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铭：AI时代法律科技发展现状及对法律服务市场未来的影响

律新社编者按

当大模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法律服务全链条，“算法时代的正义”正成为行业必须直面的时代命题。从智能问答到合同审查，从类案研判到合规风控，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从效率工具逐步演变为深度参与法律决策的数字协作者。与此同时，在法律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另一面，大量个人及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仍有待进一步释放，法律服务市场正呈现更为复杂的结构性供需变化。技术如何落地、行业如何转型、法律人的价值如何重构，正成为身处变局中的每一位从业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2026年8月29日，在“算法时代的正义——第十届新兴法律服务业发展论坛”上，智合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刘启铭以《AI时代法律科技发展现状及对法律服务市场未来的影响》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结合十余年的行业观察与近三年AI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实践，系统梳理了法律AI的演进路径与核心挑战，并就AI对律师业务、律所组织及行业整体的深层影响作出了判断。刘启铭的主题分享整理如下：

AI应用新范式：从供给驱动到需求驱动

如果暂时跳出法律行业，站在更广阔的AI应用版图上来观察，当前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主流科技企业纷纷将办公系统、社交平台与基础大模型深度结合，AI正以越来越低的门槛嵌入日常工作场景。智合AI也在法律行业做了相应探索，我们推出了微信端的数字法务产品——用户扫描二维码即可将其添加为好友，像对待真人助理一样向其下达任务，后台接入法律智能体，可直接生成合同文本、法律意见书、尽职调查报告等专业成果。它与传统数字人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只是“能聊”，而是“能办”。

这一变化的本质在于交互入口越来越浅、使用越来越便捷，而由此带来的，是交互规模的持续扩大。相较上一代互联网技术，这一轮AI应用呈现出根本性差异：上一代互联网产品基本由产品经理与技术驱动，即由供给方驱动；而AI时代的产品与内容，其迭代与更新越来越多地由需求端驱动。

以智合AI为例，过往数月间产品更新已超200次，其中绝大多数并非产品团队主动发起，而是基于实际用户的反馈与用户行为数据作出的响应。因此我非常确定一点：这一轮AI智能体应用的发展，离不开与用户的深度互通、互联与使用。用户每天的实际使用频次，已经成为评估智能体价值的核心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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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输出：法律智能体最难的一环

当前大语言模型的能力，已经覆盖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与信息输出三个维度。而法律服务，本质上正是以法律专业信息的获取、法律信息的处理，以及法律结果与结论的输出为主要行为导向的。过往我们可能认为这三个维度并无难易之分，但近期的思考让我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能力梯度。

这里我想以一个自然语言习得的过程作类比。我的女儿再过一个月就满两周岁，从她出生起，我便一直观察她接受自然语言的过程：头几个月几乎无感，三个月后开始接收和获取语言信息，又过了几个月开始对信息有所思考，一岁左右开始尝试输出，但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说出一句完整、正确的话。直到今天，她能听懂绝大部分内容，却依然无法完整表达。输出的难度远高于输入，这是自然语言习得的基本规律，也是我理解法律智能体的一条重要线索。

推及法律智能体，对法律专业信息的获取与处理已经相对成熟。而信息输出，即以符合法律专业规范的方式生成完整、准确的法律成果，才是最具挑战、需要投入更长时间打磨的环节。正因如此，智合AI在智能体产品迭代过程中，始终着力于让产品在应用与涌现中更贴近法律语言与法律专业，并将资源重点投向输出维度，致力于交付真正可用、可靠的法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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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hatbot到Copilot再到Agent：

法律AI终将走向法律基础设施

回顾法律AI的发展，我们其实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Chatbot式的互动信息问答，智能体主要展现法律专业信息；中间一段，法律AI被嵌入Word、Excel等办公工具和办案系统，以Copilot形态辅助协同办公；现阶段最大的热词是Agent，强调智能体对任务的自主执行，并且已经能够实现面向客户与需求方的成果性输出。

基于这一演进，我认为未来法律科技与法律AI产品将发展成为“法律基础设施”（Legal Infra）。它就像水、电、煤气一样，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服务范围远远超出法律职业群体。

我常以天气预报作类比。气象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很近，却又可能很远。多数人只在极端天气、出差出行时才关注天气预报；但对看天吃饭的生产者来说，天气几乎是每天都要查询的信息。法律需求同理。当下，普通人遇到法律问题时，咨询路径的门槛相对较高，若要走司法程序维权，成本与门槛更高。而AI的出现，让一种可能正在形成：未来的某一天，就像出门前看一眼天气预报，当我们要进行商业谈判或签署合同时，可以第一时间通过AI快速了解基础的法律信息。到那时，法律服务便真正渗透进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

那么，这样的行为如何实现？我们的思考是“从中心到发散”。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创造并训练“法律智能本体”——一个能够处理法律问题元能力的底层框架。所谓元能力，是指个体基于教育背景与实践经历形成的、应对法律问题的基本处理能力。一个人若具备这种元能力，置于律所便是律师，置于企业便是法务，置于法院便是法官，置于检察院便是检察官。这是人类社会职业分工中“底层能力+场景适配”的自然呈现。

法律智能本体遵循同样的逻辑。它像大语言模型学习自然语言一样，进入法律场景学习法律语言，从而形成处理法律问题的元能力框架。在此基础上，面向不同场景可衍生出差异化的应用形态：面向企业，可构建数字企业法务，辅助合同审核与合规管理；面向律所，可形成智能律师助手，协助法律检索与文书起草；面向政府机构，可辅助合法性审查、执法监督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面向跨境交易，可提供境外法律查明与多法域合规分析等专业支持。正是通过法律智能本体在不同场景中的持续应用与迭代，Legal Infra的形态得以逐步展开，而这一过程必然是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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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对法律服务行业的深层影响

法律AI的发展，将对法律服务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想从律师业务、律务所与整个行业三个层面来谈。

对律师业务：智力、信任与责任的重构

律师业务所能提供的价值、能够解决的问题，取决于三个核心要素：智力、信任与责任。拆解来看，智力取决于法律教育背景、行业认知与案件处理经验的积累；信任既来源于专业，也来源于权威；责任则来自法律职业本身与制度机制的双重赋予。

常有律师问我，未来会不会被AI替代？我的答案大概率是不会。但AI不会替代律师，不等于对律师业务没有影响。由知识与经验构成的能力部分，其核心价值会下降，这符合AI的“认知平权”逻辑；信任部分正在分化，专业信任会因AI的出现而变得越来越薄，权威信任反而会增加，获得专业评级、客户口碑及行业第三方评价的律师，其外部信任价值可能进一步凸显；责任部分短期内很难由AI承接，长远来看，随着责任规则、产品机制和保险等制度不断完善，AI参与法律服务所产生的风险，可能形成更加清晰的责任分配机制。

对律所：周期重塑与两个必要条件

自2023年起，我们逐渐感受到行业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往二十年的红利期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平滑的竞争期，也可能是更为激荡的下降期。需要强调的是，AI的到来并非这一轮行业变化的诱因。行业自身的周期已经运行到相应阶段，AI更多扮演的是“加速器”角色，它会让行业变化变得更加剧烈。

未来新的周期中，哪些律所能够脱颖而出、持续穿越周期？在我看来，有两个必要条件。其一，取决于过去二十年是否赶上了红利期，以及红利的剩余价值如何分配：是让合伙人带回家，还是用于机构建设、多元化布局，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律所在新周期的走向。其二，能否在未来五年建立起一个基本结构，以法律智能本体作为底座、把信任与责任这两件事做到极致的超级律师团队。两者兼备的律所，方能在行业变革中脱颖而出。

对法律服务行业：边际成本递减与法律普惠

跳出律师行业本身，当我们去看全社会的法律服务时，会发现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存在明显的供给缺口。大量案件缺乏专业的法律服务支撑，原因在于以律师为核心的、市场化的法律服务供给能力相对有限，而多数律师的业务与思考范围，仍集中于投入产出比更高、客单价更高的领域。

AI正在改变这一格局。一方面，法律服务的边际成本将快速递减，且递减速度超出想象；另一方面，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法律服务需求还在持续激增。法治社会的深化，往往伴随着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这是社会文明程度与权利意识提升的必然反映。当前，我们远未到供需平衡点，更遑论供过于求。因此我认为，AI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法律的普惠，同时也会改变现有律师行业的深层结构，并对法治进步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