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偷玉米被妇女主任逮着,她给我2条路:是去公社还是跟我回家

楔子

1976年，我们这地方饿得人眼珠子都发绿。我十九，家里断粮半个月，啃树皮啃得嘴里全是苦味，走路腿打晃，眼前一阵阵发黑。夜里我摸进大队玉米地，掰了两个棒子，还没揣进怀里，手电光就怼到我脸上。妇女主任周玉芬，全公社出了名的铁面，黑灯瞎火站在田埂上，眼睛跟刀子似的，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我腿一软，那两个玉米棒子从怀里滚到地上，砸在泥里，声音不大，可我心里跟打雷一样。全村都被惊起来了，火把和手电围成一圈，人人喊打，没人替我说半句话。周玉芬拨开众人，站到我面前，只给我两条路：去公社，按偷盗集体粮食办；或者，跟她回家。所有人都等着看我死透。我咬碎了后槽牙，选了第二条。

第一章 七六饥荒，濒死绝境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都四月底了，地还硬得跟石头一样，铁锨铲下去，震得虎口发麻。往年的这个时候，田里该有返青的麦苗了，可今年放眼望过去，一片土黄，稀稀拉拉的麦茬子从地里冒出来，跟死人头上没剃干净的头发似的。风一刮，黄土面子往人脸上扑，灌进鼻孔里又干又呛。村口那棵老榆树，皮被人扒得白花花一片，露出里面青白的木质，远远看着像一具立着的尸骨。

我蹲在自家门槛上，后背倚着门框，肚子里头一抽一抽地疼。那两扇门板已经掉了半边，剩一扇斜着挂在门轴上，风推一下就吱嘎作响。屋里没有灯油，黑乎乎一片，灶台冷得能结冰。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指头按下去，肉陷进骨头里，半天弹不回来。两条腿肿得厉害，脚脖子肿成萝卜粗，鞋穿不进去，拿麻绳绑在脚面上，走两步就觉得那层皮要裂开。

整个村子都安静得不正常。白天没人出门走动，连狗叫都听不见了。狗早就没了。去年冬天村东头老周家那条大黄狗，半夜被人套走，第二天就剩一张皮挂在村口宣传栏旁边，血滴了一地，当天就被大队来人收走了，说是要查。查到现在也没查出个结果。其实没人有心气儿查，队长李长河家里也在挨饿，他婆娘的脸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走路都得扶着墙。

我家没有婆娘，也没有任何能称得上亲人的活物。

我爹是六九年走的，我娘七一年也走了，留下我跟我二叔一家隔着半堵墙。那半堵墙不是比喻，是真的一堵黄土墙，我家东屋跟二叔家西屋共用一道墙。头两年二婶还会隔着墙喊我过去吃饭，后来饥荒一年比一年重，她喊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就再没声了。她家灶台冒烟，我就蹲在墙根底下闻那个味。二叔不是不给我吃的，是不敢给。队里按人头分粮，多养一张嘴没多分一把米，二婶那个脾气，能当着全村人的面把碗扣在二叔头上。

我今年十九，算整劳力，按理说该分到些粮。可队里今年一亩地只打了不到三百斤，红薯秧子都不够分。我挣的工分兑下来，每月能领十八斤粗粮。十八斤，掺上野菜、谷糠、榆树皮面，能撑上半个月就算本事。可上个月，我实在饿得受不了，把最后十斤粗粮拿去跟大队会计家换了一包盐和一盒火柴。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蠢的决定。盐是拿水兑着喝的，火柴只点过一次，剩下都发潮，擦不出火。

从那天起，我就只能有什么往嘴里塞什么。榆树皮嚼碎了咽不下去，把嗓子眼都拉破了，吐出来的东西带着血丝。地头的灰灰菜早就被挖绝了，剩下荠荠菜苦得发苦，煮一锅，汤是绿的，喝下去胃里直抽抽。最狠的是有一天我在河滩上捡到半截烂红薯，皮都黑透了，我拿手指甲刮了刮，里面居然还有点黄瓤。我嚼那块烂红薯的时候，苍蝇围着我打转，我连苍蝇一起吞了。那天晚上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汗把衣裳溻湿了，人差点没熬过去。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还活着，可人已经浮肿得厉害。不是吃胖了，是饿出来的浮肿。胳膊按下去一个坑，半天起不来。我照了照水缸里那点发浑的水，里面的人眼珠子突着，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子，颧骨跟刀削出来的一样。我不敢认那是自己。

到四月底，我终于确定了一件事：再不吃点正经粮食，我撑不了几天了。

大队地里的玉米长势倒是不错。那一片地就在村南，沿着河沟往西展开，足有二十亩，是队里的高产田。往年的玉米也就一人多高，今年雨水不多，反而长得格外精神，秆子粗，叶子宽，青玉米棒子已经开始鼓粒。隔着老远就能闻到那股生玉米特有的甜腥气，一到晚上，风从地里吹过来，那股味就直往我鼻子里钻。我每天晚上躺在那张破竹床上，肚子咕噜噜地叫，脑子里全是那玉米地。青玉米的甜味、浆汁的浓稠感、嚼在嘴里咯吱咯吱的声响，我想得嘴里冒酸水，又咽不下去。

我也知道偷集体粮食是什么罪。

大队早就开过会，队部土墙上的广播喇叭成天响，里头传来公社书记那口方言浓重的讲话，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粮食统购统销，社员不得私分、私拿、私藏，违者一律按破坏集体生产处理，轻则批评教育、扣工分，重则送公社学习班、挂牌游街。那个年头，“偷”这个字比“死”还重。贫下中农偷粮，那叫阶级叛徒，逮住了不光是打一顿，写检查、开批斗会、挂黑牌子，一辈子都摘不掉。

我不是没想过别的路。

去公社要饭？公社门口有人专抓盲流，抓到了就送回去，扣上“不安心劳动”的帽子。找二叔借？二婶能把二叔从家里赶出来，二叔就跪在院子里，头磕得梆梆响，也变不出粮食来。出外逃荒？大队不开证明，火车上不去，路上设卡，走不了三十里就得被遣返回来，还要写保证书，以后在队里更抬不起头。

我甚至想过死。

那个念头是在河滩上捡到烂红薯的那个晚上冒出来的。肚子疼得人缩成一团，四周黑漆漆的，连虫叫都没有。我躺在草堆里想，就这么疼死算了，比饿死还快些。可天亮的时候，我还是自己爬起来。说不上为什么，可能是疼麻了，也可能是春天早晨那股风一吹，我闻到了远处传来的炊烟味，那一瞬间我突然就不想死了。我想活着，哪怕就吃一顿饱饭再死，我也想试试。

那之后，我开始留意大队玉米地的情况。

地是老把式吴满囤管着的，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一条腿有点瘸，走路一拐一拐。值夜巡田是轮班，队长李长河、会计孙得贵、贫农代表老孙头，还有一帮壮劳力轮流值。妇女主任周玉芬不定时来查。周玉芬是前年从公社调下来的，三十来岁，男人是煤矿上的，常年不在家，她一个人管着全村妇女工作和思想教育。这人不好惹。她进村第二天，就在地头上揪住一个偷南瓜的，当众挂牌，游街游了半个村子。据说那人还是她本家表亲，她照样不留情面。

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把巡田的时间、路线、来回的频率算了又算。吴满囤瘸腿，走得慢，巡一圈要四十分钟，老花眼，天一黑基本是瞎的。李长河胆子小，巡逻就是应付差事，象征性走一圈就回。最该防的是周玉芬，这女人不声不响，走路没声，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绕到地里来。

算得再细也没用。我已经没力气再等了。

五月三号那天晚上，我记得太清楚了。月亮躲进云里，风从河沟那边刮过来，带着水汽和玉米叶子的沙沙声。我饿得胃里一阵阵往上泛酸水，两条腿浮肿得撑得皮肤发亮。我站在自家那半扇破门前，往南边望过去。大队玉米地就在半里外，乌压压一片，跟夜色连在一起。风一吹，叶子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地里爬。

我拢了拢裤腰带，把脚上的破布鞋系紧，弓着腰，出了门。

第二章 深夜偷粮，人赃俱获

月亮隐在云层后面，那条去往村南的小路，黑得一步踏空就能栽进沟里。

我走了不到两百步，后背已经湿透了。不是热，是饿出来的虚汗。腿沉得跟灌了铅似的，每抬一下都要用尽全身力气。脚底下踩到什么就咯吱响一下，我生怕弄出动静，走两步就停下来听，听见的都是自己粗重的喘气声。

村南的大道走不得。晚上虽然黑，可那条道上碎石头多，走起来响，而且四野开阔，容易被人看见。我选了沿河沟的小路，沟里半干，边沿上长满野草，踩下去软，没声。就是蚊虫多，刚走几步，脸上、胳膊上就被叮了好几个包。我没敢拍，怕响声传出去。蚊子叮过的皮肤上又麻又痒，我咬着牙，越走越急。

半里地，平时放牛十来分钟就到。那天晚上我走了得有半个小时。

到地头的时候，云层裂开一道缝，月光漏下来，正好照在那片玉米地上。秆子整整齐齐地立着，比我还高，叶子支棱着，边缘的齿痕在月光下泛着白。穗子已经鼓起来了，顶上的红缨绺子干了，蜷成一团，贴着棒子头。地里的杂草不多，看得出吴满囤侍弄得细心。地上有踩出来的田垄，硬邦邦的，人走在上面不会留下太深的脚印。

我蹲在地头的土坡上，看了好一会儿。四周静得出奇，只有玉米叶在风里互相摩擦，发出细碎的沙沙声。远处村子一片黑，连狗叫都没有。河沟里偶尔传来一两声蛙鸣，细声细气，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我数着自己的心跳，蹦得厉害。这腿脚不争气，越是想稳，越抖得跟筛子一样。我咬了咬牙，心想来都来了，再空手回去，就是饿死在破屋里也没人收尸。我慢慢从土坡上滑下来，蹲着身子，一步一停地进了玉米地。

进地之后，整个人被玉米秆子裹住，月光照不进来，眼前全黑了。我只能靠手摸。手伸出去，碰到的是带毛刺的叶子，再往上一点，就能摸到斜斜插在秆子上的棒子。我摸到一个大小差不多的，估摸着有半尺长，皮上有点湿。手往下一掰，没掰下来，秆子太粗，棒子连着秆子那段又韧又硬。我把棒子往下一拧，转了好几圈，才听见“咔”一声脆响，棒子从秆子上断了，落在我手里。

那一声太脆了。

在夜里，像根树枝被人硬掰断，响得我耳朵根子都竖起来。我屏住呼吸，蹲在原地，一动不敢动。等了不知道多久，地外头没有什么动静。风又刮起来，把叶子的响声铺满整片地，把那点回声盖过去了。我松了口气，把掰下来的棒子揣进怀里，又伸手去摸第二个。

第二个没费多少事，拧了三四下就下来了。我把它也往怀里一塞，转身就要往外走。玉米叶子在我脸上划拉出一道道细口子，汗一浸，火辣辣地疼。我也顾不上了，弯着腰，顺着地垄往前摸。心里盘算着，从哪条路回去最快，回去就煮了吃，皮都别剥，整个搁水里煮，煮得半生不熟，趁热咬下去，让那个浆汁儿……

我正想得入神，左前方突然亮了。

一道白光从地头斜着打过来，正正落在我脸上。那光又细又亮，刺得我眼睛发酸，什么都看不清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整个人像被钉在原地，两条腿突然就不会动了。脑袋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在反复炸响：完了、完了、完了。

白光晃了晃，落在我胸口的位置。我低头一看，那两个玉米棒子正从我怀里露出一截，青色的外皮上沾着夜露，在光下湿漉漉的。

白光后面，一个声音响起来，平静得可怕：

“别动。”

就两个字。却比黑夜里炸雷还让人胆寒。

我慢慢抬起头，强光后面的人影走出来了。她关掉手电，月光刚好从云层里探出来，照在她脸上。周玉芬。她穿着件深蓝色的干部服，下摆塞进灰布裤子里，腰间扎根布腰带，裤腿卷到脚踝。脚上穿着双草鞋，沾着泥。她站在地头，两条腿一前一后，重心落在后脚上，稳稳当当，像早就等在那里一样。

她没看我脸，先看我怀里鼓出来的那两个棒子。然后又看向地头的方向。吴满囤站在她身后十来步远，拄着根木棍，脸色灰白，手电还亮着，光柱斜斜地戳在地上，晃来晃去。他喘着粗气，看着我的眼神里都是惊吓。

周玉芬朝我走过来。一步、两步、三步。她踩在田垄上，声音很轻，草鞋底蹭着干土，像沙沙的小雨声。走到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她停住了。她比我想象的要矮一些，可站在那儿，就跟一堵墙一样，密不透风。

她伸手，不慌不忙地从我怀里把那两个玉米棒子抽出来，举到眼前看了看。月光照着她的侧脸，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眉头拧得死紧。她把棒子握在手里，沉声问：

“大半夜，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张了张，发不出声。

她抬眼，目光落在我脸上，从我浮肿的脸颊扫过，又看了看我的腿。她的眼神冷而锐利，像在翻看一份判决书。“陈大勇，”她叫出我的名字，连名带姓，“你知不知道，偷集体粮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我“噗通”一声跪下了。

那会儿顾不上什么脸面了。饿得半死的人，命悬一线的时候，膝盖比任何时候都软。我跪在地上，嘴里断断续续地说：“周主任，我饿……我家断粮半个月了……我实在饿得不行了……我是第一次……我保证以后……”

她没打断我，可也没出声。我越说越乱，说到后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胡言乱语什么。直到吴满囤那个大嗓门响起来：

“周主任！抓到了就该送大队！按规定办！”

他这一嗓子在夜里传得远。我跪在地上，心里一沉到底。完了。果然，不到片刻，远处就有人声往这边过来。手电光一束一束地在田埂上晃，脚步声杂沓地响。队长李长河披着件破军装跑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会计孙得贵、孙得贵的老婆、老孙头，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后生。一个个手里不是拿棍就是拿手电，脸上又惊又怒。

“咋了咋了？”“谁偷粮？”“抓着了？”“是陈大勇？！”“这个兔崽子……”

七嘴八舌的声音砸过来，我跪在地上，脑袋垂下去，不敢看任何人。有人踹了我一脚，踹在后背上，力气不大，却把我踹得整个人扑在田垄上，脸埋进玉米根旁边的湿土里。那一下太突然了，我嘴里灌进了泥沙，又苦又涩。

“住手！”周玉芬的声音响起来，“还没审清楚，不许动手。”

“主任！这还有什么好审的！人赃并获！”孙得贵尖着嗓子喊，“两个棒子！那是生产队的粮！按规矩，送公社！”

“就是！这还了得！”

“吃不饱也不能偷啊！都像他这样，队里还干不干了？”

“我看他早就不老实！家里没粮？谁家粮多？怎么就他偷？”

“人家二婶家不就在隔壁吗？至于饿得偷粮？还不是手贱！”

人群越围越密。我趴在地上，只觉得四周全是腿和脚。有人往我身上啐了一口。还有人小声说：“送公社，肯定得游街。”我那时候已经感觉不到什么屈辱了。人能饿到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连羞耻心都是稀薄的。我满脑子只剩一个念头：我要死了。不是饿死，就是被打死，或者被斗死。都一样。

李长河挤到前面，躬着身子对周玉芬说：“周主任，人赃俱获，按程序得报公社。您看……”

周玉芬没接话。她把手电重新打开，往我脸上照了照。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只能偏过头去。她又走了两步，半蹲下来，手电光从我脸上滑到我的手。我的手指头还抠在土里，指关节肿得发亮。她把光柱停在我手背上看了一瞬，然后关掉手电，站直了身。

“都别吵。”她声音不大，可嘈杂的人群突然就静下来了。

她扫视了一圈围着的村民，最后目光落回我身上。我匍在地上，听见头顶上传来她一句问话，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往心里砸：

“陈大勇，你今天要是被送去了公社，这条命，还保不保得住？”

我喉咙一哽，没说话。

“你偷粮，是事实，你认不认？”她又问。

“认。”我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沙哑得不像人。

她点了点头，沉默了一小会儿。春夜的风从地里穿过，把玉米叶吹得簌簌响。四周的人都等着，等她一声令下，就把我往公社拖。

李长河咳嗽了一声，小声催：“周主任，时间不早了……”

周玉芬突然转过身，背对着我，面向所有人。月光被她的人影劈成两半。她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人，我不送公社。”

我猛地抬起头。人群炸了锅。

“什么？”“不送公社？！”“这怎么行！”

周玉芬抬起手，往下一压。所有声音又硬生生憋回去了。

她侧过头，眼角扫着我，语气冷硬如铁：

“但是，陈大勇，我不替你背这个罪。今天不送你去公社，不是因为可怜你。人是我抓的，事情怎么处理，我说了算。你面前就两条路——”

她停了一瞬。

“第一条，我现在把你交给队长，连夜送公社。偷盗集体粮食，人赃并获，到了公社你该是什么结果，你自己心里清楚。”

她顿了顿，把第二个玉米棒子扔在我面前的地上。

“第二条，今晚跟我回去。回去之后，听我安排。从明天起，队里最脏最重的活你先干。工分照扣。粮食，我按你出工量从我家口粮里匀。你要是不争气，随时还把你送到公社去。”

人群静了片刻，随即议论声又炸开来，这次比刚才更猛。

“跟主任回家？这算咋回事？”

“这就完了？不处理了？”

“谁知道带回家是干啥去了……”

“陈大勇，你赶紧起来吧！主任给你脸呢！”

吴满囤在旁边直跺脚：“周主任！你这不是坏了规矩嘛！这开了口子，以后还管得了谁？”

周玉芬冷冷地看他一眼：“谁有意见，谁就到公社去反映。现在，要么他把人带走，要么我把他带走。”

她的目光重新落到我身上，一字一句：

“陈大勇，你选。”

我趴在地上，整个人抖得跟风里的枯叶一样。两个玉米棒子躺在我面前，沾着泥土。夜色浓得化不开，所有人的目光都压在我身上。

去公社，就是死路。游街、批斗、也许还要劳改。闹不好真活不成了。

跟她回家，我不光得看她脸色过日子，全村人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可不比淹死强？只要还能活。

我咬了咬牙，从地上爬起来。

膝盖还没站直，整个人就往前栽了一下，要不是用手撑住地，差点又跪回去。眼前黑了一阵，我甩了甩头，拼着最后一点力气，站住了。

“我……跟您回去。”

声音很小，可在场每一个人都听见了。

人群中“哗”的一声，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我一句也没往心里去。我已经没有那个力气了。

周玉芬没再看我，对李长河说：“人散了。有事明天再说。”

她转过身，往村里走。我拖着两条肿腿，一步一步跟在她后面。

身后那些村民的议论声，像蛆一样往我耳朵里钻。走了老远，还能听见孙得贵尖着嗓子在喊：“这算什么事儿！这算什么事儿！偷粮的不处理，还跟着主任走了！”

我低着头，看着周玉芬的草鞋后跟在泥路上一抬一落。她没有回头，也没有放慢步子。

那一晚上，天上的月亮时明时暗。我肚子里没有一粒米，可我知道，从今往后，我这条命，算是暂时捡回来了。

第三章 两条死路，赌命抉择

跟周玉芬回家的路并不长。

从村南玉米地往西，经过一条窄巷，再拐两个弯，就到她住的地方。她住的是村卫生所后面那两间平房，原是大队放杂物的，她来之后才腾出来，一间住人，一间放账本、文件。平房外头围了圈半人高的竹篱，篱门虚掩着。她伸手一推，迈进去，又回头看我。

我站在篱门外，两腿发软，身上全是泥，脸上脏得不成样。她的目光停了我几秒，没说话，走到屋门口摸出把铜钥匙，开了锁，进去。堂屋里黑着，她点了盏煤油灯，火苗一蹿，把半间屋子的影子都摇晃起来。她招了招手，我挪进屋里，站在靠门的地方，不敢往里去。

她没让我坐。从灶头拎出个黑瓦罐，往木盆里倒了一舀子凉水，又兑了点滚水，试了试温度，把盆放到地上。

“洗把脸，把手洗了。”

我蹲下去，手刚伸进水里，泥和汗一混，盆里的水顿时浑了。她站在一边看着我，我也顾不上好看不好看，三下两下把脸上、手上、胳膊上抹了一遍。那水的温度浸到皮肤，整个人清醒了几分，也把今晚的事想起来了。

“周主任，”我闷声说，“我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

她把油灯往桌上一顿，火苗“啪”地一跳。她没接这个话茬，走到灶边，揭开锅盖，里头有小半锅红薯稀饭，糊糊的，已经凉了。她舀了一碗，递给我。碗沉甸甸的，上面漂着几片切薄的红薯。我两只手捧着碗，像捧着什么天大的宝贝。嘴还没凑上去，眼泪就掉了下来。

“哭什么，吃了再说。”

我低着头把那碗红薯稀饭喝进肚子里。碗底最后剩的一点糊，我用手指头刮干净，塞进嘴里。她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手搭着膝盖，看着我吃完，从桌上又倒了杯水，推过来。我没客气，一仰头灌下去。肚子鼓起来，疼，但疼得踏实。

吃完之后，我的神志才真正从饿虚里挣出来。外头万籁俱静，偶尔有几声春虫断断续续的鸣叫。煤油灯的光黄恹恹地跳着，照在她脸上，五官清晰而沉静。她瘦，颧骨微高，一双眼窝陷进去，可眼光特别亮。那衣裳虽然旧，却浆洗得整整齐齐，连膝盖都服帖。她搭在膝上的手，指节分明，一看就是长年握镰、握笔都行的。

“吃完了？”她问。

“嗯。”

“说说，你偷粮之前，都想些什么了。”

我低着头，沉默半晌，说：“想活。”

她没接话。过一会儿，她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步，背对着我说：“我今天晚上，本来可以不来地里。是满囤家小的告病假，他替我，我不放心，才去看一眼。你就那么撞上来了。”

她转过身，眼睛紧盯着我：“你还想活，好，我给你一个活路。但你记死了——你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有人看着。村里人等你再犯错。我不可能每次都替你兜着。你以前有什么毛病，我不追究。从明天起，你六点钟到我这儿，我安排你干活。一天四分工，粮从我口粮里出。干不好，你卷铺盖自己滚去公社。”

我“嗯”了一声。她没再说话，指了指堂屋靠墙的一张草铺：“今晚你睡那儿。明天一早，跟我去大队认错，当众把字签了，把保证书贴在队部门口。”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当众认错、贴保证书，这跟游街也差不了太多。光是那张纸，一贴出来，我这辈子在村里就别想抬脸了。

“怎么，不愿意？”她声音冷下来，“人赃并获，你要是连这个都不肯认，那现在就走。出门右转，李长河家还亮着灯，到了他那儿，天一亮就送你去公社。”

我攥了攥拳头，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我认。”

“去睡吧。”

那一夜我躺在那张草铺上，眼睛盯着黑乎乎的天花板，根本没怎么合眼。身下铺了草，暖和，肚子里那碗稀饭还在，手脚慢慢回了点热乎气。可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外头稍有风吹草动，我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坐起来。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明天认错、贴保证书的情景，还有村里人那些恶狠狠的眼神。

天还没亮透，我就起来了。周玉芬起得更早，已经洗漱完，站在篱笆外头扫地。她看见我出来，把扫帚一放，说了声：“走。”

大队部在村子中心，两间土坯房，外墙上还刷着白灰标语，字迹斑驳。门口有块空地，平时开会站人用的。那时候太阳刚刚从东边山坳里冒头，红彤彤的光铺下来，把整个村子染成了一种土金色。早起的村民三三两两地往大队部这边来，手里端着饭碗，有的蹲在路边吃，有的就站着。他们脸上还是看热闹的表情，有人开始交头接耳，眼睛往我身上扫。

李长河已经来了。孙得贵也在，捧着个搪瓷缸，吸溜着里头的茶水，见我进来，鼻孔里哼了一声。吴满囤站在旁边，拄着棍，脸拉得老长。周玉芬走进去，从桌子上抽出一张白纸，说：“写保证书。写清楚你干了什么，错在哪里，以后怎么办。”

我接过纸，在桌上铺平。笔是一支旧钢笔，笔帽都掉了。我握住笔，手抖得厉害。那几个字，我写得很慢：“我叫陈大勇，今年十九岁。五月三号夜里，我偷了大队玉米地两个玉米棒子，人赃并获，严重破坏了集体生产。我认错，保证以后不再犯，从今天起接受监督，踏实劳动，弥补错误。”

字写得扭扭斜斜，有几个字还沾了手上没洗净的泥。我按下手印，把纸交给周玉芬。她看了一遍，递给李长河。李长河匆匆扫一眼，又递给孙得贵。孙得贵撇着嘴，像拿张脏东西似的，用两根手指夹着，看完又扔回桌上。

“行了，”周玉芬说，“贴出去。”

孙得贵没动。他抬头看了眼李长河，又看了眼周玉芬，脸上浮出点油滑的笑：“周主任，你这处理，能不能算数啊？偷集体粮食这么大的事，一张保证书就完了？”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周玉芬的声音平淡，可眼睛已经扫过去。

孙得贵被她一盯，脸上的笑僵了僵，干咳一声说：“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村里得有个说法不是？这以后大家伙儿，说出去不好听。”

“说法不就在纸上吗？白纸黑字，谁想看谁看。”周玉芬抄起那张保证书，大步走到门外，从窗台上抓起几口生了锈的图钉，“啪啪”几下把纸钉在了墙上。她动作利落，图钉砸在土墙上，声音干脆。钉完转过身，对着围观的村民说：

“陈大勇偷粮，按规矩该送公社。昨晚我抓的人，我决定把他留在村里监督改造。从今天起，他每天出工，工分扣半，粮食由我个人口粮里扣。如果大家信不过我，可以向公社反映。”

人群里安静了一瞬。随后，议论声像被拨开的蜂窝，嗡嗡地响起来。孙得贵老婆嗓门最大，站在人群后面大声说：“这算什么？偷了粮就贴张纸？还吃周主任的粮？这不等于占便宜了？”

“就是！这以后大家都去偷，反正有主任兜着。”

“早知道这样，我也掰去！”

周玉芬没动怒，只提高了声音：“偷粮的人，昨晚差点饿死在地头。你们谁也想跟他一样拿命去换两个玉米，尽管去偷。但我丑话放在前头，被我抓到的人，不一定有他这么好运。”

这话一出来，人群的声音低了下去。谁都知道周玉芬能说到做到。可我心里清楚，那些声音没有真正熄灭，它们只是转入了地下。往后我在村里走，那些议论就会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甩不掉。

签完保证书，周玉芬让我去队部后面领工具。铁锨、锄头，都是人家挑剩下的，锨刃卷了边，锄把上全是倒刺。我扛上工具，跟着早出的社员去地里。从村口到田头，经过哪个地方，哪个人就斜眼瞧我。我低着头，什么也没说。肚里那碗稀饭早消化光了，可我今天有工分，有指望。光这一点，我就不能垮。

周玉芬没有像村民想的那样，让我做什么特殊活儿。她安排我跟在吴满囤身后，给玉米地松土、除草、补种。吴满囤不乐意，一路上骂骂咧咧，说话也夹枪带棒。他腿瘸，干活却不含糊，铁锄使得又准又狠。我弯着腰跟在他后边，他锄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干到中午，手心磨出三个大血泡，泡破了，血水混着泥，疼得钻心。吴满囤回头瞄一眼，冷声道：“疼就对了。这地里的粮，都是一滴汗一滴血换来的。别以为主任收你，你就跟别人不一样。”我咬咬牙，没吭声，换了个握锄的姿势继续干。

下午的太阳毒起来。我半截身子埋在玉米地里，叶子里头闷得像蒸笼，汗顺着额角流进眼里，杀得又酸又疼。中间有几次，我实在撑不住，拄着锄把直起身喘口气。地那头有几个年轻后生，边干活边往我这边看，其中一个叫赵老二的，平日就爱出风头，故意大声说：“哟，人家可是周主任的人，咱们这累死累活的，可比不了。”他旁边的人嘿嘿笑。我像没听见，埋下头继续锄。赵老二讨了个没趣，朝地上啐了口唾沫。

收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我拖着发软的两条腿往周玉芬家走。她已经在院里烧了锅，见我来，也没问白天的事，舀了碗杂粮饭递过来。饭是野菜掺着高粱面蒸的，又粗又硬，可我觉得比什么都香。吃完饭，她说：“屋里那张草铺，从今天起你自己收拾。井在院子西边，洗漱自己打水。明天还这个时候起来。”

我应了一声。她就进了里屋，关了门。

我在井边打水冲了个凉，水凉得人直打激灵，可浑身汗泥冲掉之后，清爽得不行。我坐在草铺上，透过竹篱的缝隙望出去。月亮从东边升起来，满院子银晃晃的。外头有风吹过，竹篱发出细碎的响。我摸了摸手心破掉的血泡，钻心地疼。

但疼，至少说明人还活着。

这个村子，这些人，这些流言蜚语，都等着看我怎么死。可只要我还能干活，还能挣工分，还有口吃的，我就不能死。

我闭上眼，对自己说：陈大勇，你记住了，从今天晚上起，你要一步一步，从这里爬出去。

第四章 流言滔天，负重前行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我每天天不亮就醒，天黑透了才回。

周玉芬家那间草铺，我睡到第三天就摸清了边角。靠墙的西侧有根房梁，顶上有几道裂，晚上能看见一点天光。下过一场雨，那裂口能渗下几滴雨水来，正好打在我脚边。我拿个破瓦盆接着，半夜听见“滴答、滴答”的响，像有人拿手指头一下一下敲那盆。我睡不着，就睁着眼听。听着听着，倒也习惯了。能有个遮风避雨的窝，比什么都强。

当众贴出去的保证书，在队部门口的土墙上贴了七天。那七天里，每天上工下工，我都要经过那面墙。白纸黑字，上头还按着我那个鲜红的手印。日晒风吹，纸边卷了起来，红手印也褪了色，可只要走过那儿，我就觉得后背发紧，像有无数根针从那些看热闹的目光里扎过来。

但我没躲。周玉芬说得清楚，越躲越让人戳脊梁骨。不如大大方方走，让他们看个够。看久了，也就没意思了。

头三天最难熬。我被编在吴满囤那一组，跟着几个整劳力在地里干。吴满囤从不给我好脸色，分活的时候，专挑最苦最累的给我。挑粪、清渠、翻淤，哪样重哪样归我。粪桶压着肩，扁担往皮肉里扣，走一步，桶沿就晃出一片粪水，溅在裤腿上。那股味，从地里走到地头，老远就有人捏鼻子。赵老二那帮人凑在地边看我，嘴里念念叨叨，什么“周主任家的掏粪工”“吃软饭还干不了重活”，一句比一句难听。

我抿着嘴，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地扛。肩上的皮磨破了，晚上脱衣裳时，布和皮肉粘在一起，一扯就出血。周玉芬看见了，没说话，从屋里翻出个铁皮小盒，丢给我。盒里装着半盒黑乎乎的膏药，味道辛辣刺鼻。我挖了一块抹在肩上，疼得浑身直抽。第二天照样出工。

春末夏初，地里的玉米高得没人头。农忙一茬压一茬，收完春玉米又得种秋红薯。队里人手紧，我这个半犯身份的人，反倒成了最闲不下来的。周玉芬除了让我下地，还打发我去村口挑水、修路、清理水渠。她跟谁都没解释，为什么把这么多活压给我。有人当面问她，她就一句话：“他不干，你干？”那人就噎住了。

六月中旬，村里出了件事。

连着十几天没下雨，渠里的水快干了，村西头那一片稻田急等灌水。生产队的旧抽水机坏了。那台机器老得没牙，我记事起就搁在大队后院的破棚子里，锈得跟个铁疙瘩似的。李长河让人抬出来，好几个人折腾了两天，汽缸拉不开，皮管子裂着口子，底下漏油。孙得贵会点修机器的活，捣鼓半天，最后把手一甩：“修不好了，得去公社请人。”可公社那边也忙，哪有工夫来。李长河急得嘴上冒泡，天天在队部院子里转圈，拿个搪瓷缸敲着桌子角。

那天下工，我经过后院，看见吴满囤蹲在那台锈机器旁边，一口一口抽着旱烟。机器盖子拆开了，里面的零件黑乎乎粘在一起，像一堆烂肠子。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没说话。

“看什么看？”吴满囤把烟袋锅往地上一磕，“你个讨饭的还懂这个？”

我没理他，往前走了两步，蹲下去看。那机器虽然锈得厉害，但结构跟我小时候在公社农机站看的一台旧柴油泵差不多。我爹活着的时候，在农机站帮过忙，我跟着他去看过几回。记得那老师傅说过，这种老机器，滤清器容易堵，油管老化会进气，拆开先把里头的油垢清了，管子该换就换，火花塞一擦，调调间隙，大多还能转。

我伸手摸了摸那根最粗的油管，一捏，管子早就脆了，手一松就裂了口。我抬头看吴满囤，说：“这管儿得换。里面油垢也得清。”

吴满囤翻了个白眼：“废话！我还不知道得换！没料！公社都调不来！再说了，换了也白搭，这机器都放了四五年了，早废了。”

我没再说话，站起来走了。那天夜里，我没睡死，脑子里全是那台旧抽水机。我记得后院还有台报废的手扶拖拉机，油管或许能拆下来通用。队里不是没有料，是没人愿意费那个劲。孙得贵修不好，是压根没真修。他修机器就一个路数：拆开，拿块布擦擦，装回去，转不动就说坏了。他怕修不好丢面子，更怕修好了以后这活都落他头上。

第二天出工前，我跑到周玉芬面前，把这事说了。她正往竹篱上晾衣裳，手里还攥着个木夹子。听我说完，她转头看着我：“你修得好？”

“我能试试。”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最后一件衣裳夹上，拍了拍手上的水：“去后院看看。三天之内修好，记你二十个工分。修不好，扣你半个月粮。”

这话没避着人。旁边几个听见的村民立马围过来，七嘴八舌。孙得贵也在人群里，脸一沉：“周主任，你这不是乱来吗！那机器我修了两天都不行，他一个偷粮的能修？”

周玉芬头也不抬：“你修不好，就让他修。谁修好算谁的。”

孙得贵嘴都气歪了，冷笑一声：“行啊！我倒要看看，他能修出个什么花来！”

我扛着工具进了大队后院。那台抽水机躺在破棚子正中央，零件拆了一地。我先把散落的零件按顺序码好，又去旁边那台报废的手扶拖拉机上拆了根油管，比了比口径，差不多。队里仓库里翻出两瓶积灰的柴油，还有几块砂纸。我蹲在棚子里，用砂纸一点一点打磨汽缸里的锈。从早上磨到晌午，腰酸得直不起来，十根手指头全黑了。中午饭是周玉芬让村东头的陈婆送来的，两个高粱面窝窝，一碗稀糊。我三两口吃完，继续干。

修到第二天傍晚，机器总算装回去了。我试着拉动启动绳。第一下，没响。第二下，机器“吭吭”了两声，又没响。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下工回来看热闹的村民。孙得贵站在人堆最前面，抱着胳膊，脸上那个笑，比旱天的地缝还深。赵老二也挤过来，嘴里叼着根草棍，阴阳怪气：“哟，陈大勇，你这一身油污，别把机器修得比脸还黑啊！”

我咬紧牙关，调了调火花塞间隙，又换了个角度，猛力一拉。绳子“嗡”的一声，机器“轰”地一下，突突突地响起来。黑烟从排气管里突突往外冒，车身都在震。那声音，又响又亮，跟闷雷一样滚过半个村子。

人群静了一秒。随即“哗”地炸开了。

“响了！真响了！”

“我操！陈大勇还真把机器修好了！”

“快！快抬到西头去抽水！”

李长河从队部冲出来，脸上还带着睡觉的印子，看见机器转了，嘴巴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吴满囤拄着拐站在角落里，抽着烟没说话，但眼睛一直盯着那台轰鸣的机器，烟袋锅都熄了也没发觉。

周玉芬从人群后面走上来。她什么也没说，只看了一眼那台转得正欢的机器，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东西轻轻地动了一下。

“明天继续上工，”她转过身，丢下一句，“记二十工分。”

从那天起，村里关于我的闲话少了一些。至少，不再有人说我“光吃软饭不干活”了。赵老二那帮人见了我，脸上的嘲笑换成了不自在。他们绕着我走，可那并不是服气。是憋着一股劲，不知道往哪儿使。

但流言从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个方向。有人说我自小在农机站偷学，原来手早就不干净。也有人说我修机器，是为了以后偷粮方便。更有人说周玉芬早有打算，把我弄到身边，就是图我年轻能干活，这话传到后来，就变得很难听了。

有天早上，我去井边打水，陈婆在井台边洗衣裳，低声对我说：“大勇，村里人说你……说周主任对你不一般。你可当心。”

我没说话，把水桶往上提。井绳在我手掌里勒出一道红印子。

“清者自清。”我吐出四个字，转身走了。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有数。周玉芬在村里的威望，就像一棵大树，树大招风。她越护我，有的人就越恨。他们动不了她，就都盯在我身上。我必须步步小心。一个错处，就会被人揪住往死里踩。

那阵子，我拼命学。白天地里干完活，晚上回到周玉芬家，我就在灯下看她的旧报纸。她订了一份公社的通报，字不多，但能知道外头的动向。我看到七月初的报纸上，有几行小字，说“部分地区农村试行多种经营”“鼓励社员养猪养鸡”。我把那段话看了很多遍。周玉芬注意到我看报纸，也没说别把报纸弄皱，自己收了，又问我：“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

我指着那几行字：“主任，您说，养猪这事，咱们这能搞不？”

她没直接回答，只把煤油灯调亮了点，说：“先把地里的活干好。别的，还早。”

她没说不能搞。我记住了。

第五章 层层考验，硬刚刁难

抽水机的事，让我在村里有了点不一样的底气。

可还没等我把那点底气捂热，就有人打上门来。

那天下工后，我照例去井边打水。赵老二带着两个后生，大摇大摆地堵在井台前。一个叫张二宝，一个叫胡军，都是赵老二玩到大的兄弟。三个人往井边一拦，水桶不让我放。赵老二叼着根烟，斜着眼：“哟，修机器的能人来了。来来来，帮哥几个把水桶打满了，以后嘛，叫你声陈师傅。”

张二宝和胡军嘿嘿笑。我看了赵老二一眼，没说话，拎着桶想绕过去。张二宝一伸腿，把我绊了个趔趄，桶里的水泼出来，浇了我半条裤腿。我站稳身子，抬头看他们。赵老二把烟头一吐，凑近我：“怎么的，不乐意？觉得有周主任撑腰，就横起来了？”

周围的人纷纷往这边看，却没一个人过来。不远处的墙根底下，孙得贵正蹲着抽烟，脸上那表情，明摆着看戏。

我攥紧水桶，手背上的青筋鼓起来。我知道，只要动手，错就在我。赵老二巴不得我动手。他正愁没理由把我从周玉芬家弄出来。我吐了口气，松开拳头，把桶放回井沿，淡淡说了句：“水桶就放这儿，谁爱打谁打。”

说完我转身就走。赵老二在身后“哎”了一声，追上两步，一把拽住我的后领子：“怎么跟哥几个说话呢？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也不撒泡尿照照！”

我被他拽得后退两步，后脚跟磕在井台石头上。我没还手，只是扭头，看着他那只攥着我领口的手，说：“赵老二，我劝你松开。”

“我不松怎么着？”

“不松也行。”我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你今晚要是打了我，明天全村人都知道你赵老二欺负一个修好抽水机的人。你自己掂量掂量。”

赵老二的手僵了一下。周围已经有人在低声议论。孙得贵在墙根下大声咳嗽了一声。赵老二脸涨得通红，手松开了。我整了整领子，不紧不慢地捡起水桶，把水打满，从他们三个人中间穿过去。走到巷口，我回头看了一眼。赵老二还站在原地，脸黑得像锅底。

这事之后，赵老二不再明着找我麻烦。但暗地里的手段，一个接一个地来了。

先是我的锄头。有天早晨上工前，我发现自己的锄把被人用刀从中间劈了个裂缝。表面上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使了几锄，那锄头“咔”一声从裂缝处断成两截，锄板飞出去半尺，差点砸着前面的人。我攥着半截木柄站在地里，所有人都在看。赵老二在远处直起腰，朝我这边吹了个口哨。旁边的张二宝跟着笑。

我咬了咬牙，把断锄扛回队部。管工具的孙得贵捏着账本，斜眼看我，说：“这锄把子昨天还好好，今儿就断了？陈大勇，你不好好干活，拿工具撒什么气？赔！工分扣！”

我盯着他：“这断口是旧的，里面早就劈开了。我使之前就坏了。”

“你说坏就坏？我还说你自己弄的呢！”孙得贵把账本一摔，“要么你赔，要么你自己去库里挑根烂的。反正好工具是给正经社员用的。”

我站在队部台阶下，握着那半截锄把。周围的人像看猴戏一样盯着我。我忍住了，没跟他吵。晚上回到周玉芬家，我从后院柴堆里找了根粗细合适的榆木棒，拿刀把一头削尖，嵌进半截锄板里，又用麻绳一道一道缠紧。弄好之后，在灯下试了试，入地有劲，不晃。第二天带着去上工，吴满囤看了我一眼，竟没骂。他颠了颠那锄头，说：“凑合能用。”

赵老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没过几天，村里开始传我夜里不睡，在外头溜达，不知打什么主意。又说我在周玉芬家白吃白喝，偷看她家粮仓。这些风言风语像地里疯长的野草，东一撮，西一簇，怎么割都割不干净。我走到哪儿，都能感觉到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有一回，我去供销社买盐，柜台后的老张用那种眼神瞅我，先往我身后看，再小声问：“在周玉芬家还缺盐？”我还没说话，他自己就笑了。

我回到家，看到周玉芬站在院里的井台边，正拿个扫帚扫地上的落叶。我走过去，闷声说：“周主任，要是我住在您这儿不方便，我搬回老房子去。那些闲话，不能污了您的名声。”

她扫帚没停，头也不抬：“怎么，听见几句风言风语，就顶不住了？”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你当外头那些人，是真的在乎你住哪儿？”她直起身，把扫帚靠在竹篱上，“他们就是看不得你这么个人还能有口饭吃。你搬回去，明天该说的还是说。你以为躲开就完了？”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

她看着我，眼里清亮：“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你做得好，流言自然不攻自破。你要撑不住，就上了那些人的当。”

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那天夜里，我躺在草铺上，把这些日子受的冷眼、暗算，一件一件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赵老二那断锄，孙得贵那嘴脸，还有村民那些风凉话，我全都记着。不是为了记仇，是提醒自己不能松懈。我要比现在干得更好，让那些人无话可说。

六月底，大队开始给秋红薯育苗。地翻了，苗床起了，可连着高温，苗床容易烧。老办法是盖上草帘子，早晚洒水。这活又累又细，队里没人愿意干，嫌夜班熬人。周玉芬把我派到苗床去，跟吴满囤搭档，一个白天一个夜里。吴满囤白天，我夜里。一连半个月，我白天睡觉，夜里顶着露水，在苗床地里来回走。每两个小时洒一遍水，水从井里现打，提着桶，光脚踩在泥里，脚趾头泡得发白。那半个月，我晚上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有天半夜，我正打着水，忽然听见苗床边的小路上有动静。我放下桶，抄起铁锨，压低身子摸过去。借着月光，看见两个人影蹲在苗床边，正扯那盖苗的草帘子。我的心一下提起来，等他们抱起一摞草帘子要走的时候，我站了出来。

“干啥呢！”

那两人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我，扔下草帘子就跑。我追了几步，认出是张二宝和胡军。两人蹿进玉米地里，眨眼没了影。我没再追，回头把草帘子重新盖好。蹲在苗床边，我摸了摸那绿油油的红薯苗，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冲我来的。苗床要是出了事，第一个受罚的就是我。

第二天一早，我把夜里的事报给周玉芬。她听完，沉声问：“你看清了是张二宝和胡军？”

“看清了。”

她没说话，转身去了队部。当天下工前，李长河敲了上工的钟，把全村劳力聚在队部前。周玉芬站在台阶上，声音冷硬：“昨天夜里，有人摸到大队苗床，扯了苗床上的草帘子。人跑了，但陈大勇看清楚了。大队的苗子，就是全村的命。谁再敢动，不管是谁，我直接报公社，按破坏生产罪处理！”

下面静成一片。我站在人群里，看见赵老二跟张二宝、胡军站在最后面，三个人脸色都不太好看。张二宝还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那天晚上，赵老二带着张二宝、胡军找到我。我没回周玉芬家，还在苗床边巡夜。他们三个从地头冒出来，赵老二走在最前面，脸色跟生铁似的。我抄起铁锨，站在原地没动。

“陈大勇，”赵老二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停下，“你别以为周玉芬护着你，你就能在这村里横着走了。”

我没说话，看着他。

“昨晚的事，是我让去的。你想怎么着？”

他挺着胸，一副豁出去的样子。张二宝和胡军在后头，一左一右，跟两个护法一样。夜风从地里吹过，远处河沟里的蛙鸣一阵高过一阵。我把铁锨往地上一插，说：“我想怎么着？我想你们哪来的回哪去。今天这事，我还没报周主任。你要想闹大，我现在就喊人。你信不信这一嗓子出去，半个村子都能听见。”

赵老二脸色变了变。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赵老二，你我无冤无仇。你稀罕出风头，我管不着。可你不能拿大队的苗子出气。那些苗子，关系到队里几十口人。你扯了草帘子，最多让我挨顿罚。可苗子毁了，你赵老二家也得跟着挨饿。”

他嘴角动了动，没吭声。

“今晚这事，我就当没看见。但你给我记着，没有下回。再让我抓着，我不找周主任，直接去公社报案。”

赵老二直直地盯了我好一会儿，最后咬了咬牙，转身走了。张二宝和胡军犹豫着跟上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站在苗床边，把铁锨拔出来，往地里一杵。蛙鸣又近了，像是在我脚下。

那之后，赵老二消停了好一阵子。张二宝见了我能躲就躲。胡军甚至有一天在村口碰到，还跟我点了点头。我知道这种消停是暂时的。可就是这暂时的消停，让我终于能喘口气。周玉芬听说了赵老二找我的事，没多问，只在吃饭时多了句：“你现在也硬气起来了。”

“不是硬气，”我扒了口饭，“是被逼得没路了。”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到了七月，红薯苗全都插下去了。一场透雨下来，地里的苗子绿汪汪一片。吴满囤蹲在田头，抽着烟，眯着眼看那一片绿，忽然说了句：“陈大勇，今晚不用来了。”

我愣了一下。他站起身，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也不看我，说：“苗子成了。你夜里熬了半个多月，也该歇歇。”说完背着手上坡走了。我站在地头，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热。这个瘸腿的老把式，总算正眼看我了。

第六章 洞察风口，蓄力崛起

雨下过之后，地里的活松快了些。

我身上的浮肿，早就消了。胳膊虽然还是细，但摸上去是实的，劲也足了。晚上洗完澡，借着煤油灯的光，我低头看自己那双手。手掌上的血泡磨成老茧，一层摞着一层，摸上去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洗不净的泥，嵌在黑处，闻起来是土腥味混着青草味。这种味道，几个月前我还觉得脏，现在闻着，心里踏实。

八月初的一天，周玉芬去公社开会，带回来一沓文件。晚上吃完饭，她把文件摊在桌上，用红笔在上头勾划。我收拾完碗筷，站在一边瞄了几眼。那是关于“农村开展多种经营”的通知，油印的字，有些地方模糊了。大意是，有条件的生产队，可以适当发展家庭副业，养猪、养鸡、种菜，自留地可以扩大一点。我看到“自留地”三个字，心就跳了一下。

“周主任，这个……咱队里能搞不？”我指了指那行字。

她没抬头，笔尖在纸上顿了一瞬：“上头说可以搞，但县里还没下细政策。你急什么。”

“我不是急。我是看咱们队里地广人稀，自留地都没分够。要是能多种点菜，不光自己吃，还能往外卖。”

她放下笔，抬头看我：“你想干？”

我点头：“我年轻，有力气，空余时间也没处用。您要是允了，我先在自家老屋后头那片荒地上试试。”

周玉芬没应声，站起身来，在屋里走了两步。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她忽然停下，说：“你有这个心，可以。但丑话说前头，队里可没工分给你。要干，只能用下工后的时间。种出来的东西，不能打集体的主意。卖多卖少，也不能声张。”

“我懂。”

“你不懂。”她转过身，脸色很正，“这当口，政策说松就松，说紧就紧。你现在背着个污名，万一被人告一状，说你搞资本主义尾巴，我可保不住你。”

我沉默了。她说的是实话。我这样的人，别说卖东西，就是从地里多拔一把草，都有人盯着。

“那……我先不卖。先把地开出来，种上菜。菜好了，送一部分给队里食堂，剩下的自己吃。等政策稳了再想别的。”

周玉芬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去吧。别弄得满村都知道。”

第二天下了工，我扛着把旧撅头去了老屋后头。那地方荒了不知道多少年，碎砖烂瓦堆得半人高，野草有齐腰深。我家的老屋早塌了一半，就剩两面断墙撑个架子。天黑之后，我就在那片荒地上刨。土硬，还有不少石头，一撅头下去，火星子都溅出来。我刨到后半夜，手上又起了泡，两只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看着翻出来的一小块新土，黑油油的，我心里就有了盼头。

那之后，我每天都去。天不亮去刨一会儿，下工后再去刨一会儿。没人知道。那片荒地在我家老屋后头，四面有断墙挡着，外头看不进来。我没跟任何人说。连二叔都瞒着。二婶有次撞见我背着撅头出门，问我干啥去。我说去老屋看看。她狐疑地盯着我，追了一句：“大勇，你现在跟着周主任好好干，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我嗯了一声，没多说。

半个月后，那片荒地让我开出来了。长七步，宽九步，比队里分的自留地还大点。我把土块打碎，起垄，分成六畦。菜籽是托周玉芬从公社带回来的。她没问我种什么，只拿了一小包油纸包好的籽给我，另带两把旧的小铲。我打开看，是白菜籽和萝卜籽。她还塞给我半布袋的草木灰，说底肥先凑合用。我心里一热。这些籽看着不起眼，可在当时，能弄到就不容易。

种菜这事，我白天没工夫，只能晚上点上小油灯在地里干。有天晚上，我刚埋完最后一行萝卜籽，直起腰，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我猛地回头，月光底下，周玉芬站在断墙边，手里提着一个瓦罐。

“喝口水。”她把瓦罐递过来。

我接过来，一口气灌下半罐。那水是凉的，带着点甜。喝完，我用袖子擦了嘴，看着她：“主任，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搞什么名堂。”她往那几畦新翻的菜地扫了一眼，“菜籽都下了？”

“下了。白菜三畦，萝卜三畦。都是晚间浇的水。”

她点点头，不说话，在菜地边蹲下来，拈起一撮土捏了捏。月光下，她的侧脸沉静如水。过了会儿，她站起来，说：“过几天得追肥。光靠草木灰不够。队里猪圈有粪，我让人给你留两桶。”

说完她就走了。我站在菜地里，看着她那瘦而直的背影走远。风从老屋的断墙外头吹进来，带着土腥味和刚翻出来的草根味。我想起小时候我娘在屋后种过几架豆角，也是这样，晚上浇水，一瓢一瓢，嘴里念叨着“豆角豆角快长”。那时候我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菜苗破土那天，我蹲在地上看了半天。那几棵小芽，顶着土块钻出来，两片小叶子嫩得透亮。我拿手指头碰了碰，软得不像话。那一刻，心里头居然咚咚地跳，跟看见什么了不得的宝贝一样。

日子很快，地里的菜长得不慢。到了九月底，白菜已经有碗口粗，萝卜也冒了头。我每天傍晚挑水浇菜，一挑就是二十多趟。肩膀磨出老茧，也不觉得累。看着那一片绿油油的菜，吃不吃饭都有劲。

但纸包不住火。村里有人发现我晚上总往老屋跑，开始嘀咕。赵老二知道后，跟孙得贵一合计，趁我去上工，跑到老屋后头看。一看那菜地，孙得贵的嘴就撇起来了：“好个陈大勇，白天装老实，晚上干私活！这是给自己种自留地呢！比队里的还大！”

话传到周玉芬耳朵里。她把我叫回去，关上门问：“外头都知道了？”

“知道了。”我说。

“多少人知道？”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她叹了口气，在椅子上坐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你打算怎么办？”

我早就想好了：“地里的菜，我留一半自己吃，另一半送到队里食堂去，给社员们添个菜。菜地的事，我请示大队，说是为队里种的。”我顿了顿，“这样，他们想告也告不起来。”

周玉芬看了我一眼，唇角几不可察地弯了一下，又很快绷住：“说得轻巧。队里那么多人，分你那点菜，一人一口都轮不上。有人会说，你这是拿集体的水浇自己的地。”

“那您说怎么办？”

她没直接答，只说：“你明天割了菜，去队部当众把菜送到食堂。不要多说话。就说是自己用闲暇时间种的，想给队里添个菜。别的人要说什么，让他们说。”

第二天，我照做了。一担白菜，一筐萝卜，往队部食堂门口一放。李长河从屋里出来，看见那绿油油的白菜，眼睛都直了。孙得贵站在旁边，嘴张了张，没说出什么来。食堂做饭的陈婆连声说好，把菜抱进去。我站在食堂门口，对围过来的社员说：“这菜是我用下工时间种的，没拿集体一分工。今儿给食堂添个菜，大家伙儿都尝尝。”

人群里有几个人鼓了掌。赵老二的脸黑得能刮下二两锅灰。张二宝小声嘀咕：“他这菜，还不是在集体地旁边种的。”旁边立马有人说：“人家种在自家老屋后头，算什么集体地？”赵老二回头骂了句：“就你话多！”

那天中午，队里食堂的大锅里多了一锅白菜萝卜汤。我分到一碗，上面漂着几片白菜叶子，那味鲜得我差点连舌头吞进去。这菜是我种的，可吃在嘴里，比什么都香。

从那天起，村里人看我的目光又变了一变。开始有人说，陈大勇这小伙子，不像看着那么孬。也有人说，周主任眼光毒，留他留对了。我还是不怎么说话，每天闷头干活。只是晚上回周玉芬家的时候，脚步轻快了些。

我知道，眼前这些还远远不够。那几畦菜，只是开始。天渐渐凉了，这一年快到头了。我透过周玉芬桌上的那张旧报纸，隐隐约约看到了更远的东西。上头登着外地一些农村搞副业致富的报道。我认认真真读了好几遍。那报纸上的字，像是另一片更大的土地，等着我去开垦。

第七章 顺势暴富，初露锋芒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

正月没过完，地气就往上翻。田埂上的土松了，踩上去软乎乎的，草芽子从地里拱出来，嫩得发亮。村口那棵被扒光了皮的老榆树，枝子上居然也冒出了几点新绿。那棵树被村里人当成了宝贝，去年饿得最狠的时候，有人半夜还去扒皮，后来树皮扒得实在没法再扒了，才放过它。今年这几点新芽，让不少人蹲在树下仰头看，嘴里喃喃：“能活了，能活了。”

我站在老屋后头的菜地边，手里提着水桶。那几畦白菜和萝卜早收完了，地空着。经过一个冬天，我积了些鸡粪和猪粪，又掺上草木灰，全扬在地里。土黑乎乎的，抓一把，指缝里漏出去，肥得能攥出油来。我盘算着，天一暖和，就下豆角和黄瓜，再种点辣椒。这些菜比白菜萝卜金贵，拿到集上卖得起价。

去年冬天，我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周玉芬从公社带回来的旧报纸，我一张不落地翻。有时候她开会回来，还带些文件让我帮她整理。她大概看出来了，我对政策上头的事格外上心。有一回，她丢给我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农村副业生产典型材料汇编”几个字。我捧着那本小册子，跟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一样，灯下翻来覆去看到半夜。

那本册子里，讲的是外省一些公社怎么搞养猪、养鸡、种药材、编筐子。说有的生产队，光靠养猪一年就能挣出半个队的口粮钱。还有个生产队，腾出河滩地种白蜡条，割下来编筐，卖到矿区去，一年到头，人人手里头都宽裕。我看得浑身发热。不是激动，是觉得脚下这地，不该只长玉米红薯。它还能长出更多东西来。

开春之后，队里开会安排春耕。李长河还是老一套，按人头分活，种粮为主。孙得贵在会上提出，河滩那片撂荒地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放羊。周玉芬没接话，等众人说得差不多了，才说：“河滩那片地，沙多，存不住水，放羊可以，但得有人管。你们谁愿意管？”

下面没人吭声。放羊不累，可那地方离家远，夏秋蚊子咬死人，冬春风能掀了棚子。孙得贵本来是想让他小舅子去的，可一看没人搭腔，他那小舅子又把头缩回去了。周玉芬扫了一圈，目光落在我身上。

“陈大勇，你愿不愿意去？”

我站起来，说：“我去。”

满屋子人都往我这儿看。赵老二低声笑了：“陈大勇这是不想干地里的活，放羊多清闲。”我没理他。周玉芬点点头：“那就你。不过河滩那片荒地，除了放羊，也得给我看好了。开春上头说要搞多种经营，那片地可以先试。羊给你八只，年底交队里两只，剩下的下了羔子，归你。死了羊，你全赔。”

条件不轻松。可我知道这是机会。八只羊，哪怕只成一半，日子就能翻开新页。散会后，我找到吴满囤，拉他一起去河滩看地。他叼着烟锅，蹲在地上画了半天地形，抬头说：“那地方，要引水。河沟子就在边上，挖条渠，地里栽点紫花苜蓿，羊吃了长膘。再搭个羊棚，砖不用，用废土坯。你一个人弄不了，得找人。”

我说：“找谁？谁肯来？”

他吐了口烟：“你二叔。还有陈婆家的大小子。”

二叔家的小子陈继业，那年十六，还没成年。小孩老实，听话。吴满囤在村里算是有分量的老把式，他若开了口，二叔说不定会放人。果然，当天晚上吴满囤把二叔叫到队部一说，二叔瞪了我半天，问：“大勇，你搞这些，周主任真点头了？”我说：“真点了。我要是赔了，认打认罚。”二叔抽完一袋烟，把鞋底一磕：“那让继业去。”

羊棚盖起来是在三月底。四天时间，我跟陈继业赤着膀子，在河滩上搬土坯。风从河沟那边刮过来，带着水腥气和刚发芽的草味。两个人肩膀晒得发红，脱了几层皮。吴满囤每天傍晚拄着拐来看一眼，指手画脚。到第五天，棚子搭好，顶上苫了厚厚一层秫秸，四周围了半圈土墙。八只羊赶进去，咩咩叫个不停。我看着那些羊在棚里挤来挤去，心里说不出的熨帖。

养羊比种地熬人。羊得吃草，河滩上的草不够，我得去更远的地方割。每天天不亮出门，背着筐，走十几里地，到邻村的荒坡上割鲜草。那几个月，我的肩膀被背带勒出两道沟，后脖颈晒得黑黢黢的，像块老铁。赵老二见了我，说我是“羊倌”。我由他说去。

四月底，一只母羊下了两只羔子。我连夜守着，生怕出岔子。陈继业蹲在一边打盹，我眼睛都不敢眨。天快亮时，两只小羊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在母羊肚皮底下拱奶吃。我长出一口气。接着第二只、第三只母羊都下了羔子。到五月中，八只羊变成了十三只。

河滩上的苜蓿长起来，绿油油一片。羊群在里头撒欢，远远看过去，雪白一团一团，像撒在绿布上的棉球。村里开始有人过来看。几个婆娘站在地头，指指点点，眼睛里头都是羡慕。孙得贵家婆娘也来过一次，看一眼就说：“这羊也不肥啊。”我低头继续割草，没吭声。心说，肥不肥，年底见分晓。

除了养羊，我把老屋后的菜地也扩大了一圈。又开了三畦，种上豆角和黄瓜。五六月，菜地里热闹得不行。黄瓜爬了架，嫩生生的，带着刺。豆角开紫花，一串一串。我留足自家和给周玉芬的，剩下的背到集上去卖。那时的集已经比早先活泛了，公社不再撵得那么紧。我头一回去，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两筐黄瓜。心里又慌又臊，不敢吆喝。旁边一个卖鸡蛋的老太太说：“小伙子，你不出声，谁知道你卖啥？”我憋了半天，喊出一句：“黄瓜，嫩黄瓜。”头一声跟蚊子叫一样。老半天才有人过来，问价。我卖得比别家便宜，一上午竟也卖光了。攥着那几张毛票，我蹲在集口数了又数，手心里全是汗。那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靠自己的力气和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换来的钱。

从那以后，我每逢集就去。有时挑菜，有时带几把晒干的苜蓿草。到了秋天，羊羔已经能卖上价。我留了母羊，把两只公羊卖了。收入不多，可那几块钱搁在我手里，厚墩墩的。我给周玉芬买了袋盐，她没要，说：“攒着吧，往后用钱的地方多。”我只好收起来。转头给陈继业扯了件衣裳。那小子穿上新褂子，在村里跑了一圈，逢人就说：“我哥给我扯的！”

日子缓过来了。我不再是那个饿得浮肿、走在村里人人喊打的陈大勇了。可我也清楚，这还差得远。

八月，公社组织各大队去县城开农村副业现场会。周玉芬让我代表队里去。孙得贵当场反对，说陈大勇成分不好，又背过处分，怎么能代表大队。周玉芬只说：“他养羊养出了名堂，比你们谁都有资格。”李长河也点头。孙得贵气得脸发绿，没再说话。

那场会，我记了一辈子。县里农业局的人讲政策，说国家要大力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允许农民在完成集体任务后，搞小养殖、小种植、小加工。我听得眼睛发亮。散会后，我没急着走，等那农业局的干部下台，我追上去，憋出一句：“同志，我想问问，我们那河滩地，还能再扩大点不？我还想养鸡。”

那干部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看了看我，笑了：“小伙子，政策放开了，你们生产队同意就行。好好干。”

我一路小跑回家，把这话跟周玉芬说了。她听着，眼里也亮了一下。

“好，明年开春，队里河滩西边再划一块地给你。不过，”她顿住，“你不能再单打独斗了。要养鸡，得拉几家一起。你出头，队里给你撑腰。赔了，你担一半。”

我想了想，说：“成。我担。”

那晚，我躺在草铺上，听着外头竹篱被风吹得吱吱响。月亮从裂瓦间漏进来，落在脚边那本《副业典型材料》上。我想着河滩的羊群，想着老屋后的菜地，想着明年要盖起来的鸡舍。心里跟涨了潮似的，一波一波往上涌。我闭着眼，嘴角不知怎么就翘了起来。

第八章 洗尽污名，全村仰望

鸡舍是第二年开春盖起来的。

我选了河滩西边一片斜坡地，西北风被土岗挡着，东南向阳。还是土坯墙，顶上盖茅草。鸡舍不大，起初只有五六十只鸡苗，金灿灿的小绒球，挤在暖烘烘的草窠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陈继业看得心都化了，天天蹲在鸡舍外头舍不得走。

那一年，我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鸡和羊身上。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鸡舍看温度，添水，加食。苞谷面拌碎菜叶，蒸熟了喂。小鸡长到半大时，最怕瘟。我照着从现场会上学来的土法子，拿艾草熏鸡舍，隔几天扫一回，粪扫干净，撒上草木灰。吴满囤来转悠，看我蹲在鸡舍外头认认真真给鸡挑虫子，咧着嘴说：“你这伺候鸡，比伺候祖宗还上心。”我笑了笑，没抬头。

五月中，鸡开始下蛋。头一天，鸡窝里捡了六个蛋。陈继业像得了宝一样，捧在手里，跑到河滩上冲我喊：“哥！下蛋了！六个！”我接过那几个还温乎的蛋，在太阳底下照了照，壳泛着粉白的光。那六个蛋，我留了两个，给周玉芬送了两个，剩下两个让陈婆拿到供销社换盐。我蹲在鸡舍门口，把两个蛋煮熟。剥开一个，蛋黄沙瓤，咬一口，香得直顶脑门。陈继业蹲在一边，吃急了，噎得翻白眼。我拍着他的背，两人笑得前仰后合。

蛋越下越多。到七月初，五六十只鸡，一天能捡二十多个蛋。我隔两天就挑一担蛋去集上卖。鸡蛋金贵，一上市就抢。我人还没蹲稳，筐子就被围住了。有回一个中年妇女抢了半筐，扔下钱就跑，生怕我不卖。我攥着那把票子，站在集口，太阳明晃晃地照下来，我仰起脸，眼睛有点发酸。

那年秋天，我挣了人生第一笔像样的钱。除掉本钱和给队里的分成，落在我手里的有六十七块四毛。夜里在油灯下，我把那些钱一张张抹平，整整齐齐压在一本旧书里。周玉芬端着碗从我身后经过，看了一眼，说：“看把你美的。”我抬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没见过这么多钱。”她嘴角弯了一下，没再打趣。

钱的事传得比风还快。不出三天，全村都知道陈大勇卖鸡卖羊挣了钱。有人羡慕，有人眼红，有人开始往我这儿凑。队里几个平日没跟我说过几句话的人，突然跟我亲热起来，见面不是递烟就是拍肩膀。有个叫刘凤山的，还专程找到我，说要把儿子刘小刚送来跟着我干。我没应。不是记仇，是他那人不是干活的料，儿子更娇惯。周玉芬说：“该你拿的主意，你自己拿。别让几句好话哄晕了。”

我确实没晕。那几年，我看够了人情冷暖。饿急眼时没人给我一口吃的，现在我兜里有了俩钱，个个都来认亲戚。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但我从不把话说绝。见了面该招呼招呼，该客气客气。我不欠谁的，也不轻易许谁好处。赵老二有次在供销社门口碰见我，破天荒递了根烟。我接了，说声谢，没点。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自己点着，抽了一口，转身走了。那之后，他见了我不再阴阳怪气，有时候还点点头。但也仅此而已。

孙得贵还是老样子。他见不得我好，可又拿不住我的把柄。有一回，他跑到周玉芬那告状，说我把鸡蛋卖到集上，是投机倒把。周玉芬冷冷回他一句：“政策允许的，你去找公社说。别在我这使绊子。”孙得贵悻悻走了。后来他又撺掇几个人在底下说周玉芬“偏心”，把集体资源给我使。周玉芬听说了，也不恼，只在他背后跟李长河说了一句话：“有些人呐，自己不想干，也见不得别人干。”李长河深以为然。

那几年，村里的光景也在变。上头政策越来越活，自留地增了，家庭副业全面放开。大家都想学着干点啥，可大多数人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我常被李长河叫去队部，给社员讲怎么养鸡、怎么种菜。我站在那张曾经贴着我保证书的土墙前，讲怎么防鸡瘟、怎么搭菜架。底下坐着的，有老有小，有当年骂我骂得最凶的，也有当初朝我啐过一口的。我没翻旧账，也没摆什么高姿态。就实打实地讲。讲到一半，有人问：“大勇，你咋晓得这些？”我说：“逼出来的。饿过肚子的人，学什么都快。”下面有人低下了头。

八三年秋天，村里人都知道，陈大勇真富起来了。我的鸡群扩到三百来只，羊圈也大了三倍。河滩那片地，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养殖场。县里来人看了，说这是“专业户典型”，拍了几张照片。照片登在县报上，李长河把报纸糊在队部外头，逢人就指：“看看，咱们队的陈大勇！”那报纸旁边，早就找不到当年我那张保证书了。

人富了，说亲的就来了。

二婶是最先忙起来的。她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张姑娘的照片，硬塞给我看。有东村的，有公社的，还有县郊的。我推了几回，二婶急了，说：“大勇，你都快二十五了，还不说媳妇？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啊！”我笑着说忙。二婶就骂我：“忙忙忙，挣那么多钱给谁花？”

其实我心里有个人。

但那人从未说破，我也没挑明。周玉芬还是那个样子，天不亮就起，井台边洗漱，然后去大队，从早忙到晚。她鬓角已经生了白发，眼角也起了细纹，可眼还是那么亮。我每次从集上回来，给她带点东西，有时是条鱼，有时是包点心。她总说：“别老花钱。”可东西她没退过。有一次，我给她扯了块深蓝色的的确良料子，她看了半天，说：“这料子好。”又放回我手里，“你自己也做件衣裳。你看看你，一件褂子穿三年。”我笑了，把料子塞进她怀里：“给您就给您，我衣裳多的是。”她抬头，看我的眼神里有恼怒，有无奈，也有一丝我说不清的东西。

那几年，我们之间的话反而不如早先多了。她对我，不再是主任对改造对象，也不是恩人对受恩者。我们像两个人，隔着半张桌子吃饭，隔着一条田埂走路。她有她的原则，我有我的路数。有时候我干得太猛，她会说：“悠着点。”我冲她笑：“不碍事。”她就瞪我一眼。村里人早就不敢在明面上说我们什么了。背地里可能还有嘴碎的，可谁也不敢让我听见。

我知道，我对她，不单是感激。

我也知道，她这个人，不会让儿女情长绊住自己。她留我，是惜才，是可怜我，也是信我能改好。后来的这些情分，都是日子里长出来的，不是谁施舍给谁的。我不急，也不挑破。有些东西，放在心里，比说出口更重。

河滩上的风吹过来，我站在鸡舍旁，看太阳从东边一寸一寸升起来。那一刻，心里头格外安静。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手，曾经肿得发亮，曾经偷过两个玉米棒子，曾经磨出满掌的血泡。如今它握着的是自己的命运了。

当天下午，我去了趟公社。把那两年挣的钱，从信用社里取了一部分出来。信用社的营业员认得我，笑着问：“陈大勇，又取钱？要扩鸡舍了？”我摇摇头，说：“不。我要做点别的事。”

我带着钱，去找了公社中学的校长。那学校破得不行，教室窗子全是破洞，桌椅残缺。我说：“我想给学校修几间教室，再买点桌椅。”校长愣住了。旁边一个年轻老师正端着粉笔盒进来，听见这话，粉笔盒“啪”地掉在地上，粉笔撒了一地。

“你……你说啥？”校长扶了扶眼镜，不敢置信。

“我说，修教室，买桌椅。钱我出。”

那笔钱，一共四百块。在当年不是小数目。但我知道，这钱花得值。不是因为什么高尚，也不是图名声。是我忘不了，那些年我饿着肚子从学堂门口经过，蹲在窗外偷听时，满心想的都是，自己这辈子怕是再没机会坐进教室了。如今我有了力气，就该让后头的孩子们，不再受那份罪。

消息传回村，炸得比什么都响。有人佩服，有人咂嘴，有人说我疯了。二叔连夜跑到周玉芬家，蹲在门槛上抽闷烟，半天才说：“大勇啊，四百块啊！你自个儿连件好衣裳都舍不得买……”我给他倒了碗水，说：“二叔，这钱我不花，留着也不安心。”他叹了口气，端起水碗喝了一大口，再没劝。

周玉芬那晚坐在灯下，问我：“钱都给了？”

“都给了。”

“不后悔？”

我看向她，笑了：“不后悔。”

她低下头，翻着面前的文件，嘴角似乎动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她轻轻说：“陈大勇，你真的变了。”

我望着她映在灯下的侧影，想说“是您把我变好的”，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些话，太满，说不出。

第九章 绝境重生，岁月封神

一九八六年的春天来得温润，风从河滩上刮过来，带着青草香和鸡羊的热气。我站在鸡舍前，看陈继业正领着一帮半大后生给鸡舍外墙抹新泥。那几个后生一口一个“勇哥”，叫得亲热。陈继业如今也二十了，人比我还高半个头，肩膀宽厚，干活是一把好手。他回头看见我，笑道：“哥，今儿这墙抹完，棚顶再修一修，这鸡舍能顶五年。”

我“嗯”了一声，递过去一桶井水。他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拿袖子抹嘴，忽然说：“哥，你说咱这鸡，到年底能有多少只？”

“四百只吧。”我顺着河滩望过去。羊群在远处苜蓿地里游荡，像一片移动的云。鸡群在土岗上啄食，咯咯声此起彼伏。这片地，从最初那八只羊、五六十只鸡，到如今这般光景，我一时有些恍惚。像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

河滩地早就不叫河滩地了。村里人管它叫“大勇的场子”。连外村人打听路，都说：“你们这有个陈大勇，那个养鸡养羊的专业户，在哪儿？”县里、公社里来了好几拨人，看场子、问经验。我实话实说，当年是穷怕了，饿急了，逼着自己找出路。那些人就笑，说：“逼出来的典型，最管用。”

前年，我用攒下的钱和信用社的贷款，在村东头盖了五间大瓦房，青砖红瓦，亮堂堂的。搬进去那天，队里不少人来帮忙。赵老二也来了，带着张二宝和胡军，三人抬着一扇门板，嘿呦嘿呦地从老屋那边扛过来。我给他们递烟，赵老二接过去，抽了一口，低声说：“大勇，早先对不住。”我拍了拍他肩膀，没说话。有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二婶如今逢人就夸我，说大勇有出息，比她亲儿子还亲。二叔老了，背也驼了。我常回老屋那儿看看。那片菜地还在，一年四季不闲着。老屋的断墙塌得只剩半截，可那后头的土，还是黑油油的。我站那儿，风一吹，恍惚还能看见当年那个饿得打晃的少年，在夜色里偷偷掰玉米。

那年夏天的午后，我在周玉芬家吃午饭。她还是住在村卫生所后面那两间平房里。竹篱比原先密了些，上头爬着扁豆藤，开着小紫花。屋里陈设简单，桌上摆着两双筷子，一碗焖豆角，一碗蒸蛋，一碟拌黄瓜。她坐在对面，夹了一筷子黄瓜，慢慢嚼着。

“学校教室修好了，孩子们开学就能坐进去。”她说。

“我去看过了。”我扒着饭，“窗户都换成了玻璃，亮堂。”

她“嗯”了一声，顿了顿，说：“你出名了，县里要树你当典型。公社想让你去当什么委员。你怎么想的？”

我想了想，说：“我不去。我就想踏踏实实种地、养鸡。那些名头，不适合我。”

她抬头看我，眼里有点光。

“你傻。”她轻声说。

“傻就傻吧。我心里踏实。”

她笑了。那笑容在午后斜照进来的光里，显得特别柔和。她的脸不再年轻，可那神情里的坚毅与温柔，却比我十九岁那年初见时更分明。我忽然发现，她头发别在耳后，鬓角那几根白的，被阳光照得发亮。

“周主任。”我叫她。

“嗯？”

“我十九岁那年，您为什么没把我送公社？”我问。

她垂下眼，拿筷子在碗沿上轻轻划了一下，半晌才说：“你当时那个样子，跟鬼差不多。跪在地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嘴里说‘饿’。我想，就算是公社的人来了，看见你，也下不去那个狠心。”

她停了一下，又说：“但我没想到，你真能走到今天。”

“是您把我从玉米地里领回来的。”我说。

她摇了摇头：“地是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我顶多就是在你后头，拿手电给你照了段路。”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外头扁豆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我低头吃完了最后一口饭，放下碗。她也吃完了，起身去收碗。我站起来，说：“我来洗。”她没推辞，把碗放进木盆里。我在井台边打水，她把灶台擦了一遍。两人一前一后，都没再说话，可那种安静，一点都不闷。像已经这样过了很多年。

后来的日子，过得很快。

我的场子越做越稳。鸡、羊、猪，再加上后来搞起来的小加工房，一年下来，收入在十里八乡都是数得着的。有人叫我“陈大户”，有人叫我“陈能人”。我对这些称呼，始终不太当回事。我还是天不亮就起，先把场子转一圈，然后去地里看看。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二婶骂我：“挣了钱也不会享受。”我就笑：“衣裳能穿就行。”

村里人对我，已经不只是羡慕了。谁家孩子上学缺钱，谁家盖房短木料，谁家有人得病要送医院，只要找到我，能力范围内，我都帮。不是因为我多宽裕，是我太知道被难处逼得走投无路是什么滋味。那年那两棒玉米，像根刺一样留在我心里。不疼了，但扎着。提醒我，绝境里人有多脆弱，也提醒我，能拉一把就拉一把。

赵老二后来也正干了。他包了村南一块地，学着种菜。有一回，他的菜卖不出去，急得嘴上都起了泡。我知道了，把他那批菜连着我的货一起卖给了县里一家厂子的食堂。赵老二接到钱的时候，蹲在田埂上，红了眼眶，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我扔给他一包烟，转身走了。

孙得贵前两年辞了会计，年纪大了。他见了我，老远就打招呼。有次还在队部门口跟人说：“陈大勇那小子，当年我就看他不一般。”旁边人笑而不语。我也笑，不拆穿。

九月初的一个傍晚，我站在河滩的高处，看夕阳把整片土地染成金红色。羊群归圈，鸡群进舍。远处村子的烟囱冒出缕缕炊烟，那烟在晚霞里散开，又轻又软。风从河沟那边吹来，夹着水汽和苜蓿香。我深吸一口气，觉得肺里都是甜的。

陈继业跑过来，说：“哥，周主任来了。”

我回头。周玉芬站在土坡下，还是穿着那件蓝色干部服，手里提着一袋东西。她沿着小路走上来，步子慢而稳。夕阳的光打在她身上，把人整个裹在一层暖色里。我几步迎下去，接过她手里的袋子。是公社发的良种。

“天快黑了，您怎么还过来。”我说。

“来看看你这场子。听说又扩大了一块地？”

我点头，陪她慢慢往上走。走到坡顶，她站住了，望着眼前那片土地。羊群已经入了圈，鸡舍安静下来。苜蓿地在夕阳下绿得发亮。她看了好一会儿，轻声说：“真不错。”

我站在她旁边，不说话。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几根。她伸手别到耳后，侧过脸来看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欣慰，有信任，还有一点我说不出来的温柔。

“陈大勇。”她说。

“嗯。”

“你记得那年你签保证书时，我站在门口跟你说什么吗？”

我想了想：“您说，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有人看着。”

她笑了一下：“你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给后来人蹚路。”

我低下头，又抬起来。太阳已经沉到山那边去了，天边还剩最后一道亮线。我朝西边望过去，好像看见了很远很远的从前。那个饿得发昏的十九岁少年，正从玉米地里跌跌撞撞跑出来，怀里揣着两个青玉米，身后是一束手电光。他满身是泥，满眼是泪，却死也不肯松开手。那条路，从玉米地到河滩，从河滩到瓦房，从瓦房到这片被晚霞照亮的土坡，走了整整十年。

“主任。”我的喉咙突然有些发紧。

“怎么了？”

“跟您回家那天晚上，我就跟自己说了一句话。”我顿了顿，望着她的眼睛，“只要还能站起来，就绝不倒下。”

周玉芬看着我，眼里的光一闪一闪的。她轻轻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风又吹起来。这一片土地，成了我的。

【全文完】

本故事为虚构创作，人物、情节、地名均为艺术加工，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