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究竟有多难？一位老兵的回忆至今令人心痛

1941年1月12日深夜，皖南泾县东流山一带，新四军二支队战士吴奎跟着队伍摸黑前进。连续血战数日后，部队缺粮、缺弹，许多人的脚已经冻裂。有人把战马杀掉充饥，也有人拄着树枝赶路。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如何打赢一场战斗，而是能不能活着走出包围圈。

吴奎后来回忆，突围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敌军数量多，而是山口、河滩、村道都被封锁。敌人的机枪和火炮形成交叉火力，部队每移动一步，都可能付出伤亡。

吴奎是安徽庐江人。1939年9月，他经人介绍参加新四军，起初被编入新兵连。因为个子高，他当上了班长，手里只有一支双管铁铳，战士们称它为“十三太保”。没有军装，装备也很简陋，能发到一把枪，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

同年冬天，他随部队渡江进入皖南，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新三团二营四连。那时部队实行供给制，每月只有少量津贴，用来购买针线、牙膏等日用品。战士们住在乡村和山地，吃穿都十分有限，却要承担对日伪军作战和保卫根据地的任务。

1940年底，皖南新四军接到北移命令。部队准备离开经营多年的云岭地区，许多战士唱起《别了，三年的皖南》。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转移会变成一场持续七昼夜的生死突围。

1941年1月4日晚，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军部和各部队从云岭出发，向茂林、丕岭方向前进。队伍分成几路，第二支队和军部居中。起初，战士们以为只是一次艰苦行军，直到先头部队在茂林附近遭到阻击，大家才发现，四周的道路已经布满敌军。

丕岭一带的战斗尤其惨烈。新四军刚夺取部分阵地，出山口便遭到重兵拦截。敌军利用山口狭窄的地形，架设轻重机枪，并以炮火封锁通道。山上部队想往外冲，山下部队无法接应，整个阵地像被铁钳夹住。

叶挺曾到前沿查看情况，项英也来到新三团阵地附近。吴奎回忆，项英看见他后问：“小鬼，打仗怕不怕？”他回答：“不怕。”这句话很短，却是当时许多年轻战士的真实心态。怕也要打，退也无路。

当夜，四连奉命袭击敌军机炮阵地，希望夺取重武器，打开突围通道。部队刚接近目标，便被哨兵发现，密集火力随即压了过来。四连无法接近，只得退回原阵地。这样的尝试并非一次，但敌军封锁严密，突围始终没有突破口。

1月7日以后，第二支队边打边撤，先后经过百户坑、高岭、茂林等地。吴奎奉命带一个班进入树林警戒时，看到那里刚结束恶战，双方尸体散落在山沟和坡地。到了高岭附近，敌军一批接一批冲上来，刚被击退，很快又重新组织进攻。

吴奎带人守在山冲塘埂，连续挡住数倍于己的敌人。几个小时后，他退回连队，发现原本的队伍只剩十几个人。指导员程众告诉他，连长带人下山反击，许多战士已经在肉搏中牺牲，连长也没有再回来。

“还能守住吗？”有人问。

程众没有回答，只是重新把剩下的战士编组。阵地不能轻易丢，哪怕只剩二十多人，也要继续拖住敌人。当天夜里，他们撤到东流山脚下的村庄，那里躺着不少重伤员，许多人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1月12日夜，突围命令传来。二支队分成几路，借夜色冲击敌军封锁线。战士们已经多日没有吃饱，只能杀掉随军战马分食。吴奎分到一块熟马肉和一双鞋，马是营长长期使用的坐骑。战马陪着部队走过许多地方，却在最危急时成了全连的食物。

冲出第一道防线后，队伍转向茂林。经过祠堂附近时，又与敌军发生交火。真正困难的是第三道防线，敌军火力突然增强，机枪封锁河沟和道路，突围部队只能在黑暗中分散穿插。

吴奎等人抓到两名敌军士兵，部分战士认为应该立即处置。老侦察员鲍怀却拦住了他们：“留着有用。”有人觉得带俘虏会拖累队伍，但鲍怀坚持把两人带在身边。

赶到章家渡附近时，对岸突然有人喊话：“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吴奎一行顿时停住。鲍怀把两名俘虏推到前面，让他们按敌军巡逻队的口吻回答，并报出番号。对岸敌军没有立即开枪，队伍趁机沿河下行，寻找新的渡河地点。

这一段路并不轻松。天气寒冷，战士们涉水后双脚麻木，只能咬牙爬上岸。有人棉裤里的棉花被山坡磨掉，脚后跟冻裂，脚底的伤口一踩地便钻心疼，只能踮着脚走。可身后的追兵没有给他们停下来的时间。

1月14日清晨，队伍抵达何家湾附近，再次遭遇敌军。经过两昼夜奔波，战士们已经疲惫不堪，仍然集中力量发起攻击，击溃这股地方武装。随后，他们穿山越岭抵达繁昌县狮子山一带，清点人数时，吴奎所在的左路部队只剩约两百人。

短暂休整后，鲍怀下山筹集粮食，又识破了几个假扮游击队的诱降人员。后来，突围部队在地方武装接应下，乘船渡江进入无为地区，与江北部队会合。经历皖南事变后，幸存部队被重新整编，继续在江北开展抗日斗争。

突围并没有随着渡江结束。侦察、筹粮、建立驻地，样样都伴随着危险。鲍怀后来在侦察姚沟镇敌情时遭到枪击牺牲，吴奎也曾在战斗中被子弹打飞帽子。那支从九倍兵力包围中冲出的队伍，人数已不足出发时的四分之一，许多名字留在了皖南的山岭、河滩和村庄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