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委内瑞拉打造“和平演变”样板

9月2日，在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共同见证下，美委两国正式签署石油协议，雪佛龙、GE Vernova、埃尼等美国和国际能源巨头也在现场与委方签约。

有些讽刺的是，此前委内瑞拉国会就协议进行投票表决时，长期“反美”执政党议员全部投下赞成票，反而是被视为“亲美”的反对派议员集体缺席抗议——理由是没有公布协议全文、缺乏公开透明性。

根据8月 31日白宫列出的事实清单，美委石油协议为期100年（委方说法是25年且委对其自然资源保有自主权），美国获得了委17个油田 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美委双方通过委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NABEP）展开合作。美国国务院将以生产成本价承购该公司运营油田的20%石油，有权否决公司董事会成员（美国人须占多数）的任命。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亚历杭德罗·贝当古（Alejandro Betancourt）最早与查韦斯政府合作发家，后来走上支持反对派、反对马杜罗的道路，可谓美国最青睐的合适人选。

毫无疑问，这些石油都将通过通过美国炼油厂进行加工，并利用美国的钻井设备和基础设施进行开采。

随着石油协议签字敲定，特朗普政府正式完成对委内瑞拉的两大战略目标——将西半球国家的传统“反美”政府变成“亲美”，获取该国石油资源。

谈及美国的海外政策与行动，“和平演变”一词常被不少人挂在嘴边（无论你认为用词是否恰当）。如果套用这一概念，那么特朗普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可谓历届美国政府最成功的“和平演变”案例，甚至没有之一。

当然美国行动初期并非完全和平，毕竟1月3日强掳马杜罗夫妇的“绝对决心行动”确实部署、出动美国多军种部队（白宫未披露实际投入兵力）。但回溯整体投入-产出比，特朗普大可将委内瑞拉包装为自己的“样板案例”。

首先，相比于历次美军海外行动，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换人换脑”付出的成本极低：

掳走马杜罗的袭击行动仅用时139分钟，付出7名美军士兵受伤的代价，美方几乎不流血就闪电般地终结了马杜罗时代；

没有爆发内战和动乱，无需美国常态化、大规模驻军，委内瑞拉在平静中完成了事实上的“政权更替”（罗德里格斯昨日再次承诺时机成熟时举行选举，完全无视法定总统任期2031年才结束的马杜罗）。

为了避免“沉没成本”，这一次美国在“政权更迭”方面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委内瑞拉模式”：

不在体制外寻找“反对派代理人”，与现政府不是“推翻与更迭”的互动模式，而是“对抗变合作”的关系重塑；

不改变当地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不解散其现行国家机器特别是不触及国家暴力机关（军队、警察力量），只更换最高领导人。

如此一来，美国达到了两重目的：

治理国家、维持秩序的重任继续由委现政府承担，避免秩序崩坏、权力真空等滋生内战和动乱的土壤，美国无需直接下场接管秩序——委政府和国家暴力机关本就长期有效控制着国家资源和社会；

除了1月3日行动几十名为委军士兵、2名委平民和32名古巴军人，美国没有在委内瑞拉造成更多伤亡，也没有砸了委体制内政府人员和军人的饭碗——不制造“血债”、不树敌，才能在当地持久经营且无需驻军“维稳”。

甚至对马杜罗本人，美国也是走国内司法审判程序，而不是急于“物理消灭而后快”。可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得罪人最少、最轻的“海外干涉”行动之一了。

相比之下，半个多世纪前越战的沉没成本、21世纪在阿富汗20年消耗8000多亿美元却回到原点的结果，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小布什2003年在伊拉克的行动，更是反面教材的典型：

美军进入巴格达后，美国为了“去复兴党化”，强行解散了萨达姆时代的逊尼派政府架构，遣散了旧政府公务员和军队，导致当地权力真空、管理瘫痪，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武装趁虚而入，引发残酷内战；

失去饭碗的旧军人和公务员则出于生计和国仇家恨，加入反美武装，特别是萨达姆时期共和国卫队和情报机构的成员成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骨干力量；

国家基本秩序和社会治安的彻底崩塌，就是“龙餐馆”故事的背景素材。

两相对比，“委内瑞拉模式”就成了特朗普“赢学叙事”、讽刺历届前任失败的重要案例，尤其是比起同样被认为“眼馋石油”的小布什。

当然，能在委内瑞拉成功的模式未必能复制到其它国家，目前特朗普在伊朗的两难困境已是明证，而他数次扬言随时崩塌的古巴也还没在艰困中倒下或正式转向。

对比特朗普“关照”的几个国家，可见“委内瑞拉模式”的成功需要多重独特因素共同作用。

1. 委内瑞拉有着稳定、强有力、体制化的国内执政集团——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但治国决策高度系于马杜罗一人。

前者决定了执政党和治国机器不会因为马杜罗一人的缺位而瘫痪失灵，后者意味着只要在这个体制内换一个领导人，委政府就有可能完全在政治上转向。

此外，其国内执政集团和民间也得有反对前最高领导人的基础和条件，否则“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也很高。

相比之下，伊朗最高领袖/教士集团、革命卫队、文官政府错综复杂的博弈、决策、运作机制下，最高领袖本人都需要在决策之前竭力权衡、平衡各方势力，更不可能因为除掉一人致使整个领导集团瞬间掉头。

2. 在条件1成立的前提下，执政集团中能找到一个思想“开明”、愿意与美国合作、而且能平稳接班掌握权力的实权人物。

这正是罗德里格斯的特殊性：

她是马杜罗的核心“门徒”和助手，作为副总统有在总统缺位时代理的法定职权，有不受阻碍接管权力的最大合法性；

她本人在权力核心圈多年，哥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是国会议长（且也是马杜罗时期的“四架马车”），拥有稳固的事实权力基础；

她在经济治理方面观点更为开放、务实，没有马杜罗那么“激进”，还有管理石油产业的经验和能力，具备了美国与之合作的现实条件。

在她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结合其代理总统后整整八个月的和可见此前外界的传闻大概 率有其真实性：兄妹二人早在去年就通过第三方与美国接触，白宫也确认她是“可接受”的替代人选。

由此，一场看似两小时的行动，实则在接替者人选的问题上已经做了数月的铺垫和准备。

3. 委内瑞拉离美国太近，离两大洋彼岸的热点地区太远。

美国可以随时从大本营出发，随时对“近在咫尺”的委内瑞拉采取应对措施，而其它能搅动当今全球和热点地区安全形势的力量都难投射到西半球的拉美地区。

与之相反，美军远途“客场作战”时，在阿富汗要考虑阿塔、巴塔以及中东多国各种反美和极端组织的“围剿”；在伊拉克要遭遇本地反美武装和地区跨国逊尼派极端力量；伊朗则提供了多种“非对称”抵抗的新范例。

委内瑞拉之所以走向“和平演变”，并非因为特朗普是“和平总统”，而是他有幸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对照上述标准和条件，特朗普是否还能赶在中期选举之前打造下一个“样板”，样板又在何处？答案其实不难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