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牺牲50年下落不明，1986年金沙县考证后称：被地痞流氓杀害

1951年8月16日，钱壮飞的家属收到一份《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上面写着他的职务、牺牲时间，却在“安葬地点”一栏留下了两个字：不明。

此时，距离钱壮飞在长征途中失踪，已经过去16年。

他曾在敌人最严密的特务机关里截获绝密电报，使中共中央机关及时转移；可轮到他自己牺牲时，部队不知道他倒在哪里，亲人也无处祭奠。直到半个世纪后，贵州金沙县的调查人员才从乌江边一座无名红军墓和几位老人的回忆中，逐渐拼出他的最后行程：

1935年4月1日，钱壮飞因病掉队，在金沙县后山乡堰田岩一带，被当地土顽分子杀害。

然而，一个在“龙潭虎穴”中进退从容的情报专家，为何会孤身落在乌江北岸？

部队已经过江，他却没有出现

1935年3月下旬，四渡赤水后的中央红军突然挥师南下，从金沙县沙土、后山一线抢渡乌江。

这是一次争分夺秒的行动。红军要赶在国民党军合围完成前渡过乌江，把追兵甩在北岸。红一军团从大塘渡江，红三军团从江口渡江，红五军团和中央纵队则从梯子岩一带通过。

钱壮飞随中央纵队行动。当时他担任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遵义会议后又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作为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干部，他所掌握的秘密远比普通指战员更多。

到了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基本渡过乌江。部队向息烽流长一带前进时，人们才发现，钱壮飞没有跟上来。

据后来参加长征的同志回忆，行军途中曾遭遇国民党军飞机袭扰，人员四散隐蔽。警报解除后，钱壮飞与身边人员失去联系。有人以为他已经先行过江，直到队伍重新集合，才发现他既不在前面，也没有留在原来的位置。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返回寻找，但沿途没有发现钱壮飞。

战事不会因一个人的失踪而停止。红军必须继续南下，钱壮飞的名字却从此停在乌江边。有人推测他在空袭中牺牲，有人认为他坠入江中，还有人说他已经过江，倒在息烽境内。

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缺口：没有人亲眼看见他的最后时刻。

1945年，钱壮飞的名字被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1951年的证明书又将牺牲地点写作贵州息烽县沙土附近，安葬地点不明。党和战友确认他已经牺牲，却始终无法回答最让家属牵挂的问题——他究竟倒在哪里？

他救下许多人，却没能等来第二次接应

钱壮飞最后一次失联之所以令人难以释怀，是因为四年前，他曾在另一场生死竞速中，为党中央抢出了宝贵时间。

1931年4月25日晚，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秘密机关内，钱壮飞独自值班。武汉方面接连发来六封特急绝密电报，特别注明要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亲自译阅。

钱壮飞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也是中共中央特科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情报人员。他掌握着密码副本，判断电报内容非同寻常，立即将其译出。

电报带来的消息极其危险：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企图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人员和秘密联络关系。只要消息晚送出几个小时，国民党特务就可能实施大搜捕。

钱壮飞没有立刻离开。他先设法把情报送往上海，同时继续留在秘密机关，观察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又通知有关人员迅速撤离。直到党中央获得警报、上海各处机关开始转移，他才脱离虎口。

正是这次行动，使周恩来等同志得以及时改变住址、联络方式和工作关系，避免了一场可能危及中共中央机关的严重破坏。后来，周恩来多次追念钱壮飞的特殊贡献。钱壮飞与李克农、胡底，也被誉为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

离开上海后，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他不仅从事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还参与设计红军烈士纪念塔、红星奖章，创作漫画、编排戏剧。长征开始后，他随军委纵队转战。

然而，情报人员的机敏并不能消除战争中的所有意外。乌江北岸道路复杂，红军急行军后部队拉开距离，飞机袭扰又打乱队形。多数军委二局同志的回忆指向同一可能：钱壮飞当时身体有病，掉队后未能过江。

1931年，他在南京及时发出警报，组织接应迅速展开；1935年，他掉在一支必须高速转移的大军身后。部队虽派人回找，却再也没有找到那位熟悉密码、电台和秘密交通线的战友。

无名红军墓，等了半个世纪

转机出现在1986年1月。

金沙县委党史办与金沙县沙土区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钱壮飞的失踪重新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没有只在旧文件中寻找答案，而是走进后山乡，访问当年见过掉队红军的村民，核对时间、路线、衣着和体貌特征。

当地老人回忆，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一名高个子、长脸、操外省口音的红军曾独自沿梯子岩渡口方向行走。他随身带有包和手枪，但与当地群众语言不通。

调查人员将这些口述与钱壮飞的外貌、身份、行军方向以及军委二局同志的回忆逐项比对，认为这名掉队红军正是钱壮飞。他在接近渡口的堰田岩一带遭到当地土顽分子聂丛山杀害。

凶手看中的，很可能不是钱壮飞的真实身份，而是他身边携带的物品。那位曾从国民党核心特务机关中全身而退的人，没有倒在审讯室和刑场上，却在掉队、患病、语言不通又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遭遇了一次没有预警的袭击。

当地群众后来发现遗体，将他就地掩埋。由于无人知道烈士姓名，坟墓长期只是一座无名红军墓。20世纪70年代，乌江渡水电站建设、库区水位上升，当地干部群众又将遗骨迁葬至张家垭口，立起“红军烈士之墓”碑。

1986年的调查给出了重要线索，却没有草率结束争论。2000年至2001年，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与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实地走访，并召开有多地党史专家参加的专题座谈会。

最终形成的意见是：钱壮飞于1935年4月1日牺牲，地点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国家有关部门认可这一结论，同时保留了严谨的限定：“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定的根据以前”，按这一时间和地点表述。

这句话没有削弱结论，反而显示出党史研究对证据的尊重。1986年的调查找到了被遗忘的线索，2000年至2001年的复核，则让地方口述、部队回忆、行军路线和无名墓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1991年，当地干部群众重新修缮墓地，墓碑上的名字终于由“红军烈士”改为“钱壮飞烈士”。后来，陵园和事迹陈列设施相继建成，人们终于可以在乌江北岸找到一处寄托哀思的地方。

从1935年失踪，到1986年提出调查结论，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钱壮飞的“下落不明”，不是因为他被党和人民遗忘，而是因为战争切断了证言，急行军带走了目击者，一位无名烈士的身份只能由后来人一点点寻找。

他曾用六封电报为许多同志赢得生路，自己却没能等到追赶部队的那条路重新接通。如果你身处当时的红军队伍，一边是必须立即南渡乌江的主力和党中央安全，一边是一位掌握重要秘密却突然掉队的同志，你会选择扩大搜索，还是服从全军转移的紧迫需要？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