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天启二年（1622年），山海关外局势吃紧，兵部尚书孙承宗主动请缨，出关主持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朝廷没有只给他一个普通职衔，而是铸造关防，明确授予“督理”之权。这个安排很有代表性：明代所谓督师、经略、总督，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官阶高低，而是朝廷针对不同战局临时配置的权力组合。
孙承宗本身是内阁大学士，又曾任兵部尚书，威望和资历都足够压住地方将领。到了山海关，他修筑城堡、整顿军队，实际上承担了辽东防务总负责人的角色。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因魏忠贤一党排挤离任，督师这一称谓也没有马上成为固定的常设官名。
督师的特点，在于“受命统筹”。它常常由大学士、尚书一级重臣担任，背后带有皇帝临时授权的意味。崇祯年间，袁崇焕、洪承畴、杨嗣昌、孙传庭等人都曾奉命督师，但每个人面对的区域和任务并不完全相同。
崇祯十五年（1642年），陕西总督孙传庭、凤阳总督史可法奉命听督师丁启睿节制，这份诏令直接说明了督师可以压住总督一头。换句话说，总督是固定区域的军政长官，督师则更像皇帝派出的战区总负责人，权力伸缩取决于诏书内容。
经略的来头同样不小。万历年间，边疆战事增多，朝廷需要派出高级文臣，统筹某一方向的军务、粮饷、调度和战守方略，于是经略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差遣。
万历十八年（1590年），兵部尚书郑雒经略陕西四镇及宣大、山西边务，面对的是蒙古威胁下的西北防线。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侵入朝鲜，明廷又派宋应昌经略备倭，与武将提督李如松等人分掌文武事务。战事结束后，这类经略设置也随之变化，并非永远保留。
辽东经略的权势最为醒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女真军队攻入辽东，朝廷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并赐关防。随后熊廷弼、袁应泰等人也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经略不仅要判断战局，还要协调总兵、巡抚、总督之间的关系，甚至直接影响军队进退。
当时朝廷曾给杨镐尚方剑，规定总兵以下不听命者可以军法处置。这样的授权，已经超过一般地方总督的常态权限。不过，尚方剑并不代表经略拥有无边权力，它仍然来自皇帝的特别命令，诏书写得多具体，实际权力就有多大。
总督则是明代较为稳定的区域军政长官。通常认为，正式意义上的总督制度形成于正统六年（1441年）前后。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陕西三边、宣大山西、蓟辽等总督相对固定，其他总督则往往因战事临时设置。
总督制度解决的是跨省、跨镇协调问题。巡抚通常负责一省军政，遇到战事波及数省时，单靠巡抚很容易出现各管一段、彼此推诿的局面。总督因此被置于多个省份或军镇之上，负责统筹兵力、粮道和防务，但其权力一般有明确辖区。
有意思的是，经略与总督经常并设，二者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万历十八年，兵科给事中薛三才曾指出，经略“权重于总督”，总督却“责任专于经略”。意思很明白：经略负责战略大局，总督承担辖区内的具体军政责任。
实际运作中，矛盾并不少见。经略需要调兵，总督掌握地方军政；经略要求改变防线，总督还要面对粮饷、城池和地方官府的现实限制。若皇帝没有明确写出节制关系，双方就可能互相牵制，甚至各执一词。
因此，若只问通常情况下谁地位更高，可以大致排成督师、经略、总督。但这不是明代官制中一条绝对固定的等级链。督师胜在受命规格和任职者资历，经略强在战区指挥与临时授权，总督则胜在辖区稳定、事务具体。
真正决定权力大小的，往往不是头衔本身，而是皇帝给了什么任务、划了多大范围，又是否授予节制诸军的明文。孙承宗出关时的督师，杨镐辽东任上的经略，和边镇常设总督，名称相近，实际掌握的力量却并不完全相同。明代军政体系的复杂，也正藏在这些“名位相近、权责有别”的差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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