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刘澜昌
8月31日至9月1日，美国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会上继续把矛头指向中国，声称全球无法接受中国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并要求G20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官员承认，各方在联合声明措辞上仍存在分歧，最终可能无法形成共同公报。会议原本讨论的是全球增长、债务和经济失衡，却再次被美国推动的对华贸易议题牵引。
这场会议最值得关注的，其实不是美国又说了多少针对中国的话，而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当美国试图把自身的经济问题包装成所谓“全球失衡”问题，并要求其他国家共同承担对华施压的成本时，G20内部的利益差异正在迅速暴露。
贝森特的逻辑并不复杂。美国提高关税后，中国商品受到美国市场限制，就可能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如果欧洲、亚洲和拉美国家继续接受这些商品，那么美国认为，所谓“产能过剩”和贸易失衡就会从美国转移到其他经济体。因此，美国希望把自己的关税政策进一步外溢，推动更多国家对中国商品设置壁垒。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满足于自己筑起贸易壁垒，而是希望把这堵墙变成更大范围的共同壁垒。
中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庞大的出口能力，全球很多国家之所以购买中国商品，并不是因为受到政治安排，而是因为这些产品具有价格、供应链和生产效率上的竞争力。对于欧洲、东南亚、拉美等经济体而言，是否扩大从中国进口，首先考虑的是自身产业和消费者利益。如果为了配合美国的战略目标而主动提高进口成本，最终承担代价的并不只是中国企业，也包括这些国家自己的企业和消费者。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设想的方向发展。欧盟经济事务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承认全球经济需要重新平衡，但同时指出，美国和欧洲自身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则把话说得更加直接，认为美国持续发动的关税争端正在破坏经济信任，并把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对伊朗战争以及美国关税冲突视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
至少说明，美国试图把全球经济失衡简单归因于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共识。欧洲当然也关注中国出口、产业竞争和贸易结构问题，但这与接受美国提出的“共同围堵中国”并不是一回事。欧洲可以要求中国扩大内需、改善贸易平衡，也可以讨论产业政策，却未必愿意接受由华盛顿设计规则、由其他国家共同承担代价的贸易体系。
如果讨论贸易逆差，就不能只盯着中国出口；如果讨论全球债务，就不能回避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如果讨论经济增长，就不能忽略关税壁垒对供应链、投资和消费信心造成的冲击。一个国家长期依靠进口满足消费，同时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和金融市场，却在出现贸易逆差后要求其他国家共同接受更高关税，这种逻辑本身就存在明显局限。
中国方面的回应其实很克制。8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并强调中美应在平等、尊重、互惠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来之不易的经贸稳定势头。这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贸易顺差是结果，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经济结构单独审判的“罪名”。
一国出口多，可能来自产业竞争力、成本优势和国际市场需求；一国进口少，也可能与自身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不足有关。真正解决全球失衡，需要调整储蓄与消费、投资与需求、产业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把某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挡在国门之外。关税可以改变贸易流向，却很难从根本上消除造成贸易差额的结构性因素。
美国如今试图把这个问题政治化，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倾向于把贸易、科技、产业链和国家安全放在同一个框架下处理，对华经贸政策已经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政策。通过关税、投资限制、供应链调整，再到推动盟友采取类似措施，美国实际上是在尝试重新塑造全球经济规则。但这条路越往前走，成本也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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