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十八,在镇上的农机厂做学徒。那时候千禧年近在眼前,人人都觉得好日子要来了,空气里飘着柴油和铁锈味儿,也飘着一股子燥热又混沌的劲儿。就在那一年,我跟三个姑娘好过——不是同时,是一前一后,像夏天的雷阵雨,来了又走,没个准信儿。可邪门的是,这三个姑娘,后来全都出了事儿。
头一个是裁缝铺的柳青,手巧,针脚细密得能缝住蚂蚁腿。她命苦,爹妈早没了,一个人撑着铺子。镇上有包工头老往她跟前凑,嘴里没句人话,手上也不干净。后来她突然消失,再听说时,人在外地,身上带着伤,像被揉碎了的纸。再后来,肝癌,三十出头就走了。第二个是厂里的质检员方小雨,那姑娘眼里揉不得沙子,厂里数据造假,她拍桌子就揭,结果被开了。南下打工,赶上鞋厂大火,她冲进去拽人,脸烧花了,脑子也烧糊涂了,没过几年也去了。第三个叫白小鹿,山里来的,笑起来眉眼弯弯。谁成想被人贩子盯上,拐了几道手,最后被她亲爹为了几千块钱又转卖,那年冬天,冻死在四川老家的村口,雪埋了半截身子。
那几年,我一闭上眼就是她们仨的脸。我干啥都提不起劲,汽修店拧螺丝拧到手指变形,工地搬砖搬到腰椎咔咔响,后来自己开了个五金店,白天卖钉子螺丝,晚上就着二锅头翻旧照片。四十好几的人了,别人介绍对象我就躲,心里头有个疙瘩——我觉着我这八字带煞,谁挨着我谁倒霉。那会儿流行说“命运是条河”,我觉着我就是河底那块绊脚的石头,专给人使绊子。
可老天爷爱开玩笑,还是那种冷幽默。前年小区搞重阳节活动,我帮着挂灯笼,一老太太盯着我瞅,瞅得我发毛。她颤巍巍走过来,喊我小名——那名字除了柳青没人知道。我懵了,仔细一瞧,眉眼间竟有柳青的影子。原来当年她没死,趁乱跑了,整了容改了名,在南方小镇当了一辈子裁缝,平平安安活到了七十多。她拉着我手说:“我找了你二十多年,就想告诉你一声——我还活着。”那一瞬间,我心里头那块压了半辈子的石头,“哐当”裂了条缝。
后来我硬着头皮去了趟四川,在白小鹿坟前倒了瓶酒,烧了叠纸钱。风把灰卷起来,打着旋儿往上飘,像她当年笑起来的酒窝。我终于能跟她说声“对不住,来晚了”。
柳老太太临了跟我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那些年坏人横行,世道跟筛子似的全是窟窿,你一个十八九的毛头小子,拿啥去护?你要非说是你克的,那我还说你救了呢——要不是认识你,我可能真就死在那包工头手里了。”
我这才咂摸过味儿来。古人说“尽人事,听天命”,可咱往往把“听天命”干成了“扛全责”。那些悲剧的根儿,是恶人的手、是制度的漏、是穷怕了的爹妈把人当物件儿卖,跟我这么个连摩托车都买不起的穷小子有啥关系?我唯一犯的错,就是太把自己当根葱,觉着自个儿能翻云覆雨,结果翻了个寂寞。
如今我五十挂零,店里生意还行,养了条土狗叫“开心”,见天儿摇尾巴。邻居问我咋还不找老伴儿,我就笑:“急啥,缘分这玩意儿跟‘999感冒灵’似的——暖暖的,很贴心,但它得自己来。”其实心里头松快了,跟卸了十斤沙袋似的。
回头想啊,人这辈子谁没背过几口黑锅?可您说,要是把别人剧本里的悲剧硬往自己身上套,是不是比那演砸了戏的角儿还冤?咱得学会把别人的因果还给别人,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自己的。那些年少的无力,不是罪,是成长的入场券。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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