因为租售价格的前期显著上涨，住在城里的人尤其年轻人居住状态却持续恶化。一个仅够住一个单间的住房租金2、3千普遍存在。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城里的年轻人现在不愿生孩子了？“不愿”也是假象，生下来在什么地方养？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因素更加复杂，我们以后会来讨论。本文只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问题。

四、推进逆城市化对释放消费动能的关键价值——几何学空间

先来看看我到农村以后消费情况。

太阳能灯，这个在美国很普遍，几十到一、两百元人民币的都有。中国有多少家庭消费不起的？但买来放哪里？

这是美国人的草坪。最初刚到这个环境时感觉非常好。可是时间长了就会发现，美国几乎所有地方的草坪几乎全都一样。要维持草坪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其实是很费事的，需要定期剪草。美国的小区HOA管理非常严格，所有草坪如果长高一些没有修剪是要罚款的。所以，在美国割草机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也要靠很强大的力量才能维持草坪的“大一统”。

我在网上买的草籽本来计划种出这种广告中效果的草坪。

结果种出这种“自由”的草坪！

撒完买来的草籽，刚开始我很兴奋地天天晚上浇水，结果最后一堆的野花野草也加入进来一起生长，甚至长出南瓜秧，其乐融融。这发芽率不是95%，而可能是到195%了。撒了草籽的地方发芽了，没撒草籽的地方发了更多芽！

房东看到也惊呆了，看了半天蹦出一句话“我一辈子一看见草就拔”。她最初把我种的草全拔了，我告诉她不要拔，我专门种的。看我给草籽浇水她很是不屑，一再说“你不用浇水”，结果最初看似很弱小的小草苗，最后很快长到炸裂的程度。至少今年，我很喜欢这种自由的草！

院子里这么多草会不会虫子比较多？

家里有几个壁虎。每到晚上我都把灯打开，他们一到晚上就在灯旁边等着。院子里的虫子差不多被它们吃光了，这就是生态文明。别人养宠物要买食物，我养宠物也就稍微费点电。宠物也是自己跑来，不用买的。

其实城里的生活环境平时人们不注意，小区的绿植是经常要有人打药和除草的，否则也会长很多杂草和虫子。

这地方原来是菜地，我的设想是在院子里建一个浪漫的、有阳伞的室外喝茶的地方，并且7月4号还在这里与一些学者举办了一次文明学的学术交流会。

结果一个月不到，一不小心两个南瓜秧把地盘全占了。

不过意外之喜是吃了几十个南瓜和凉拌南瓜尖。

还用很多南瓜和邻居换了很多苦瓜、黄瓜、豇豆......

这南瓜秧会疯涨。人们都说割韭菜，其实割南瓜秧吃凉拌南瓜尖差不多，根本割不完。

每星期都可以吃好几顿凉拌南瓜尖。

总得要各类工具吧。关键是买了工具以后，有两个比城里房子客厅还大的储物间存放。这些消费在今天的中国有几个家庭花不起钱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太太每个星期都从云南快递一大箱鲜花。

上面是一箱鲜花做的插花，也就是在城里买5、6朵鲜花的价钱。

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全都是在闭着眼睛瞎说。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税率、利率、准备金、汇率、麻辣粉(MLF)、投资率......它就纯粹是一个几何学的问题：生活空间有多少平方米，就注定了你最大可能的消费空间有多少。为什么消费不振？因为东西买回来已经没地方放啊，那就只能不买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我有亲身体会，现在几乎天天都有快递到家里，我现在买东西有地方放，有的是地方。

2018年是关键拐点，此后住户存款年增量从5万亿级跃升至10万亿级，2022–2023年更突破17–18万亿。2025年末住户存款余额约165.89万亿元、新增14.64万亿元。

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是美国的12倍，并不是“中国人爱储蓄，美国人不爱储蓄”这么简单。美国消费强劲，当然有美国医疗很贵等因素，但也是因为在美国生活的几何空间近乎不受限，消费只有收入限制，没有别的限制。

现在中国有几何空间的农民消费资源不足，由于认知上的差距，也远没有城市居民那么多的消费理念，有点钱也不完全知道该买什么；消费资源充足、消费理念更广更先进的城里人却没有消费的几何空间，宝贵的消费资源也大量被不动产压住了。

最终没办法消费怎么办？富人们只好把钱转到几何空间足够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去消费。

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发展到必须靠消费拉动的阶段，也就是发展到了必须要靠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阶段 —— 把消费的几何学空间打开，而根本不需要去考虑任何经济学空间问题。

五、在逆城市化道路上的谨慎推进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慎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农户合法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目前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期：

政府收入中，原来卖地收入必然会持续地下降，这使政府财政状况面临巨大挑战。

税收的收入端，新的经济因素如高科技等逐步成规模，但同时传统产业又逐步萎缩。高科技需要国家支持，传统产业又需要扶持。因此，通过税收获得的收入增长会面临很大压力。

2021年，中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峰值的8.7万亿之后一路下滑，到2025年降到4.15万亿，回到了2016与2017年的水平，比2021年峰值时减少了4.55万亿之巨，未来很可能还会持续下降。据不完全统计，2020至2023年的三年疫情期间，政府为防疫增加了2.3至3.5万亿的支出，同时因停工停产导致收入下降大约在4至6.5万亿。两项合计有6至10万亿的国库损失，这需要很多年来消化。中国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21年首次超过20万亿之后，2025年只增加到21.6万亿，4年间仅增加1.35万亿。而从2015年到2019年的4年间，中国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增加了3.81万亿。所以，之前认为“中国政府很有钱”的观念需要调整一下了。

而在支出端，面临统一问题和国际惊涛骇浪的巨大挑战，国防支出不可动摇，必须持续加大，甚至要为潜在的大战作准备。

能源和环境治理等需要更进一步加大力度。

经济转型和高科技竞争需要加大支出。

一方面收入端的一大块卖地收入只能（也必须长期坚持房住不炒）不断压缩，税收增长受到众多制约，另一方面支出却又不断加大。这种状况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带来的结果是财政枯竭。回顾历史，这样发展下去的局面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如果你听到很多表面上“忧国忧民”的人大力号召国家需要在什么方面增加投入，就会知道这些人可能是“不明事理”，也可能压根就是“没安什么好心”。

例如：

声泪俱下地提案要大力增加农民养老金。算下来也就几千亿，国家出得起。

貌似忧国忧民地要求国家把GDP 的1%甚至2%拿出来补贴生孩子，也就1、2万亿，国家出得起。

这里几千亿，那里1万亿，分开算都出得起，但合在一起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国家早就没那么多钱了，政府该如何花钱不用你们来教，多花钱谁不会啊！

• 如何能既让农民增加收入，又让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 如何能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却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 如何能让中国企业收入增加，员工收入增加，政府收入也同时增加？

如果你是学者，如果你真的忧国忧民，如果你有能力忧国忧民，以上才是要解决问题的方法。

年轻人要上班，可能只能住在城里。但退休人员不需要住在城里，为什么不去住郊区享受生活？

郊区化不应当重走住房商品化的老路，搞出一个中间的“开发商”。目前郊区已经有农民自建的住房，开始具备基本的让城里人开始可接受的条件了。国家投入了很多年搞各种村通工程，农村的生活条件已经极大地改善。

我调查了很多家在农村的人，他们老家的住房里厕所条件已经与城里基本一样了。这些看似细小的生活条件改变，却蕴含着巨大的中国社会巨变。虽然中国农村的生活条件还不能与美国的HOUSE相比，但至少城里人来住不会觉得“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会体验到因生活空间的极大扩展使生活质量提升。

现在谈到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很多人只是在谈科技、军事，最多再加一个话语权。但事实上，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我搞了一辈子高科技，亲眼看着中国的高科技是如何从差到十万八千里一步步追上来，然后超过美国的，没啥神秘的，一点都不神秘，也就一层窗户纸。但中国与美国真正最难追上的差距，是农村的居住条件，也是城里人的居住条件。

因为中国农村空置的住房量非常巨大，因此，即使退休人员大规模转移到农村居住，也不会导致对现有耕地的占用。尤其是从根本上改变开发商模式的话，就不需要新增土地来实现这一点。另外，新疆和内蒙等荒漠资源的耕地化，也使中国耕地资源的极度紧缺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中国人口转入下降通道，粮食进口快速增长趋势也得到缓解，并转入下降通道。

将城里的房子更大规模地腾出来，让年轻人生活空间也获得极大提升，各种大城市病也顺带解决了。

北京、上海等城市也用不着再限制买车，大件消费空间也打开了。一方面在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几何空间限制又严格地人为限制购买行为，这道理是什么难道不是明摆着吗？

如果城里人直接把租金交给农民，不比提升一些养老金管用得多吗？这不仅可以极大提升城里退休人员的生活品质，让钱能花得出去，而且直接让城里人的钱大规模流向农民，也同时增加了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理念。增加全社会的消费这惠及的不是部分农民，甚至不仅仅是农民，全社会都受益。这才是让农民普遍富起来而国家不用多钱的路径。

农民增加收入，企业增加收入，政府不用增加开支却能增加税收......

把农村的绿水青山建设好，让城里人住进去。这样的绿水青山，就是中国未来的金山银山。

这才是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并真正赶超美国的必由之路！

—— 第三代科学革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