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6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的确立，标志着党的领导核心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最终形成。不过，1927年至1945年间，党内最高负责人的更替并非简单的“谁接谁”，其中还夹杂着临时负责人、实际主持者和名义上的最高领导。
要说清这段历史，不能只看一张名单。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处在极其严峻的环境中，中央机关频繁转移，领导职务也受到战争形势、路线分歧以及共产国际影响。
1927年，陈独秀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八七会议召开后，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会议在湖北汉口举行，瞿秋白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重要负责人。
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却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点上。大革命失败后，党必须重新回答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怎么开展的问题。1927年年底的广州起义，便发生在这一时期。起义最终失败，也暴露出革命力量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向忠发早年参加过武汉工人运动，是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此后几年，他在名义上位居党的最高领导岗位。
但这一时期，党内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并不只有向忠发。1930年，李立三在中央占据重要地位，主导了以城市为中心、争取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由于对敌我力量判断过于乐观，相关行动遭受挫折，李立三的领导地位很快受到调整。
1931年，向忠发被捕后叛变，随后被国民党方面处决，终年51岁。向忠发的结局，说明地下斗争不仅考验组织能力，也考验个人信念。党内对其叛变行为始终有明确结论，不能因为他曾担任过重要职务，就回避这一事实。
同年，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王明长期在苏联学习，受到米夫等人的支持，在党内拥有较大影响。王明后来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虽然仍被视为重要领导人，但并未长期亲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王明离开后，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当时年轻，缺少独立处理复杂军事问题的经验，却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参与下，推动了更强调阵地战和正规战的作战方式。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逐渐放弃灵活机动的传统，转而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堡垒对堡垒的消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损失严重，博古和李德承担了重要责任。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没有简单宣布“选出一个新的红军总司令”，而是对军事领导和中央领导作出重大调整。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正确意见得到多数支持，博古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被改变，周恩来等人的作用也十分突出。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张闻天曾从事宣传和理论工作，重视组织建设与干部培养。与博古时期相比，中央领导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毛泽东在军事指挥和重大决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张闻天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红军最高负责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表述是，会议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形成了新的领导格局；随后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逐步成为党和红军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1943年，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和工作制度作出调整，毛泽东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张闻天等人仍承担重要职责。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正式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党的领导核心由此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因此，若按照“中央最高负责人”来梳理，1927年至1945年间涉及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及毛泽东。但需要说明的是，李立三属于一段时期的实际主持者，王明与博古之间也存在名义职务和实际主持工作的差别，不能把所有人简单并列为同一种“总书记”。
这份名单背后，是党在路线选择、军事斗争和组织建设中不断调整的过程。职务会变化，形势会变化，真正决定领导地位的，往往还是能否把革命实践、敌我力量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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