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旧收音机的老师傅从夹层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条，递给我说：姑娘，这好像是你妈留给你的信，我打开一看，手立马就抖了

修理铺的灯泡昏黄昏黄的，散发着一股松香味。

曹师傅用起子撬开那台老收音机的后盖，手上动作忽然顿住了。

他从夹层里捻出一张卷成细筒的纸，纸角泛黄发脆，像烤过的柿子皮。

他看了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把纸递过来：“姑娘，这好像是你妈留给你的信。”

我接过来，展开的瞬间，心跳漏了半拍。我妈去世十五年了，这笔迹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歪歪扭扭的字，是她的。

“萱萱，妈不是病死的。抽屉里那瓶药，妈一口也没动过。你爸不知道，你叔……”

字断在这里，像一个句子被硬生生劈成两半。我攥着纸，手抖得拿不住。

曹师傅没再说话，低头拧着收音机后盖上的螺丝。他自己也是个当爹的人，知道有些话，不该他先开口。

01

那天是星期六，天阴沉沉的，一大早我回老屋搬最后几箱东西。

我在县城当小学老师，教语文。

老屋是爸妈结婚那年盖的，红砖墙，黑瓦顶，院子里长了一棵枇杷树，树冠盖过屋顶。

我打算把老屋收拾出来租给别人，自己搬到学校附近的新房子住。

打开西屋的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角落里堆着一只樟木箱，箱面上落了厚厚一层灰，还有几粒老鼠屎。

我知道里面是什么，这些年一直没动过，就像有些事，我也一直不敢碰。

箱子里是我妈的东西，几件旧衣服，一个针线盒，一条没织完的围巾，还有一台老式收音机。

红梅牌的，竖着两根银色的天线，壳子上有一道裂痕，用橡皮膏粘着。

我妈生前最爱听这台收音机。

每天傍晚，她坐在院子里，一边剥豆子一边听戏曲频道的黄梅戏。

那声音从木头壳子里传出来，咿咿呀呀的，像在说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抱着收音机站了很久。箱子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是我妈以前用的香皂味，十五年了，竟然还在。

当天下午，我把收音机送到了老街尽头的修理铺。

铺子不大，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曹记家电修理”。

玻璃柜台后面摆满了老式电视机、电风扇、缝纫机零件，墙壁上挂着一排钟，有些还在走，有些停在了某个时间点上。

曹师傅坐在柜台后面，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修一只闹钟。

他今年六十多了，头发花白，手指粗短，指关节有些变形。

干这行一辈子，老街坊都认他的手艺。

我把收音机搁在柜台上：“曹师傅，这个还能修吗？插上电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曹师傅摘下眼镜，接过收音机翻来覆去看了看。他拨了拨旋钮，又敲了敲后盖，发出一声闷响。

“红梅牌的，这可得有二十多年了吧。”他抬头看我，“你妈以前老拿过来修，隔一阵子声音就沙了，我就给她换个电容。”

我愣了一下：“你还记得我妈？”

“我在这条街修了三十年电器，哪台机器是谁家的，我大抵都记得。”曹师傅说着，拿起起子去拆后盖，“徐媛嘛，你妈，你长得像她。”

我没说话。后盖的螺丝锈得发黑，曹师傅费了些力气才拧开。他揭开后盖，朝里面看了看，又拿手电筒照了一圈。

“电容爆了，线路也老化了，得换。”他伸手指了指收音机肚子里的零件，忽然，手指顿住了。

他望着收音机内部某个位置，目光凝住了，没说话，又凑近看了看。

“咦。”

曹师傅从工具盘里挑了一把镊子，探进收音机后盖的夹层缝隙里。

那里有一个用胶布封住的口子，很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他的镊子夹着什么，缓慢地抽出来。

一张纸。

卷成细筒状，用一根红色橡皮筋捆着，纸色已经泛了黄，边角脆得像秋天的落叶。

曹师傅把纸放在手心里端详了半天，眉毛皱起来。他摘下老花镜，擦了一下镜片，又戴上，看了一眼。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表情有些古怪：“姑娘，这好像是你妈留给你的信。你妈的笔迹我认得，她以前修收音机的时候，常在取件单上签字。”

我接过来。

纸筒捏在手里，很轻，但我的手莫名发僵。我扯断那根橡皮筋，橡皮筋已经老化，一碰就断了。

我慢慢展开那张纸。纸上的字用的是蓝色圆珠笔，颜色有些洇开了，但还能认清楚。

第一行写着：“萱萱，妈不是病死的。”

我的手抖了一下。

“抽屉里那瓶药，妈一口也没动过。你爸不知道，你叔……”

没了。

纸的底部有一大块空白，最后几个字拖出去一笔长长的横线，像是写到一半，笔被人抽走了。或者，是她的力气用完了。

我站在修理铺昏黄的灯光下，把那几行字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纸张很薄，背面什么都没有。

“曹师傅，这张纸是从哪里找出来的？”

曹师傅指指收音机后盖与扬声器之间的夹层：“就在这个缝里，用胶布粘着，不拆开后盖根本看不见。你妈收东西挺有心的。”

“我妈是什么时候把这台收音机拿来修的？”

曹师傅想了想，用指头算了半天：“具体日子记不清了，估摸着，怎么也得有十五六年了，那是你妈病前大概半年左右，记不太清了。”

我攥着那张纸往家里走。手还是抖的，纸一直贴在手心里，舍不得放开，怕风吹跑了。

路上经过菜市场，卖豆腐的老板娘跟我打招呼，我没听见。

脑子里全是那几行字：“妈不是病死的。抽屉里那瓶药，妈一口也没动过。你爸不知道，你叔……”

我爸、我叔，十五年前，我妈到底撞见了什么？

当晚回到老屋，我坐在床上，对着那张纸发呆。

窗外枇杷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老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脚步声。

第二天一早，我回县城，去了我爸家。

02

我爸住在县城东关，一处老单位的家属院，三间平房，院子不大，种了一架丝瓜。我进门的时候，他正蹲在院子里整理电线，背对着门口。

“爸。”

他回过头：“嗯回来了？吃了没？”

他今年五十五岁，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驼了。

我妈去世之后，他没再娶。

他一个人在县城开了间建材店，早出晚归，日子过得像一口枯井。

平时他不怎么给我打电话，我打过去，他也说不出几句贴心的话来。

但我妈去世那年，我才十二岁。他一个大男人带着个半大丫头，又是当爹又是当妈，日子怎么熬过来的，我心里有数。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叠了两折，放在茶几上。

“爸，你过来看一下。”

他皱皱眉头：“什么东西？”

他放下手里的电线，走过来。我注意到他拿茶杯的手顿了一下，他那个人平时不爱戴老花镜，但那段时间，看账单时也开始戴了。

他低下头，目光落在那几张纸上面。厂里的电风扇吹着，纸微微翘起一角。

他拿起来，先是用眼睛扫，没说话。我看到他的脸色一点一点变了，像是刚从冰窖里捞出的一块石头，又僵又冷。

他的手开始抖。他把纸放到膝盖上压平，重新看了一遍。

“这东西……”他开口的时候声音全变了，“你从哪里找出来的？”

“我妈的收音机里面，曹师傅修的时候翻出来的。”

我爸没有接话，而是把纸放在掌心，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

他的拇指摩挲着纸面上那几行字迹，从“萱萱”两个字一路摸到“你叔”那一笔，那个笔画的末端，磨得很轻很轻。

“你妈那台收音机，”他终于开口，“不是早就扔了吗？谁让你翻出来的？”

“搬家翻到了。”我说。

他沉默下去。我把手上的纸收了回来，折好放进口袋里，才问他：“我爸，我妈那抽屉里的药，到底是什么药？”

他的肩膀动了一下。我盯着他的后脑勺，继续说：“我妈说她没有动过那个药，是什么意思？”

我爸的手搭在桌沿上，指节慢慢收拢。他背对着我，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他的侧脸肌肉绷得很紧。

“那药是你妈自己买的。安神药。”他用一种很机械的语气说，“那时候她说睡不着觉，就让人帮她带了点安神药物。别的，我不知道。”

“那纸上写的‘你叔’是什么意思？妈是想说我叔怎么了？”我往前逼了一步。

他身上那件工装上还沾着水泥灰，他低着头，沉默了很久。电风扇嗡嗡地转，吹得茶几上的纸屑打了两个旋。

“你妈那时候精神状态不好，常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说，“这纸条以前我没见过，不知道她写了什么。你小叔那时候对你妈也不差，你妈病着，他还时不时来搭把手照应。你一个小孩子家的，别胡思乱想。”

我站在他面前，只觉得胸口发堵。

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认得是什么意思，但是拼在一起，却让我觉得特别陌生。

我妈的字条上那口气，分明是在交代什么事情。

“爸，”我说，“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姥姥那边，我去问问。”

他猛地抬起头：“你找你姥姥做什么？你姥姥那个人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她是不会跟你说一句好话的。你少去惹她生气。”

我没理他。当天下午，我从县城汽车站坐了一辆中巴车，去外婆家。

外婆住在乡下，离县城四十里路。

村子叫徐家湾，一村子人都姓徐。

外婆今年七十二了，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老宅里，屋前有一棵大槐树，树底下铺着一块青石板。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过暑假。我妈走后，我就很少来了。一开始是因为学业忙，后来，则是我爸和外婆家彻底断了往来。

我外婆认定，我妈是被我爸爸害死的。

十五年前，我妈在医院去世那天，外婆扑到我爸身上，连打带骂，说他是“丧门星”。从那天起，她不跟我爸说一句话，也不让我爸上她家门槛。

我见了外婆，她正坐在槐树下择韭菜。看见我进门，愣了一下，接着把韭菜单往篮子里一丢，站起来迎过来。

“晓萱，你怎么来了？也不打一声招呼。”她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我，又抬手摸了摸我的脸，“瘦了。你爸那个糊涂人，也不知道给你好好做饭。自己身体也不要紧，光顾着上班。”

“外婆，我来问你一件事。”我说，“我妈当年吃的那个药，你知道是什么药吗？安神补脑的药，瓶装的。”

外婆的眉头一跳，她的笑容像被一阵风卷走了。她那双手忽然攥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吓人，指尖掐进我的皮肤里。

“什么药？”

“我妈写在纸条上了，说抽屉里那瓶药，她一口都没吃过。”

外婆的嘴唇翕动了两下，眼睛眨了好几下。她慢慢松开我的手腕，转过身去，在台阶上坐下，顺手拿起那把韭菜，手里的动作却不那么利索了。

“你妈走的时候，”她开口了，声音沉闷，“我去医院看她。她说，抽屉里的药不要动。我以为她是嘱咐你爸，别胡思乱想。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后来呢，你爸把药丢了，藏起来了，我就觉得不对劲，问他药呢，他说，扔了。”

“为什么扔了？”我问。

“谁知道他为什么扔？你妈刚走，他就把他自己家的药瓶给扔了，这不是心虚是什么？”外婆的声音有些发颤，“我就问你爸，你妈那瓶药呢？他说不知道，也不知道从哪得出结论说丢掉了。我就骂了他，这么多年我一直不肯原谅他，就是心里有根刺，总觉得你妈临死前那句话，是在说他，不然他慌什么呢？”

“我爸说，那药是我妈自己买的。”我说。

外婆冷笑一声：“你妈从来不乱吃药。她是那种有点小病都要扛着的人。她跟我说过，药是药三分毒，哪能随便吃？你爸给你妈买安神补脑的药？我可从来没听她提过什么安神药。”

我坐在外婆家门前的台阶上，心里凉了半截。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一股寒意从脚底涌上来。

我妈说“你叔”，纸条后面没写完的几个字，我爸又说“你小叔那时候对你妈也不差”。这两个人对小叔的态度，一个像藏着火，一个像遮着风。

“外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发虚，“我叔以前是不是经常来我家？”

外婆定定地望着屋前那条黄土路，说：“你叔跟你爸关系好，以前老往你家跑，比你舅去得还勤。那个药瓶，我见过。你妈跟我说，是你叔让人从镇上捎回来的，安神补脑的，说你妈气色不好，要她好好调养。我还说，你叔还挺懂事的。你妈，也没说什么。”

那根线，隐隐约约地串起来了。我攥着口袋里的纸条，一句话也没说。

外婆看着我，又补了一句：“你妈从来没跟我提过，她在吃什么药。你叔也好你爸也好，谁都没跟我提过，这药到底是谁买的。”

我坐在那里，院子里的风吹过来，带着土腥味，槐树叶哗啦啦地响。我忽然觉得，我妈留下的这张纸条，不只是写给我一个人的。

她是在告诉我，有些话，她只能留到那个时候，才能说出口。

03

我回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县城东关的路灯稀稀拉拉地亮着，几盏好的几盏坏的。我走了一段路，手机响了，是我舅徐民打来的。

“晓萱？你妈的老收音机是不是你拿去修了？你外婆跟我说了，写的什么纸条，你念给我听听。”

我站在路灯底下，把纸条上的字一字一句念给他听。电话那头半天没响，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他长出一口气，像憋了很久的气终于吐出来。

“那瓶药，我记得。安神补脑液，塑料瓶装的，褐色。“舅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发涩，”那时候你妈跟我说过，吃了那个药，头昏心慌，人像踩着棉花一样。我就说那你别吃了，你妈说，妹夫的好意，也不好驳了人家的面子。就空一两顿，隔三差五地吃。谁也没讲过那药有什么不对劲。”

“这药是谁送来的？是我爸买的还是我叔买的？”

“你叔。”徐民答得干脆，”当年你妈身体不好，你叔从镇上药铺买了药提过去。

你爸爸那时候说，他弟有心了。

我还跟你妈说过一句，心里注意着点，药是入口的东西，谁送来的都要仔细。

你妈说，志华是自家人，你一个小叔大伯的，哪能想那么多。

“我捏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徐民又说：“后来你妈走了，我也问过你叔，那药你还有没有。他说药早就被你爸扔了，找不见了，他还问，出什么事了？我说没事，随便问问。你爸那时候，就跟我发了一通火，说让我少管闲事。我后来也气，就没再追问了。但你叔为什么要把药瓶处理得那么麻利，这事我一直搁在心里。”

我挂了电话，在路灯底下站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句话：我妈说“你叔”，后面没写完的话到底是什么。

我爸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爸那个人，沉默了大半辈子，嘴上说不知道的事，心里多半是有数的。他只是不愿意说，或者不敢说。

第二天一早，我给学校请了半天假，骑车去了小叔家。

小叔邓志华住在新华街，一栋三层小楼，门面房开了家烟酒店，日子过得很滋润。

我停在店门口往里看，小叔正坐在柜台后面抽烟，脚高高地翘在货箱上。

小叔今年四十八，比爸小三岁。

他年轻时在镇办厂里跑过销售，脑子活络，嘴皮子也利索，后来厂子倒了，他做起了烟酒批发生意，生意做得不错，和镇上一个做调料批发的有合作关系，日子越过越好。

但是他人缘不算好，街坊邻居都知道，他精打细算，把钱看得重。”哟，萱萱来了？

“他看见我，放下腿，笑眯眯地站起来，“听你爸说你搬家了？这边坐。吃了没？柜子里有饼干自己拿。”

“叔，我来问你个事。”我说，在柜台前站定，看着他的脸。

小叔愣了一下：“什么事？”

“我妈以前吃的那个安神补脑液，你还记得吗？”我盯着他的眼睛，“你从哪儿买的？”

他脸上的笑容没变，但我看到他的嘴角细微地抽了一下。

他低头掸了掸烟灰，斟酌着语气说：“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哪儿还记得清楚。好像是镇上那个药店。你妈那时候失眠，我正好骑车路过那儿，就捎带着买了一瓶。好心嘛。怎么？你有什么事？”

“没什么。”我说，“就是搬东西的时候，翻到我妈一个空药瓶，不知道是什么药，问问你。”

小叔笑了笑，把烟屁股摁灭在烟灰缸里：”那破东西早该扔了，你还翻出来干什么？别去动那些旧东西了，晦气。”

他嘴上说得轻描淡写，但我注意到他看了我两眼，目光在我脸上多停了一瞬。那目光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说不上是警惕还是试探。

“哎，对了，嫂子那台收音机，”他忽然开口，“我前阵子去东关办事，听你爸提了一嘴，说你找人修了？”

“嗯，拿去曹师傅那儿了。”

“修好了吗？”他问得好像随口一提。

“还没。”我说，“里边有些零件坏了，曹师傅说要换。”

小叔“哦”了一声，没再问。

他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根烟，点上，吐出一口烟：“那收音机也没什么好修的，旧的都掉渣了，你还不如买台新的，又不贵。”

“我妈用过的东西，我不舍得扔。“我说。

小叔没接话。

他转身去给一个买烟的顾客拿烟，背对着我的时候，肩膀明显松了一下。

我站在柜台前，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几秒钟，确认了一件事：小叔在乎那台收音机。

一个修了二十年的破收音机，还有什么值得他关心夹在里面的东西？

出了小叔的店，我拐到隔壁巷子里，站在拐角处想了想，掏出手机，给曹师傅打了个电话：“曹师傅，那台收音机，你能不能帮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看看。“曹师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你妈还在里面放了别的？”

“我不知道。”我说，”你帮我看看。

“下午，我还没到修理铺，手机就响了。曹师傅的声音有些闷：”姑娘，你过来一趟。

收音机里，除了那张纸，还有别的东西。

“我赶到修理铺的时候，曹师傅正坐在柜台前，面前摊着一块红布。红布上放着一支黑色的老式录音笔，比指头稍微粗一些。录音笔的塑料壳已经泛黄了，电池盖用透明胶粘着，边角磨得发亮。”你妈以前来修收音机的时候，把这支录音笔也带来过一次，“曹师傅说，”我就见过一回。

她说是朋友送的，放着没用。

我还说，这东西好，能录声音，她笑了笑，也没多说。

“我拿起那支录音笔，按下开关。指示灯已经不亮了，没电了。”能修吗？

“我问。

曹师傅摘下老花镜，拿起来看了看：”我试试，找一节老式的纽扣电池，看能不能对上。

不过这东西放了十几年了，里面有没有存住东西，也不好说。

“他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节纽扣电池，拆开录音笔的后盖。里面的磁带空了一半，还有一半卷在轴上。曹师傅换好电池，按下了播放键。

录音笔发出“嘶嘶”的空转声，接着，一个声音响起来。

那声音又轻又细，带着一股很气虚的疲惫，但我一听就听出来了，是我妈的声音：”我被他送来的药吃怕了。

这个先放在这里……“声音停了一下，然后是咳嗽声，好一阵子。”志华今天又来送药了。

我没吃，就放在抽屉里。

他说这是安神补脑的，可他走的时候朝抽屉那边看了一眼，那个眼神，我心里有些发毛。

“又一阵咳嗽。录音笔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我妈在整理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

志远最近总叹气，老祝那笔账压着他，我看他头发都白了一片。

他没跟我说，我也没问。

但那是他弟弟，我不能当着他的面说那些话。

“录音停顿了。

再响起的时候，我妈的声音更低了：”晓萱，妈要是有个什么事，你要好好地长大，别让任何人欺负。

柜子底下的信你要记得看。

“录音到此就断了。

我坐在修理铺的凳子上，听完之后，腿都软了。

我妈在录音里说的那几句话，那个语气，那个喘息声，像一只手指头一样，掐着我的脖子。

我忽然明白了，这台收音机里面，夹着我妈留下的两样东西：一张没写完的纸条，和一支没录完的录音笔。

纸条是留给我看的。录音笔是留给别人听的。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退路了，准备遗言，准备保护我。

曹师傅把录音笔的电池拆下来，用布包好，递给我：“这东西，你收好。你妈不在了，她说的话，也该有个去处。”

我接过录音笔，点了点头。

出了修理铺，太阳很大，街上车来车往，我站在马路牙子上，忽然抬手抹了一下脸，才发现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全是泪。

04

我没有立刻回家。我把录音笔揣在内兜里，绕着街走了半圈，心里乱得像一团解不开的麻线。

回家之后，我坐在老屋的床沿上，把那支录音笔放在手心，翻来覆去地看。

我按了一遍又一遍播放键，听我妈的声音从那小小的喇叭里传出来，说了三遍，听到第三遍的时候，她的声音已经刻进我的脑子里。

“柜子底下的信你要记得看。”

柜子底下，我妈说的哪个柜子？我把老屋所有带柜子的家具都在心里过了一遍。卧室的大衣柜，堂屋的电视柜，灶台旁边的碗柜，还有那只樟木箱。

樟木箱。

我站起来，快步走到墙角的樟木箱前，蹲下去，把箱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搬出来。

旧衣服，针线盒，没织完的围巾。

我伸手探到箱子最底部，摸了摸箱底的木板，手指碰到了一道缝隙。

我用力一扣，那块木板竟然翘起来了。下面垫着一层报纸，报纸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了，封口没有粘上，只是折了一道。

我抽出来。信封上写了两个字：萱萱。

我坐在樟木箱旁边的地板上，撕开信封的口子，抽出里面折叠的信纸。

信纸也是黄色的，折痕很深，纸张很薄。

信纸的第一行写着：“萱萱，妈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封信。妈希望你看不到，那么就意味着那些事都没有发生。“我妈的字迹端正，一笔一划，不像写那张纸条的时候那么潦草。她在信里跟我说了很多事，说她年轻时最喜欢做裁缝，说她本来想在镇上开一个裁缝铺子，说我爸不同意。说她觉得我外婆人老了容易想多，让我多体谅她。说她身体不好，不能陪着我长大，她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听不到我喊她一声外婆。

信的最后几行字，写得特别慢，字距也拉大了：”妈走了以后，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别跟你爸犟嘴，他一个人带着你，不容易。

你叔那个人……你少跟他往来。

他送的东西，不要吃。

妈知道的一些事，现在还不能说。

妈说出去，你爸脸上挂不住。

但妈要告诉你，你叔不是什么善人。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够了。

外婆和舅舅那边，你逢年过节多走动。

他们是真心疼你的。

“信读到这里，我的手停在纸上。我妈写了“你叔不是什么善人”，可是，她不肯在信里写清楚，她到底知道了什么。她到底在怕什么。信的末尾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只有一句话：”妈这辈子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我把信折好，塞回信封里，塞进衣服口袋里，贴着胸口收着。

从那天起，我开始偷偷注意小叔的行踪。

我找人打听了一下，小叔这些年生意做得不错，但他有一个毛病，爱赌。

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赌，是打牌打大的，一晚上进出好几千的那种。

我在县城认识一个在派出所当辅警的朋友，他告诉我，小叔前几年因为赌博被拘留过一回，罚了三千块钱。

老婆薛玉霞气得回娘家住了大半年，差点离了婚。”你小叔还欠了不少钱，“那个朋友压低了声音，”他前年在外面，跟人合伙做生意亏了一笔，后来又借了高利贷，听说到现在还没还清。

你小叔那个人，面上光鲜，背地里窟窿大得很。

“我回到家，坐在床头，脑子里乱糟糟的。我妈去世那年，小叔三十六岁，他的烟酒店刚开张不久，据说本钱是跟人借的。如果那时候小叔已经欠了不少钱，他打我妈那台主意干什么？

我想起我爸说过的一句话，他那时候在建材市场做小买卖，老房子是爷爷留下的。

东关那片老院子，当时有人说要拆迁。

我猛地坐直了。

我爷爷奶奶留下的老宅，在县城东关，户口本上是四间正房带一个院子。

我爸和老叔邓志华各占一半。

如果拆迁，那补偿款是要按人头分摊的。

我妈如果不在了，我叔在那一半老宅里的份额就更多了。

我的后背发凉。

我记起来了，我妈跟我提过一回，说小叔老想让她和我爸把老宅子让给他收着，说是空着也是空着，他拿来放货。

我妈没同意。

她说，那是你们邓家的根，你爸兄弟两个，一人一半，谁都别打它的主意。

我妈说，你叔那天走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大好看。

我坐了一整个下午，想了很多事情。

窗外面天色渐渐暗下来，老屋的堂屋里没有开灯，我坐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攥着我妈的信，明白了她为什么在纸条上写那几个字，却不敢写完整。

因为她怕我爸。

她怕她丈夫知道，是他亲弟弟动了手，他会在中间难做。

她还是怕我爸知道，他会觉得是他当年替弟弟还了赌债，欠了人情，才会让弟弟动了歪念。

我妈去世，不怪我爸，也不怪我叔一个人。

真正让人害怕的是，所有人都闭着嘴，不说话。

没有人追，没有人问，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长大了以后，拆开一台旧收音机。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那张纸条的复印件和记载录音笔那段内容的手机录音，去了一趟派出所，找那个叫刘斌的朋友。

我把东西摊在他面前，看着他一条一条翻完。

刘斌看完之后，把手机放下，沉默了一会儿：“你怀疑你叔跟你妈的死有关？”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妈留下的这些东西，分明是在告诉我，她不是病死的。她留下了证据。”

刘斌把录音又听了一遍，皱着眉头说：“这条录音，只能证明你妈对你叔送来的药有疑心，不能证明你叔真的做了什么。”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件事。当年我妈去世前后，你叔名下有没有大笔进账。”

刘斌看了我一眼：“行，我帮你问问，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那时候的银行记录，不一定还能查得到。”

我把东西收好，心里知道，现在缺一个决定性的证据。一个能把十五年前那瓶药，和我叔连起来的证据。

05

刘斌那边查了两天，给我回了电话。

他没有查到小叔当年有大额进账的记录，但他给了我一个别的信息：“晓萱，你叔有个朋友，叫王永海，跟你叔在同一年开了一家调味品批发部。两个人关系特别好。王永海以前是在制药厂跑业务的，跟你叔有生意往来。这个人的情况你自己上网搜搜，前几年因为卖假药被判了三年，刚出来不久。“我挂了电话，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的窗户边，心里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感觉。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王永海的名字，出来的信息不多，但有一则几年前的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某县个体户王某某，因销售假药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查获假安神补脑口服液一批……“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假安神补脑口服液。小叔当年送给我妈的，也是安神补脑口服液。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

我当即给舅舅徐民打了个电话，问他：“你还记得你以前说过一句，说我妈那药瓶上有一个什么牌的标识吗？“徐民想了想：”那个药瓶上，好像写着什么康舒安神液，对，我记得那个牌子，瓶子是褐色的，上面画了一个安字。“我记下这个名字，又拨通了刘斌的电话。刘斌听完，说：“康舒安神液？我查查这个牌子，好像是当年本地一个药厂出的，后来因为质量问题停产了。你等着，我帮你打听打听。“当天下午，刘斌给我回了电话：“晓萱，那个康舒安神液，确实是王永海那家药厂代理的牌子。厂子早就倒闭了，但王永海当年囤了一批货。药厂查出来有问题之后，这批货没有正式流入市场，但是，有一部分，被内部人低价处理掉了。“被内部人低价处理掉了。我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像被人攥住了。

我从老屋的抽屉里翻出那个空药瓶，用药瓶的外壳拍了几张照片，发给了刘斌：“你看这个瓶子，是不是康舒安神液的瓶子。“几分钟后，刘斌发来一条消息：“是。这个瓶子我认得，我哥当年也喝过这个，说味道有点怪，后来就不喝了。不过你这个瓶子外壁有点薄，好像跟我哥那种不太一样，像是一个包装批次的。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个瓶子？“我没回答他，在屋里来回走了两圈。

当年的药瓶还在，我妈说她没有吃过那个药。王永海卖假药被查，那个牌子停产了。现在唯一缺的，是证明这瓶药是假的，或者有问题的证据。

我拿起药瓶，仔细端详着。瓶子已经空了很久，内壁上还有一层褐色的残留物，像干了的糖浆。我把瓶子放进一个干净的密封袋里，决定送去检测。

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去了市里，找到一家食品药品检验机构。

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个人送检需要交费，而且周期长，不保证能出正规的报告。

他建议我走官方渠道报案。

我犹豫了。走官方渠道报案，就需要正式的报案材料，需要让我爸知道，也需要让我叔知道。如果打草惊蛇，我妈留下的那些线索可能就全白费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把握。

如果检测结果证明那药是正常的，只是我妈多心了，那么我扯出来的这件事，就是不孝子孙拿长辈往事做文章。

到时候，整个县城的人都会在背后戳我爸的脊梁骨。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班车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心里翻来覆去地想：我妈在地底下躺了十五年，她留给我的纸条，我要是连个说法都要不回来，我就白活了。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薛玉霞，我婶婶。小叔的老婆。她跟我小叔过了二十年，日子过得好不好，她自己心里最清楚。我调转车头，直接去了新华街。

到店门口的时候，小叔不在。

只有薛玉霞坐在柜台后面，拿着一把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萱萱？你叔刚出去了，一会儿就回。坐一会儿？”

“婶，我来找你。”我在柜台前坐下来。

薛玉霞的神色微微一变，蒲扇停了半拍：“找我？什么事？”

“婶，我问你一句话。”我压低声音，“我妈当年吃的那种安神药，你还有没有印象？”

薛玉霞的扇子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她弯腰去捡，动作有些慌，头也不抬地说：“什么安神药？我不知道。你妈的药都是你爸管的，你问我做什么？”

“我叔送给我妈的药，一箱子同一个牌子的安神液。”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找回来了一个瓶子，准备去化验。”

薛玉霞捡起扇子的手顿住了。她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到她的肩膀轻微地抖了一下。

“你和你妈，是两辈子的人，那药好不好，你查它有什么用？“她的声音有些干涩，”人都走了这么多年了，就让她好好安息吧。你一个当小辈的，非要把家搅翻天？”

“婶，”我说，“我妈在纸条上写了一句话。她说，那瓶药，她一口都没动过。一个知道自己可能被害死的人，在临死前还要特意留这句话。婶，你说我能装没看见吗？”

薛玉霞背过身去，拿起了柜台上的抹布，擦着一罐已经擦得锃亮的饮料瓶，擦得很用力。

沉默了很久，才听到她说：“那个药，是你叔买的。从哪儿买的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过。但你妈出事后，你叔回家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半夜，我去倒水，看见他一个人坐在灶台上，头发乱糟糟的，一口一口地抽烟。我叫他，他像没听见一样。第二天，他就把家里所有的安神药，全部清了出来，扔进灶膛里烧了。我说你烧了干什么，他又没病。他说，看着心烦。”

薛玉霞说到这里，声音顿住了。她手里的抹布停下来。

“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对劲。但我跟你叔过了这么多年，我不能去戳破他。戳破了，这个家就散了。再说，你妈已经不在了，我还能拿他怎么办？”

我看着她微红的眼眶，心里涌上来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她不是不知道，她是一直都知道，却选择了闭嘴。

她和我爸，都是知情者，都把那口气咽进了肚子里。

“婶，”我说，“如果我有证据证明那药有问题，你会怎么说？”

薛玉霞手里的抹布重重地拍在柜台上。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里泛着水光：“你拿得出证据，我就什么都说。你拿了证据来，我就为你妈说一句公道话。你叔欠你妈的，不是一句两句能还上的。”

06

我拿着那瓶药，带着刘斌的证明，去了县里一个做司法鉴定的机构。

机构那边的人看了之后，很客气地告诉我：“这个瓶子里已经没有任何成分了。干燥了这么多年，只能检测残留物，不保证能出明确的成分报告。“我抱着瓶子站在走廊里，心凉了半截。我妈留下的录音笔，只能证明小叔把药送过来了，她起了疑心。可要是药本身检测不出问题，那这一切，就还缺最中间的那块拼图。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鉴定机构的大门，站在门口，想了很久。

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人来。

我叔厂里以前的一个工人，叫李永清，是老街坊。

我妈出事那年，他是小叔厂里的会计，后来两人闹翻了，李永清自己出来单干，开了家杂货铺。

我小时候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巷子，跟我家的关系一直不错。

我妈住院的时候，他还拎着水果到医院里看过我妈。

我找到李永清的杂货铺，他正坐在门口，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

看见我，他扶了扶老花镜：“哟，这不是晓萱嘛。长这么大了。你妈那时候要是在，看到你这个样子，肯定高兴。“我坐下来，把那张纸条的复印件递给他。他看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点起一根，抽了两口。

“你妈那事，我后来也想过一些。“李永清眯着眼睛看着街对面的房顶，“你叔那年跟你妈走得近，经常去你家送东西。我跟他说过，你别老往你哥家跑，你嫂子一个女的在家，你老去不合适。他嘿嘿笑一声，说，她是我嫂子，有什么不合适的。““后来呢？”

“后来你妈住院了。你叔去医院看过你妈两回。有一回，还是我陪他去的。你妈那时候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了，躺在床上，看到你叔，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嘴唇哆哆嗦嗦的，像是想说什么。你叔走过去，拉着你妈的手，说：嫂子，你好好养病，别想那么多。你妈的手一直在抖，我看了她一眼，发觉她的眼神不是害怕，是恨。“空气里有一阵很长的沉默。李永清把烟头丢在地上，踩灭。

“你妈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很轻，但我听见了。她说：‘志华啊，我那瓶药在抽屉里，你可别动。’“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妈不是跟我爸说的。那句话，是跟我叔说的。“抽屉里的药别动”，从头到尾，都是说给我叔听的。她在交代她丈夫，不要动那瓶药，是在提醒他，你弟弟送来的东西……是毒药。

李永清看着我：“你妈那时候已经不能多说话了。她拼着最后一口气，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我当时就觉得这事不对劲。但那瓶药，你爸后来找不到了。当时是你叔说，看到你爸把那瓶药扔了。你爸什么也没有说。你叔说扔了，你爸也认了。”

我站在李永清的杂货铺门口，手里攥着那张纸，仿佛重新看见了那个场景，我妈躺在病床上，眼里带着恨意，拼了命说出那句话。

我爸呢？

我爸当时站在旁边，也许只觉得老婆在责怪自己。

小叔呢？

小叔那时候，大概已经把那口气松下来了。

瓶子找到了，可他扔药的那个人是谁，到现在还说不清楚。我爸背了十五年的锅，全因为我叔一句“他扔了”。

从李永清那儿出来，我直接回了老屋。

那瓶药还在抽屉里，我把它重新拿出来，放在阳光下看了看。

瓶壁上的残留物，像干涸的暗褐色水渍。

我盯着那层水渍看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打给我爸。

“爸，”我说，“妈那瓶药，是不是你扔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我爸粗糙的声音终于传过来：“你问这个做什么？都多少年了。“”你只需要回答我，是不是你扔的。“我说。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阵子。

我爸的声音有些干哑：“不是我扔的。你叔跟我说，抽屉里那瓶药，他说他替你妈扔掉了，免得你妈看见了又想起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当时觉得他说得在理，也就没有多问。后来你外婆问我药的事，我说不知道，她就以为是我把药处理掉了，一声不吭地跟我置了这些年气。“我握着手机，手在微微发抖。我叔先说我爸扔了，我爸也认了。一个贼喊捉贼，一个哑巴吞黄连。我妈那句话，我妈那瓶药，就这样被他们兄弟两个，一个糊弄，一个沉默，弄丢了十五年。

“爸，“我说，”妈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她说，‘抽屉里的药别动’。你听见了吗？”

电话那头，我爸的呼吸声忽然粗重起来。过了好久，他才说：“我听见了。”

“那你知不知道，她这话不是说给你听的？”我说，“妈是说给我叔听的。录音笔里，李永清都跟我说了。妈是在警告他，别动那瓶药。那瓶药是证据。我叔把这证据毁了，你背了锅，背了十五年。“电话那头响起一声奇怪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摔了下来，地上碰了一下。然后，很长时间没有动静。

“爸？”

没有回应。电话没有挂断，但那边只有一种压抑的、沉闷的、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声音。我听到了，那是我爸在哭。

他自从我妈走后，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掉过一滴眼泪。现在他哭了，在一个电话的另一头，蹲在建材店的墙角里，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

07

挂了电话，我坐在老屋的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棵枇杷树，好半天没有缓过来。

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我妈的话，我爸的眼泪，小叔的算计，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

我知道我该走了。但走之前，我想把最后一块证据找齐。

天快黑的时候，我去了外婆家。

外婆正在灶台前烧晚饭，看见我进门，愣了一下，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忽然顿住了。

她放下锅铲，说：“出什么事了？”

我把药瓶、录音笔、李永清的话，一句一句地告诉了她。

外婆听完之后，没有哭，也没有闹。

她放下锅铲，在灶台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撑在膝盖上，眼睛望着灶膛里的火苗，看了很久很久。

“你妈那回跟我说过一句话。”外婆的声音沙哑，像是在跟灶火里的灰说话，“她说，娘，志远人笨，心里担不住事。有些话我要是跟他说了，他会扛不住。她说，志华有心眼，要是有一天她不在了，让我看着志华点。”

外婆抬起手，用袖子狠狠擦了擦眼睛：“我当时以为她说的是你叔生意上的心眼，没想到她是说这个。她连那瓶药都不敢让我知道，怕走漏了风声。她一个当妈的，连自己死都要替你们打算好，我这当娘的，连个屁都不知道。“我蹲在外婆面前，握住她那双粗糙的手：“外婆，我现在该怎么做？我手上的东西，能立案吗？”

外婆抬起头，望着我：“你爸呢？”

“他不知道我要来。“我说。

“那就不必让他知道了。“外婆说，“你拿着这些东西，去县公安局报案。你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一遍，让警察去查。你妈不在了，你就是她的出头人。你要是怕，外婆跟你一起去。”

第二天一早，我和外婆去了县公安局。

接待我们的警察叫周立群，四十多岁，做事很细致。

他听了我们的讲述，看了纸条、录音笔、药瓶，又给刘斌打了个电话核实情况。

他把材料全部归档，告诉我们：“需要时间核查。如果确有证据，我们会依法立案。你们回去以后，不要声张，不要私下里跟嫌疑人接触。“出了公安局，外婆站在台阶上，理了理衣襟，忽然说了一句：”你妈要是在天上看着，今天就该歇口气了。闺女，这些年难为你了。“我攥着外婆的手，一下子红了眼眶。从公安局回到家，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的。

第三天傍晚，警察那边还没消息。小叔却先找上门来了。

我正在院子里收衣服，听见门口传来摩托车的声音。

抬头一看，小叔跨坐在一辆黑色摩托车上，没熄火，车灯明晃晃地照着堂屋的门。”萱萱！

“他冲屋里喊了一声，”你爸让我给你捎句话。

你爸说，你妈那台收音机里面还有东西吗？

要是有什么旧东西，你拿着也没什么用。

让他来帮你看看。

“我的后背一冷。我没有把收音机里发现录音笔的事情告诉我爸，但小叔怎么知道那台收音机里有东西？只有一种可能，他一直在盯着我，一直在观察我到底找到了什么。”叔，我要睡了。

“我说着，往屋里退了一步。

小叔没动，也没有熄火。

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目光透过车灯直直地看着我，脸上挂着笑意：”你那台收音机，修好了没有？

修好了我帮你拿回去放着，免得占地方。

“”不麻烦你了。

我自己放。

“我退进堂屋，伸手摸到门闩，把门关上了。胸腔里一阵一阵发紧。

门外传来小叔的声音：”那行吧，你早点休息。

要是听到什么风声，跟叔说一声，别一个人扛着。

“摩托车的声音突突突地远了。我站在门后面，后背抵着门板，手心全是汗。他知道了。他不知道我掌握到了什么程度，但他知道那台收音机里一定有东西。所以，他来试我了。

第二天下午，警方那边来了信。

周立群打电话告诉我：”药瓶的残留物检测结果出来了。

里面没有检出明显的毒物成分，但是这个瓶子本身，和同批次正品有一定差异。

我们正在查它的来源。

另外，那条录音笔里的内容，我们做了技术鉴定，可以确认真实性。

“我问他：”可以立案吗？

“”暂时还不够。

“周立群说，”我们需要把王永海那一批假药的下落查清楚。

还有，你婶婶薛玉霞如果愿意作证，那分量就不一样了。

她说当年亲眼看见她丈夫烧了所有安神药。

这是非常关键的人证。

“我挂了电话。想了想，做了决定：先来找我婶婶薛玉霞。

08

我赶到新华街的时候，烟酒店的卷帘门半拉着，里面没开灯。

我拍了半天门，薛玉霞才从里面拉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

她的眼睛底下是两圈明显的乌青，像是好几天没睡好。”婶，”我说，“我来问你一句话。你那天说的，还算不算数？”

薛玉霞把门拉开了一些，侧身让我进去。她关上门，站在柜台后面，两只手绞着围裙的边，没开口。

“警方那边说了，”我站在她面前，“如果你愿意作证，当年亲眼看见邓志华烧掉所有安神药，那瓶药就可以立案。”

薛玉霞低着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又很久。

“萱萱。“她开口了，”我跟你叔过了二十多年。他这些年待我不算特别好，但也没有亏待我。你说，换了你，你能做这个证吗？我要是做了证，他就进去了，这个家就散了。我儿子才上高中，你让他怎么抬头做人？“我说：“婶，你儿子十五岁。我妈出事那年，我十二岁。她走了以后，我每年过年，没有妈叫。你儿子有一个活着的爸，我连妈都没有了。”

薛玉霞的手停住了。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眶整个红了。

“你让我想想。”她说，“你让我想想。”

我没有逼她。我转身拉开卷帘门，外面太阳光刺眼，我从店里走出来，沿着街走了十几步，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萱萱。”

我回过头。

薛玉霞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块围裙，声音发颤：“我作证。我什么都告诉你。你叔……那药是他从王永海那儿弄来的。他跟我说过，王永海说他有一批安神液，正品包装，药水是厂里流出来的次品，喝着出不了大事，就是头晕。你叔说，那药给你妈最合适。我问他是怎么个合适法，他没回答我。后来你妈就走了。他一直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都知道。我只是不敢说。”

她说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她站在卷帘门口，身影有些佝偻。

“你妈那瓶药，你叔烧的时候我看见了。怕烧不干净，还倒了柴油，在院子里点了一堆火，烧得那个塑料瓶都变形了。我对不起你妈，这么多年，没敢吭声。”

我的手在旁边，一下子握紧了。

09

薛玉霞跟着我去了公安局，做了笔录。

周立群把她的证词录完，告诉她先回去，不要惊动邓志华。

我劝薛玉霞这几天别回家住，先去她弟弟那里避一避。

她点头应了，临出门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没有说出口。

一周后的清晨，周立群给我打来电话：“成立了专案组。王永海那边已经交代了。他承认当年低价出售了一批次品安神液给邓志华，邓志华拿走了二十瓶。他说他不知道邓志华拿去做什么用，但如果邓志华真的拿这些药给了人吃，他愿意作证。”

周立在电话那头顿了顿：“你叔，今天下午应该就会被请来配合调查了。你们这个案子，已经按涉嫌故意杀人立案了。十五年了，也该有个说法了。”

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枇杷树的影子。阳光很亮，照得院子里一地斑驳。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没有想象中那种激动，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

下午，我没等来电话，倒是先等来了我爸。他突然来了老屋，一进门，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枇杷树，半天没有出声。

“爸，”我说，“你知道了？”

“你舅打电话告诉我了。”他的声音有些干涩，“你外婆也托人带了口信来，说她错怪我了，这些年，白让我受了冤枉。”

我看着他，他的鬓角已经白了一大片，那张脸比我记忆里老了很多很多。他站在枇杷树的树荫底下，像是不知道该往哪里站，手足无措地背着手。

“……晓萱。”他叫了我一声，声音哑的。

“爸，你不用说了。”我说，“我都知道。”

他站在那，嘴唇动了动，到底没再说出一句话来。

他眼圈红红的，仰头看着那棵枇杷树的树顶，春天的叶子嫩绿一片，风一吹沙沙响。

我站到他旁边，也抬头往上看。

“妈以前最喜欢这棵树。”我说，“她说过，枇杷果熟了，摘下来，给邻居分一分，剩下来的熬成枇杷膏，留着冬天润嗓子。”

我爸低下头，声音有些发闷：“那年你妈走了，这棵树就没怎么结果了。我后来去看过，树干上长了很多虫眼。”

我们父女站在那棵枇杷树下，第一次说起我妈。十五年了，他像是终于肯开口了，却只说了一句，就又沉默了。

傍晚五点多，周立群的电话来了。

他说：”邓志华已经到案了。

他一开始不认。

我们把王永海和薛玉霞的证词摆出来之后，他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后来他提了一个要求：想见你一面。

“我站在堂屋门口，晚风从院子里灌进来，吹在脸上凉凉的。

“他见我做什么？”我说。”他说他有几句话要当面跟你说。“周立群的语气顿了顿，“你也可以选择不见。”

我想了想，说：“我去。”

县局审讯室。

一张长条桌，两把椅子。

邓志华坐在对面，手铐子搁在桌上。

他比我记忆里的样子瘦了很多，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胡子拉碴，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骨头。

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头，看了我半天。”萱萱，“他说，”你坐。

“我坐下来，没说话。

“你妈那事，是我干的。”他说。

声音很平静，像是憋了很多年，终于说了出来，“那药，是我给她的。次品，不是正品。王永海跟我说了，那药吃不死人，最大的作用是让人头晕，心慌，提不起精神。我就想着，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吃了没事，要是隔三差五地迷糊着，那拆迁的房子，她不就没那么多心思去操了。“他咽了口唾沫：“谁知道你妈身体底子差，吃了之后，并发症就出来了。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那药里面有一种成分，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我找王永海问过，他说这种药在正常人身上，顶多就是头晕，可你妈的心脏撑不住。“我攥着桌沿，没有搭话。指甲掐进木头缝隙里，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妈生了你以后，心脏就不好，这个你知道。”他说，“我一开始没想害她性命，我只是想着让老宅的股权名单上少一个人，没想到她竟然直接……你妈住院之后，我每天心慌，觉得手里捏着个炸药包。她走的那天，我在医院走廊里，腿软得站不住。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妈躺在那儿，我怎么也合不上她的眼睛。你爸忙进忙出，你舅盯着我的眼神，像要把我吃了。我一个人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一地的烟头。我想过去自首，可我不敢。我害怕。“我的眼泪落下来，落在桌面上，发出很轻的声音。我抬起手背，狠狠抹了一下。

“你爸背了那么多年的锅，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沉默，我心里其实明白。我对不起你妈，也对不起你爸，更对不起你。“邓志华没有抬头，”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想说个那句话，你妈没了，是我不对。我这一辈子，都欠她的。“我站起来，撑着桌面，直视着他：“我叔。你说完了？你欠我妈的，我妈已经不在了，你还不了。你欠我爸的，这十五年，他白背下来的那些苦，你拿什么还？“邓志华低着头，没有回答。

我转身走出了审讯室。走廊里的灯惨白惨白的，我靠在墙上，慢慢地蹲下去，把脸埋进膝盖里。

10

判决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

邓志华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薛玉霞因为主动作证，检方酌情减轻了她的责任，重大立功，不予起诉。

王永海另案处理。

邓志华没有上诉。

他走的时候，托看守所的人带了一句话给我：“那把老屋老宅的钥匙，搁在店里，你婶婶知道在哪。让你爸回去住吧。“我把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我爸。我爸听完，沉默了很久，只嗯了一声。老宅子的事，他没再提，我也没追问。

外婆从乡下赶来县城，在我爸的建材店里坐了一整个下午。

两个人没怎么说话，外婆帮他收拾了一堆堆放得乱七八糟的货架，我爸给她泡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

外婆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说：”茶凉了。

“我爸又给她续了一杯。就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像那杯茶一样，慢慢又热了起来。

我搬进新房子之前，把老屋彻底打扫了一遍，把母亲留下的那台收音机，送到了曹师傅那儿，修好了。

曹师傅换了电容，换了线圈，又把外壳擦了一遍，那道橡皮膏撕掉之后，留下一条淡淡的痕迹，像一道伤疤结痂后的印子。

“这台机子还能用。”他一边装后盖一边说，“虽然样式老了，但换个零件，还能再唱几年。你妈那时候拿过来，总是说，师傅，帮我调调音，唱戏的那个台，有杂音。现在这台子信号干净了。”

我抱着修好的收音机，走回东关的老院。我爸搬了把竹椅坐在院子里，面前放着一张矮凳，凳子上搁着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头。

“你外婆从乡下翻出来的。”我爸说，“你妈年轻时候用的，缝纫机头，说坏了，外婆一直没舍得扔。我前两天找了个人，试着修了修，还能转。”他踩了一下踏板，缝纫机头的轮子转了起来，发出哒哒哒的声响。

那声音清脆而熟悉，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穿过十五年的光阴，落在这个院子里。

我把收音机放在缝纫机旁边，插上电，拧开开关。

一阵电流的吱啦声过后，里面传出一个戏曲台的黄梅戏声，咿咿呀呀地唱着，像是在说一个很长的故事。

院子里，枇杷树的叶子落了满地，风一吹，在地上打着旋儿。

我坐在台阶上，听着那熟悉的声音，抬头看着天空，天上的云很白，一朵一朵地飘着。

我妈在信里说，她想去镇上开一个裁缝铺。她想去给女儿做一个书包。她最后一句话是：“妈这辈子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我伸手摸了摸那台缝纫机的机头，金属冰凉的触感传到指尖。

老屋的门开着，风吹过来，屋里干净空旷，空荡荡的。

但我知道，妈不在了，她留下的话还在。

她没做完的事，我这辈子替她记着。

收音机里的戏还在唱，咿咿呀呀，在晚风里飘得很远很远。

我坐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很久很久，直到风凉了，灯亮了，直到那棵老枇杷树的影子，完全融进夜色里。

我起身，把收音机关上，把那台缝纫机头抱起来，仔细地放回屋里。转身合上门的时候，月亮升起来了，银白的一轮，照在院子里，安安静静的。

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个声音，很轻很轻，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萱萱，妈这一辈子，最舍不得的，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