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辽吉黑蒙）全方位概述：近代历史篇（下，2.2万字）

概述

（注：本文章核心参考来源为“东北地区（黑、吉、辽）详细介绍（3.75万字）”、“辽宁省全方位概述：红色资源篇（上、中、下）”、“辽宁省全方位概述：古代历史篇”、“辽宁省全方位概述：近现代历史篇”）

（注）“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时）。

壮阔东北，大美如斯。国之长子，奋发自强。这是我们的过往，也是我们的将来。

岁月流转，初心如磐。历史是永恒的坐标，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行。当风卷起“北国江南”的尘埃，千年流转、万年文明、亿年变迁的悲欢离合，仍在装点着祖国的大美山河。当你穿梭在古老的白山黑水间，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印记。“山河无恙”的背后，是无数勤劳勇敢的亿万东北人民“代代相传”的誓言。

据说，著名学者余秋雨曾经这样讲：“天下十分美，九分在东北，剩下一分给全国”（疑似）。可也有人却说：“天下十分哀愁，九分也在东北，剩下一分给全国人”（疑似）。的确，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土地和人民已经经历和参与了近现代中国所有的悲痛与苦难、荣光与创举的形成过程。

东北地区（Northeastern China），包括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有时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这里拥有38.7亿年“地质演化史”、25亿年“生命进化史”、1.6亿年（一说50万年）“人类诞生史”、8000年“华夏文明史”，以及2300年的“开拓史”和只有77年的“现代化史”。悠久的历史底蕴，多元的现代文化，让东北大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理风向标。

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创造的先进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不断奋起的深刻印记，内蕴着中国“红色政党”人的智慧和担当，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它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记载着过去、呈现着当下、昭示着未来。

不知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知东北之美，就不知中国之富饶。不知东北，不知亡国之痛。不知东北之兴，就不知“救亡图存”不是口号，也就不知东北人民之伟大！没有他们，中国东北早已经被别的国家占据了。失去东北，则华北危矣，中国危矣，世界危矣！

在战争、灾难和疫情日益频繁的当下，东北人民和东北这片土地上参加过的众多应对战争、灾难或疫情的重大挑战任务，对维系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世界和谐”的良好愿景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都离不开东北地区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所传承下来的“红色基因”。

红色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依然能带给人们精神滋养，用红色资源育人、育心。东北地区蕴藏的丰富“红色资源”，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每逢国家遭到不幸的时候，全国的14亿人口、34个省份、56个民族则又是会擅长“集中统一”团结起来。在每次战争、洪水、地震、干旱、火灾、疫情等各种事件来临之时，中华民族总能在不幸之时，将14亿人民的“赤子之心”凝聚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共同努力，战胜灾难，携手进步，保卫祖国。

从古时的“大禹治水”到今日的“抗击疫情”，历代前人都早已知道：想要在灾难中生存下来，光靠一个人可不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这样的“团结精神”，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的关键就在于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培养。

事实证明，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超越民族、地域、阶层差异，在面对重大灾难、挑战或推进祖国繁荣富强、不懈奋斗之时，将其迅速转化为激发“奋斗”与“团结”精神，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以及塑造人类未成年时期“塑造精神品格”，激发个人“努力学习、长大成才”的动力和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优秀文明、提升国际地位的唯一出路。

战争的意义复杂多维，通常指其作为集体暴力冲突在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从根本上看，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解决民族、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不仅可能改变国际格局、结束旧秩序并建立新秩序，还作为解决纠纷的最暴力手段，通常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文明创伤。侵略战争在现代社会不被认可。但不论怎样，战争形态随着科技发展而演变（如从冷兵器到信息化战争），并常常加速科技创新和军事理论发展。同时，战争也可能激发民族觉醒和社会动员。

上篇我们讲过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在“两次鸦片战争”（1840-1860）、“闯关东”（1860年代后）、“洋务运动”（1870年代后）、“日俄混战”（1894-1918，含“第一次世界大战”）、“民国成立与辛亥革命”（1912-1949）等五个历史事件，接下来再讲三个东北地区在1921年“红色政党”成立、1931-1945年“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1946-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往事。

【建党伟业 薪火相传】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是一片饱含“红色基因”和“家国情怀”的沃土。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对后来的中国“红色政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许多国家级政治名人的“早年生活”均与东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的“红色革命基因”，最早就始自于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

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自此成为重要的“铁路枢纽”与“工人聚集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民主工人政党）自1905年起便在哈尔滨地区的中国工人群体中开展有组织、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比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的系统传播早了十余年。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地的工人积极参与“罢工”斗争。

1898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的“陈仲甫”（1879-1942）在结婚（1897年）后第二年被过继给在奉天（今辽宁沈阳市）任官的四叔父“陈衍庶”（字“昔凡”）。他跟随嗣父“陈衍庶”前往奉天（沈阳），留在其身边抄写文稿、接受教育、做家务杂活，期间并未担任正式官职。在奉天（沈阳）生活期间（1900年），陈仲甫亲眼目睹了沙俄军队在东北地区的侵略行径（如：俄军侵害中国妇女、屠害中国平民、无故驱逐或打亡中国火车乘客等“惨状”）。

这些见闻极大地刺激了他，使其深刻意识到“国家危亡”的紧迫性，成为他后来立志“反帝救国、转向革命”的重要思想转折点。这场发生在东北的“忆事”，也为“陈仲甫”带领“李守常”（1889-1927）等人及包括“毛润之”等13名代表于1921年在上海市创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执政党（现有1亿成员）——“中国共产主义红色政党”奠定了基础。

1905年，与俄罗斯（俄国）接壤的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依托“中东铁路”（1903年“全线通车”），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向国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后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又在哈尔滨成立“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华工人团”，对中国工人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宣传，成为1921年中国“红色政党”的文化起源地。“中东铁路”聚集了大量中俄产业工人，一些党的成员（如舒米雅茨基等人）还深入工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罢工斗争”有机结合。1907年，哈尔滨的中国工人首次通过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5月1日），为“全国首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地工人运动”的实质性融合。

1908年，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镇西堡乡河夹心村的“任辅臣”（1884-1918）于哈尔滨首次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世界红色政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加入世界“红色政党”的人（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它和2000余名华侨工人“远离祖国”，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地区彼尔省的“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区”从事开矿、伐木等艰苦劳动。

“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爆发后，在任辅臣的倡导与组织下，全矿区1500余名华工毅然参加“红军”队伍参与“十月革命”，受到苏维埃政府的热烈欢迎，组成了“中国团”，编入“红军第三军第二九狙击师”，任辅臣被任命为团长。十月革命后，他率领的中国团打了许多漂亮仗，受到苏维埃政府的嘉奖，被命名为“红鹰团”，并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至1918年末（11月29日），“任辅臣”在维雅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4岁。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已经得到了“列宁”（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的称赞。“十月革命”的爆发，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1922-1991，简称“苏联”）的“盛世开端”。

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周伍豪”（1898.3.5-1976.1.8，字“翔宇”），因“家道中落”而被其四伯父“周贻赓”（原“奉天度支司俸饷料正司书”）推荐入“银冈书院”（在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读书半年。至秋季，他又考入一个刚开办不久的新式学堂——“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学习。

在此期间，“周伍豪”曾参观过“日俄战争遗址”，目睹战火留下的残垣断壁及百姓苦难，深刻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亲眼目睹了中国妇女在被伯父（周贻赓）称为“不可随意进入”的“沈阳租界”内受洋人欺凌（而中国巡警竟“包庇洋人”、“处罚受害者”，周围人群“敢怒不敢言”）的悲苦与折磨，深刻理解了其伯父所告诫的“中华不振”，先后接触多个“辛亥革命”消息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进步人士的著作“拓宽眼界”。

在此背景下，当“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的校长“魏福锡”在一次修身课上问及读书目的时，“周伍豪”摒弃了许多同学口中的“为光宗耀祖”、“为做官”、“为吃饭”等个人功利问答，毅然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口号，旨在通过知识救国、振兴民族，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为实现“祖国振兴发展”及“人类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由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思想口号”成为无数中国未成年人（0-18岁）及青年学子（18-24岁及以上）“努力学习、勇敢追梦”的前进力量。1977年11月“恢复高考”后，这种誓言更成为全国许多“高考战场”上催人奋进的“精神口号”。

“周伍豪”后来又先后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远赴“日本留学”（1917年）、参与“五四运动”（1919年）、领导“黄埔军校”（1925年）、指挥“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参与“红军长征”（1933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协助组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194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国家政府总理。至1976年1月8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红色人物“李守常”（1889-1927），其祖父“李如珍”（实为源自河北省乐亭县的“呔商”）则携乡绅“赵文隆”等人，于今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万宝山地区向郭尔罗斯前旗的蒙古贵族承批商地。他先缴押荒银获经营权，岁租归旗府（“图普乌力吉”辖下），民政归吉林省长春厅。祖父的“闯关东”经历，对李守常本人的人生发展无疑是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由“中东铁路”即时传至哈尔滨。旅俄华工、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先进知识分子在此形成传播合力，使黑龙江成为苏俄革命思想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1918年初，哈尔滨总工厂中国工人群体建立了早期工会组织“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标志着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由开发“中东铁路”时期的俄罗斯工人从欧洲“传播”；二是由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沿海路“传播”；三则是由旅日留学生“传播”。这三条路径的唯一交汇点，就在“中国东北”——其传播路径主要包括：（一）由“中东铁路”时期的俄罗斯工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带“传播”；（二）由西方国家乘船抵达辽宁省大连市一带“传播”；（三）由旅日留学生乘坐火车在辽宁省的沈阳、丹东、大连一带“传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无阶级革命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经过中东铁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开启，其起点就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的一些青年学生（特别是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及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级人员，因不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无视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些西方列强（以德国、英国、法国为主）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时“北洋政府”正在准备签字），在“北京故宫南门”前举行“集会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被称为【五四运动】。这里的“二十一条”，是1915年日本逼迫“原北洋政府总理”袁慰廷（1859-1916）签订的一份“企图攻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在这“二十一条”里，其中的“第二号”（满蒙权益）就与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有关。

求学于北京、天津等地的东北籍学子（如辽宁的杨晦、任国桢、车向忱、陈镜湖，黑龙江的马骏等）以实际行动声援“五四运动”。他们，或“火烧赵家楼”（以“杨晦”为代表），或请求北洋政府“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以“马骏”为代表）。最终，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长沙、南京等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因为“五四运动”，大部分学生相继“罢课”、商人相继“罢市”、工人相继“罢工”。尽管北洋政府（以“张作霖”为代表）在此运动中镇压并拘捕了部分示威人员。但“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开始，也是奠定中国“红色政党”起源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

最终——1919年6月28日，中国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结束。

“五四运动”的结束，进一步推动了“工人阶级觉悟”，为“建党伟业”奠定了思想和阶级基础。这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守常、陈仲甫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第三国际”代表“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俄罗斯人）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先进分子联系并推动“建党伟业”。

1920年8月，陈仲甫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成立第一个“红色政党”的早期组织，任“书记”，实际起到发起组作用。两个月后（同年10月），李守常也在北京成立早期组织，随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旅日、旅法留学生中也建立了早期组织。各个“党”的早期组织，其名称均“非常不一”（有的叫“小组”的，也有的叫“支部”的）。

这个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机遇来了！

1921年7月23日，以北京（张国焘、刘仁静）、上海（李达、李汉俊）、武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润之、何叔衡）、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等六个城市的代表，以及“旅日华侨”（周佛海）、“陈仲甫指派代表”（包惠僧）等13人，联合其它50余名成员（疑似），于上海市黄浦区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公馆”召开了这个中国“红色政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在7月30日晚，该会场遭法租界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中止，其代表们被转移至距离上海市西南100多公里的浙江省嘉兴市“南湖”的一艘“红船”上继续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了“中国红色政党”的名字，选举产生“中央局”，陈仲甫任“书记”。这项事件标志着一个拥有105年历史的中国“红色政党”正式诞生。

1921年“一大”之后，中央当局就此计划“东北工人运动”。1922年初，党人罗章龙（1896-1995）赴东北地区考察，建议在北满（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建立“党组织”。

1923年3月，李守常派“党人”陈为人、李震瀛等人赴远赴哈尔滨，以《哈尔滨晨光》报记者身份为掩护，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发展党—团员。7月，陈为人等人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为东北地区的“建党伟业”积蓄力量。同年9月创办“哈尔滨通讯社”作为宣传阵地。随着各地“党组织”（如大连、奉天、长春支部）的相继建立，1927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人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决定在今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福安里”成立“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后改称‘满洲省委员会’）”，实现了东北三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原“国家最高领导人”——刘绍选（1898-1969）就曾在这里担任“省委书记”。

“建党伟业”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指引了新的方向”，探索出符合国情的“正确道路”（以基于曾经中国近代革命“屡遭失败”的缘故——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为“背景”），先后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它又带领无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全面小康”，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革命自此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他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

历史最终证历史最终证明：“没有‘红色政党’就没有‘新中国’”。

【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关键词】五四运动、青年文化、学生文化、思想品德建设、马克思主义传播、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红色政党”成立、红色精神、革命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历史教育、思想品德—哲学教育、法治-法律-法学文化、管理学文化、国内外政党文化、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安全、周伍豪“读书求学”——中国教育、人类教育事业、教育历史及文化、学习精神、考试文化（含高考）、思想品德意识树立、青少年时期立志、报国振兴思想、个人全面发展与心理品质重塑等。

【抗战烽火 硝烟犹存】

（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起源）

自1868年“睦仁（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政策”（明治维新）后，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早已经向那个沉睡中的东方大国制定了“大陆政策”（即：企图将“中国”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也就是“先吞占东北，再吞全中国”。1929年“日本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更是为了“重振经济”，急需向外（特别是中国）“抢夺优质资源”以转嫁危机，从而加速了对外“扩张侵吞”的步伐，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

东北地区，地近朝鲜（1910年曾归属日本），与日本隔海相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这三场战争都把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视为在中国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中国最久、占领中国时间最早的地区。从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旅顺大惨案”和次年（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利用中国赔款2.3亿白银中的80%来发展军事），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作为主力“占领京津”，再到1904年“日俄战争”后“攻克旅顺口军港”（最终从开发“军港”的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这个东洋岛国一次次地向西不断挑衅东方大国的军事底线。1907年，日本在东北地区设立“满洲铁路公司”（满铁）。1909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以图们江作为中国和朝鲜的边界，终结“间岛”争议。1910年，日本与朝鲜（韩国）“合并”，更使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的“跳板”，最终成为后来1919年朝鲜半岛人民“三一独立解放运动”的导火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并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次年（1915年），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27年，中国国民军势力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东北）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先占东北、内外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随后，日本首相田中（奏一）先生又向日本天皇“裕仁”（1901-1989）上奏了《田中奏折》，明确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东北）；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扩张战略。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南满铁路“三洞桥”乘坐专车时，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身受重伤后不治身亡，被称为“皇姑屯事件”。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对这种态度消极应对，而对日本军队的行为“隐忍不发”，且疲于应对国内动乱，难以估计东北局势。在这种消极的隐忍态度下，日本关东军在后来发动的袭击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此时，刚刚建立10年的中国“红色政党”主力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南昌起义”、“井冈山秋收起义”为代表）时期，在被国民军队“围剿”和“白色恐怖”的严峻环境下（特别是1931年4月16日吉林长春“万宝山事件”的发生），面对外敌（特别是日本军队）“无暇应对”……

沉寂3年之后，即1931年9月18日，那个沉睡已久的东方大国被日本关东军的大炮“点醒了”！

（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进程·上）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民国二十年八月初七日亥时），日本关东军（以该军中尉“河本（末守）”为代表）受裕仁天皇（昭和，1901-1989，日本第124代天皇）的委托，在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柳条湖—北大营一带的南满铁路区域亲自用炸药炸毁了其中一条铁轨，在其现场摆放有3具穿“中国军服”的尸骸，反诬是中国的“东北军”破坏所为（被认为是“中国军队袭击日本军队”）。以日本王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1885-1948）为代表的各路日本军队以此为借口，决定向沈阳市北大营兵营旧址发起总攻、炮击营里的“东北军”。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当局（特别是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特别是第七旅共8000余人）大部分收缴军械（仅“王铁汉”团等少数部队违令抵抗）“被迫撤退”，引发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成为长达14年（1931年—1945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起点。

次日（9月19日）凌晨，日本军队的炮火即已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连同其旁边的沈阳城——“一并沦陷”。从此，“北大营”里的东北守军很快被“击溃”，“东北军”主力被撤入关内（即除中国东北以外的各省），张学良亦将辽宁省政府“迁至锦州”。于是，拥有30余万兵力的“东北军”不敌只有1万兵力的“日本关东军”，中方（东北军）死亡300多人，日方（关东军）死亡仅24人。

之后，日本军队于当年9月19日起“分路进攻”攻占辽宁（省）全境，9月21日“占领吉林（省）”，11月19日“占领黑龙江（省）”。短短4个月零18天（至1932年2月5日），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全境“正式沦陷”，致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作为“9·18事变”的爆发地，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宁全省在短短数日内即遭到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自然资源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辽宁岫岩籍爱国将士“黄显声”（1896-1949）在日本军队突袭沈阳的那一刻“英勇反击”，打下了中国“抗日战争第一枪”。吉林怀德（公主岭）籍爱国将士“马占山”（1885-1950）则带领其它“东北军”，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江桥蒙古族镇“炮击日本”（尽管“齐齐哈尔”后在当年11月19日为日本军队占领），被称为“江桥抗战”，也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民间武装“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19日清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由中国“红色政党”组建的“满洲省委员会”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标志着中国“红色政党”在日本军队侵略的第一时间即果然站在了抗日战争的起点上。至此，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严重、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由此发端，“十四年抗日战争”由此确立。“东北沦陷”后，日本“昭和天皇”特派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1883-1948）任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即“康德”）及伪总理“郑孝胥”（1860-1938）于1932年3月1日建立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傀儡伪政权“伪满洲国”（国都“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对东北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当时东北地区的3000多万同胞饱受磨难。

这时的“伪满洲国”，下辖奉天、锦州、安东、热河、吉林、滨江、龙江、三江、间岛、黑河、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等14个“省”及“关东州”（今辽宁省大连市），共15个地区，囊括了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全部和北京市北部（怀柔、密云等部分地区）、河北省承德市、秦皇岛市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通辽、呼伦贝尔三市及兴安盟（含锡林郭勒盟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达113.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4000万人（1937年）。“伪满洲国”的得名，即因“南京国民政府”、“中国红色政党”及国际社会对该政权的“不予承认”（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则被同样由日本非法统治的傀儡政权“伪装蒙疆政府”（1939-1945）所统治）。

“9·18”事变后，“满洲省委员会”即号召“武装抗日”。在黄（显声）、马（占山）、邓（铁梅）等多位“爱国将领”的带领下，原东北军官兵、警察、民团、绿林武装及民众“纷纷举义”，组成名目繁多的抗日队伍（如自卫军、救国军等）——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覆盖东北地区102个县（主要为辽宁东部、西部山区各县市），总规模一度超过60万人。该军队先后“攻打沈阳”（1932年3月-6月）、“反攻哈尔滨”（1932年初）、“伏击镜泊湖”（主要为“王德林部”），但后来因装备低劣、补给断绝、派系林立、纪律不一，且未获国民政府实际支援而被陷入“孤立状态”。至1933年初，多数队伍伤亡、溃散或投降，总损失超20万人，部分将领（如马占山、苏炳文等）率余部退入苏联、热河等地。

1933年（至1935年），根据中央发布的《一·二六指示信》文件精神，分布在辽宁、吉林东部以及黑龙江大部、内蒙古大兴安岭山区建立的十多个“武装反日游击队”（如磐石、珠河（尚志）、新宾等“游击队”），开始收编改造“抗日义勇军”，并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含“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关东军”强行将中国东北地区定位为“资源供应地”和“军事基地”，“工业发展完全服从于战争需求”，导致重工业（如煤炭、钢铁、军工）“极度膨胀”，民需轻工业“严重萎缩”。至1943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资本占比高达79%，轻工业仅占20.8%，导致中国民族工商业被排挤、吞并或沦为“附庸”。而东北地区97%以上的“工业产能”、95%以上的“产品”、2.23亿吨“煤炭”、1100万吨“生铁”、580万吨“钢材”及大量“木材”均为日本军队所掠走（控制）。

这些资源绝大部分运往日本本土支持其军工生产，而非用于东北本地建设，导致本地民众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修建超过1万公里的铁路、公路，实则主要为运输资源和兵力投送服务——这些道路，分别连接港口（如大连）和矿山。同时，日本军队还在东北地区制造了如辽宁抚顺“平顶山”、吉林舒兰“老黑沟”、吉林通化“白家堡”、辽宁阜新“万人坑”、辽宁“本溪湖”、吉林“小西沟”、内蒙古“海拉尔”等多起因“报复袭击”、“强征劳工”、“实施‘三光’（烧光、杀光、抢光）”而造成的“屠害惨案”。不仅如此，日本军队还采用“杀鸡取卵”式开采各类资源，破坏矿田完整性，造成生态环境长期不可逆损害。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民族工业已初具规模且发展迅速。日本军队占领后，强行切断原有市场联系，将东北地区纳入日本殖民经济体系，中断了东北地区独立的近代化道路。

（1934—1936年“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10日，当时起家于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的“中国工农红军”，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苏维埃地区）内打破“国民军”封锁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且为北上参与支援“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他们突破“四道防线”，走闽粤，越五岭，过湘江，遍苗乡，闯遵义，下云南，四渡赤水河，横渡金沙江。又挥师北上，飞夺泸定桥，横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奔行腊子口，会师吴起镇，与国民军“斗智斗勇”。红军各师30多万人历经2年，终于以只有7000多人幸存的惨重代价，于1936年10月22日抵达了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军事重镇——延安市（各路方面军后向北转至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等地，并在1938年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有效参与和支援了内蒙古地区各民族的“抗战”事业），由此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铸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中国医科大学”，其前身就是曾跟随“中国工农红军”完美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卫生学校”（在高校界中为“全国唯一”）。辽宁大连人“关向应”（1902-1946），在此期间即与贺文常、任培国等人共同参与并指挥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任务。他们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出发，先后转战湘、鄂、川、黔等省，巧渡金沙江，征服大雪山，于1936年10月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胜利会师”。

（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进程·下）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中国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京、天津、河北及辽宁（特别是绥中县）四省（市）的长城沿线抗击侵华日本军队进攻，史称“长城抗战”。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陕西省西安市发动“西安事变”，旨在逼迫蒋中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该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转折点。

1936年2月20日，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人）、赵尚志（1908-1942，辽宁朝阳人）、周保中（1902-1964，云南大理人）等领导人建立的分布在东北地区的所有人民革命武装统一合并为“东北抗日联军”。

至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共编成11个军，总人数超过4.5万余人，活动范围覆盖今黑、吉、辽、蒙（内蒙古）四省（区）70多个县，相继涌现出杨靖宇（马尚德）、周保中（奚李元）、李兆麟（李超兰）、魏拯民（关有雄）、赵一曼（李坤泰）、祁致中（祁宝堂）、赵尚志、王德泰、夏云杰、汪雅臣、陈翰章等“英雄人物”，及冷云（郑香芝）、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等“投江八女”（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1910-1946，辽宁辽阳人）先后分别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杨）、第二（周）、第三（李）“总司令（指挥）”。

紧接着，流寓沈阳的巩天民、刘仲明、邵信普、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张韵泠等9位爱国知识分子，为搜集日本侵华证据并将证据提交给国际联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成立“国联”（国际联盟）爱国外交小组，并完成了名为“TRUTH”（真相）的证据汇编，历经辗转呈现给“国联”调查团，有力地向世界展示出第一份“日本侵华资料”，为中国抗日战争赢得国际舆论支持，被称为“沈阳九君子”。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19时30分，日本军队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以“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为线索对原宛平县城（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发动攻击，导致“北平（北京）沦陷”（7月28日），史称“7·7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华“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当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日本军队攻入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附近，屠害30余万人，史称“南京大惨案”，迫使原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市。

这时，由日本关东军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731”（总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造成实验个体死亡达4000余人）、“100”、“516”等“防疫给水部队”，先后通过“特殊输送”制度将抗日志士、平民百姓，甚至无辜妇女“抓捕”移交至部队作为“圆木”（实验材料）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细菌感染、冻伤、烧伤等实验。据档案记载，受害（死亡）者至少有30-200万余人。至1940年起，众多“防疫给水部队”多次在浙江、湖南、贵州等地先后投放鼠疫、霍乱、天花等“致病菌毒”，由此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和疫情蔓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实验材料被日本军队自行销毁，并逃亡外国。

据统计，在

“抗日战争”

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

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

。1935年

“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

1936年

“西安事变”、

1937年

“七七事变”、“太原会战”、“平型关战役”、“淞沪会战”、“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

1938年

“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

1939年

“长沙会战”、“桂南会战”、

1940年

“枣宜会战”、“百团大战”、

1941年

“皖南事变”、“上高会战”、

1943年

“常德战役”、

1944年

“豫湘桂会战”、“衡阳会战”、

1945年

“湘西会战”

等多场战役接连爆发，每次战役均在改写

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深重历史，有效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1942年后，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参与

缅北—滇西战役

，有效支援了

东南亚的抗日战争

。其中，

“八路军”发

动的

“百团大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有力配合了

正面战场作战

，振奋了

全国抗战信心

“东北军”各部作为“国军”序列参与正面战场主要战役，表现英勇但损失巨大：“淞沪会战”时第67军全军被日本军队“完全打光”，军长“吴克仁”当场牺牲。“徐州会战”时第51军（军长“于学忠”）在淮河北岸狙击，保障“台儿庄战役”侧翼安全。“临沂保卫战”时第57军111师协助“张自忠部”退击日本军队。第53军参与“长沙会战”、“滇西反攻”。第49军参与“南昌会战”、“上高会战”。骑兵第2军参加“忻口会战”、“太原会战”。第111师师长“常恩多”（1895-1942）、委员长“万毅”（1907-1997）于1942年“发动起义”，脱离“国民军队”，加入“八路军”（后发展为解放军第114师）。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军建制基本消耗殆尽，多名师长以上将领阵亡，剩余部队在解放战争中陆续被歼或起义投诚。

1938年，为打破日本军队“三江大讨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主力分别向五常、海伦等地战略西征，虽损失惨重，但保存了骨干力量，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但在1939年后，日本关东军相继实施“治安肃正”和“集团部落”政策，切断抗联与群众联系。至1940年底，“抗联”人数锐减至不足2000人，杨靖宇（1940年卒）、赵尚志（1942年卒）、赵一曼（1905-1936，四川宜宾人）等将领相继牺牲，以“冷云”为首的“八女”（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挽臂“集体沉江”（‘江’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乌斯浑河），壮烈殉国。

至1940年—1941年，“抗联”主力分批退入今俄罗斯（苏联）远东地区，建立南、北野营进行休整和训练。1942年8月，南北野营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委，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并派遣小部队回东北地区侦察。

在这期间，东北抗日联军累计作战数万次，歼灭日—伪军队22万余人（其中日本军队17.2万），牵制数十万日本军队，是中国抗战开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的抗日武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这时，这个红色政党“中央指挥部”的所在地已迁至陕西省北部的“延安市”。在这一年（1938年），一代伟人“毛润之”（1893-1976）即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对日反击文章”——《论持久战》。

与此同时，以高鹏振、孙铭宸、孙铭武为代表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雄事迹也相继被来自上海的田汉、聂耳等人看中，成为1935年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创素材】。而同样源自1935年9月2日“东北抗日义勇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地球五星遍地红”旗，则成为了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的原型。

1941年（民国三十年），因“珍珠港事件”爆发，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

就在东北抗日联军众多将士们如火如荼、浴血奋战的时候，1942年4月26日14时10分，辽宁省（原“奉天省”）本溪市本溪湖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茨沟、仕人沟等斜井口喷出浓烟。日本管理者为保护井下设备和矿产资源，下令停止向井下送风，导致部分幸存矿工因一氧化碳中毒大量死亡。事后，日本方面刻意隐瞒真实死亡数字，仅以“一千三百二十七名产业战士壮烈殉职”立碑（后发现遇难者达1549人，其中中国矿工达1518人），且将事故简单归因于瓦斯爆炸。最终日方仅以公司炭业部长被罚年薪的1/10了事。这场事件严重挫伤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感情，加上日本残酷的“人力开采”政策，更是让矿工深受其害。有资料记载：“本溪湖曾有二十多名矿工打死三名矿警，越电网逃往抗日联军处”。这种在矿难中形成的反抗情绪，也正是“抗联”队伍能在这片区域继续坚持斗争的重要群众基础。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150多万红军兵分三路（海参崴、海兰泡、赤塔方向）同时进攻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关东军实施“八月风暴”行动，完全掌握制空权，地面部队迅速越过大兴安岭和原始森林，直扑长春、沈阳。

早在1939年，苏联与日本即在今天的“诺门罕布尔德镇”（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爆发“诺门罕战役”，被认为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导致日本军队势力范围转而向东南亚扩张，引发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后，此时的“关东军”部队精锐已被调入“太平洋战场”，有战斗力的部队非常稀少，面对苏军突袭“几乎无力抵抗”。苏联军队在出兵中国东北的同时，还先后俘虏了“溥仪”等傀儡和70多万日本军队。苏联以“战利品”名义，大规模拆卸并运走东北的工业设备，包括鞍山钢铁厂、抚顺煤矿等核心企业，总损失估值高达20多亿美元，导致东北工业瘫痪。

1945年8月15日，野心蓬勃的日本政府，在德国波茨坦市终于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驻守于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虎头要塞”的日军依然在顽强抵抗着，拒绝停战（日军在1934年起强征十余万中国劳工，在虎林市虎头镇修筑了庞大的地下工事，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守军约1400人，依托钢筋混凝土工事负隅顽抗）。但随后不久，从当年8月9日而来的“苏联红军”开始强渡乌苏里江发起进攻，随后通过重炮轰击、飞机轰炸，以及向“要塞通风口”灌入汽油点燃、引爆地下弹药等方式，最终于8月26日全歼日本守军（共2000余人），仅俘获53人，苏军阵亡约493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点”。

1945年8月，美国为敦促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尽快投降，于8月6日8时15分的“日本广岛市”上空约548米处利用“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投放原子弹“小男孩”，引发14余万人死亡（总伤亡超过20万人）。8月9日11时02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市”上空利用“博克斯卡号轰炸机”投放原子弹“胖子”，引发3.5余万人死亡（总伤亡超过7万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武器空袭行动。广岛、长崎等多座城市均遭毁灭性破坏。核爆炸给日本带来巨大震撼，加之苏联对日宣战等多重压力，日本天皇（昭和）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8日，随着“爱新觉罗·溥仪”（末代皇帝）在吉林省通化市大栗子沟宣布“退位”，统治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长达13年5个月17天的“伪满洲国”正式宣告灭亡。

1945年9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签下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

（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结果）

中国军民顽强抗战，大量杀伤日本军队有生力量，共毙伤俘日本军队155万余人，消耗了日本大量军力和国力；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军队约128万人，超过太平洋战场和亚洲、大洋洲其他战场投降日本军队的总和。在这背后，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代价。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5月—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当即决定将105余万日本侨民从葫芦岛港等辽宁省内港口遣返回日本，累计回国12批次，另留下几千名孤儿、儿童和妇女被中国人收养。1948年12月2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等7名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予以死刑。

从1931年到1945年这14年间，由“九一八”事变为起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波及和动员上涉及当时全球所有国家实体（其中有61个国家参战），波及当时世界上所有23亿人口（其中有2亿军人参与动员），导致全球8500万～9000万（甚至包括1亿）军民死亡（占当时世界23亿人口的3%左右），超过1～2亿人受伤（在战争领域上“全球唯一”），直接经济损失达5～6万亿美元（直接军费开支超过1.3万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放在全球“GDP”上仅次于美国、中国，位居“世界第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和受伤人数最多、情况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并由此重塑了整个世界格局，以及全世界唯一在成员国、观察国上涉及所有主权国家和地区（疑似）的机构——“联合国（UN）”等多个国际组织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继出现，欧洲部分国家“相继崩盘”（如“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以及英国、法国等“老牌帝国”的衰落），全球相继新增独立国家达132个（之前原有63个），使世界主权国家数量达到197个（一说200多个）。战争需求还推动了原子能、计算机、航空航天等技术的突破，为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奠定基础。“联合国”的诞生，更使确立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安全”原则。

“抗日战争”，更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720多万（一说800多万）日本军队已在中国境内累计造成死亡（一说伤亡）超3500多万人（其中直接死亡21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4.9亿中国人口的5～8％），导致中国境内人口损失超过5000多万人，34个省份的波及和沦陷区超过600～700万平方公里（特别是有930余座城市被侵占），4200余万人无家可归，被抢文物超过360万件，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41100亿人民币）。

最终（1945年），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政权（轴心国）被战败，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同盟国”获胜。

1956年6月9日—19日，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审判，判处13—20年有期徒刑。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抗日战争，动人心魄。一寸山河一寸血，那是中华民族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经历了14年浴血奋战，伟大“抗战精神”终于形成，由此延伸出中国人的所有红色精神谱系的各个源头。抗战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苏区精神、老区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大别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等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精神谱系”，就已经因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抗日战争”形成了。

以“抗日战争”为代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但也重塑了世界格局，推动了科技与和平机制的发展。这场战争不仅带来了空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彻底改变了国际政治版图，加速了殖民体系瓦解，并催生了包括联合国（UN）在内的国际组织，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抗日战争”，更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以“一战之力”，洗刷中国近代“百年耻辱”，促进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转向复兴”的“伟大转折”和“团结觉醒”的民族精神，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并对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牵制日本军队主力”、推动“战后秩序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警示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尊重生命，感恩祖国，缅怀先烈，开创未来，守护山河，活在当下”。

【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长征精神】忠于人民，坚定正义的革命精神；不惧艰难，不惜牺牲的救国精神；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理想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团结精神；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奋斗精神。

【东北抗联精神】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关键词】抗日战争、日本侵华（国外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内外军事领域、国防领域及安全（含国土、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及安全）、国际政治联动、国际援助、政权建设、产业转移、资源掠夺、战争消耗损失、人口外流与难民潮、人口伤亡、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重塑、红色精神、民族意识与精神觉醒、联合国成立、全民族统一战线、人类和平事业、国歌与国旗（含国徽）诞生、中国与世界历史、宣传动员、教育变迁、全球战略影响、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国防军事教育、历史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政治—哲学—法学教育、语言文学教育（含外语）、人类军事与战争文化史、红军长征、军事与战略转移、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照金精神、老区精神、苏区精神、北上抗日、中国医科大学、张作霖、民国时期军阀（奉系军阀）、皇姑屯事件、本溪湖矿难（人类历史上最大矿难之一）、虎头要塞事件等。

【解放战争 东北大局】

（1945-1948年“东北解放战争”）

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核心在于“政权归属”与“建国道路”之争。尽管中国政府已在1945年达成《双十协定》、1946年初签署停战令，但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极端分子赫然坚持“一党独霸”方针，在美国支持下妄图消灭“红色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最终悍然撕毁“和平协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是中国“人民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唯一占据全盘优势的战场。他背靠苏联、美国和朝鲜，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铁路网，可作为巩固的“战略大后方”。此时的东北地区，工业产量占全国七成以上，钢铁、煤炭、军工产能巨大。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3月，苏联红军撤离吉林省四平市后，国民军队迅速进攻。

1946年3月15日，著名的“四战四平”战役打响。“东北人民解放军”于3月17日凌晨解放四平，此谓“一战四平”。

1946年3月中旬，“国民军队”从沈阳向北进犯，战斗从4月18日打响，民主联合军队坚守阵地达30余天，后因兵力相差悬殊，于5月18日夜到翌日凌晨主动实行战略转移，此谓“二战四平”。

1946年4月28日，随着以“李天佑（1914-1970）”为总指挥的拥有1.2万余兵力的多支军队（如“三五九旅”）一路斩除4000多名“国民军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民主联合军队）”正式进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标志着黑龙江省正式“全面解放”，“省会”哈尔滨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解放的大城市”，重新回归到人民手中。“哈尔滨的解放”拉开了一股“红色新生力量”自北向南“解放全中国”的序幕，为中国“红色政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重要实践。

1947年，“东北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于6月4日发起总攻。6月28日，“国民军队”调集沈阳增援四平的先头部队已到泉头车站，民主联合军队于6月30日撤离四平，此谓“三战四平”。

当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乌兰浩特市“王爷庙”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正式诞生”。这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两年，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首次成功实践。此前（1946年4月3日），内蒙古各阶级领导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四·三会议”，确立“平等自治”方针，解散了“东蒙古自治人民政府”，实现了内蒙古东西部力量的统一。

1948年3月1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向四平发起总攻。3月13日，“国民军队”残兵全部投降，此谓“四战四平”。

四次作战，交战双方投入军队46个师，40余万人。毙俘“国民军队”官兵5万人，东北民主联合军队（1948年初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伤亡近3万余人。该战役的胜利，彻底切断了东北“国民军队”的联系，把“国民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三个孤立的城区，为“辽沈战役”和全国各地的“解放运动”创造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这次战争只不过是这场“全国性地方内部战争”的一个预演……

（1946-1950年“全国解放战争”）

1946年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突然撕毁此前签订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集结约22万兵力，向以“宣化店”（今属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被称为“中原战役”。李先念、王震等解放军“指挥官”率领中原军区部队实施“中原突围”，冲破封锁，此举被视为拉开全国“解放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序幕的战略行动。

1948年9月12日，林阳春（1907-1971）、罗雅怀（1902-1963）率领“东北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连克河北省秦皇岛、唐山二市和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二市等地各县市，解放战争中的“第一场大战役”——【辽沈战役】就此拉开帷幕。

10月10日，“蒋中正”（1887-1975）调集的20多个师猛攻辽宁省锦州市“塔山”，史称“塔山战役”，不过后来没能突破解放军的封锁。

10月11日，高级将官“廖耀湘”（1906-1968）指挥的“国民军队”驰援锦州，于14日对锦州发起攻击，15日攻克，全歼守敌，俘敌10万余人。17日，驻守长春的“曾泽生”（1902-1973）率2.6万人起义，后投降。“东北野战军”主力于26日在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大虎山等地包围“国民军队”第九兵团，两天内激战歼10万人，并将廖耀湘等一些高级将领全部俘虏。在短短52天（9月12日—11月2日），辽宁省的葫芦岛、锦州、盘锦、鞍山、沈阳、铁岭、抚顺及吉林省的长春、四平、松原、辽源和吉林市等地“均被波及”。

10月19日，随着“东北革命军”的进驻，原驻长春的“国民军队守军”起义投诚，长春市宣告“和平解放”（此前原省会“吉林市”已于同年3月9日“解放”）。至此吉林省“全境解放”。11月2日，沈阳、营口等城市在被解放军歼敌15万人后“相继解放”，至此辽宁省“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相继于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65天）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交界地区发动“淮海战役”。60余万“解放军”对战80余万“国民军队”，引发“解放军”伤亡10余万人，“国民政府军”伤亡和被俘55余万人。之后，“解放军”又在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63天）在河北、北京、天津一带发动“平津战役”，引发北京（北平）“和平解放”。100余万“解放军”对战55余万“国民军队”，引发“解放军”伤亡3.9余万人，“国民军队”伤亡和改编52余万人。

“三大战役”历时142天，累计消灭“国民军队”主力150多万人，基本解放了中国长江以北地区。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宣告“中华民国”统治正式覆灭，“国民政府”被迫南迁至台湾。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0月1日15时，时年56岁的“毛润之”在北京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场事件（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达109年的“近代沉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终于“站起来了”，成为中国“近代”与“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新中国已经走过了77年的“光辉岁月”。

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开始进驻福建全省，歼灭“国民军队”10万余人。1951年6月23日，解放军进驻西藏，踏平“嘎沙（厦）政府”，西藏（自治区）正式和平解放。至此，“解放战争”已全面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拥有70万兵力的“东北解放军”累计歼灭47.2万国民政府军（兵力55万人），累计伤亡6.9万人（疑似），并涌现出“杨子荣”（1917-1947，著名京剧《智取威虎山》和电视剧《林海雪原》主角原型）、“梁士英”（1922-1948）、“董存瑞”（1929-1948）等著名“战斗英雄”。在解放战争中，拥有530万人兵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累计歼灭807万“国民军队”，俘虏、击毙国民军队高级军官1686名。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兵力方面首次超越“国民军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发生时间：1949年10月1日）和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辽沈战役”缴获的大量装备及东北生产的炮弹、被服，直接支援了“解放战争”中的淮海、平津、渡江等后续战役。

发源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从初入东北的十余万人，逐渐发展为“百万雄师”（有6个省军区、16师、92个独立团，总兵力达150多万人）。辽沈战役后，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并挥师南下，成为解放全国的主力军之一。之后，这支军队还先后参加过“渡江战役”（1949年5月）、“衡宝—广西战役”（1949年9月-10月）、“解放海南岛”（1950年3月-5月）等重要任务。1950年3月，这支军队后来统管“中南军区”，至1955年4月并入“广州军区”，从此番号“取消”。

为支援解放战争，辽宁仅东部地区就在4年内有超过33万人参军。辽西兴城、绥中及辽北等地累计出动民工超百万人，担架约10万副，并调运给中央80万吨粮食、30万吨钢铁及近300万吨支援关内解放的“战略物资”，有力推动着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沈阳解放后，中国“红色政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对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境行使“行政管辖权”。

简言之，没有东北的胜利，就没有解放战争的快速全局胜利。东北是解放战争的“破局之地”和“胜利之源”。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正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百年来受外人欺负、内部混乱的日子，也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和战乱的局面，为后来搞建设、过上好日子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让让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彻底改变了国家命运。1955年，苏联军队如期归还了位于辽宁省的旅顺、大连地区（即今大连市金州区、中山区、西岗区、甘井子区、沙河口区、旅顺口区等地），旅大地区防务于1955年5月31日前全部移交中国，结束了半个多世纪被外国（俄国、日本）统治的历史。

【解放战争精神】信仰坚定、纪律严明、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一切为了新中国，一切为了人民。

【关键词】解放战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四平战役、全国解放、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内战）、解放军形成、国内外军事文化、董存瑞精神、红岩精神、战略战术转变等。

我们已经阐述了1840年以来上面16个历史事件，分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闯关东、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五四运动、建党伟业、奉系军阀时代、抗日战争（含“红军长征”）、解放战争。关于其他历史资料（古代、现代），请关注微信：东北之声赵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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