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6年5月，吉林四平前线，林彪最先注意到的并不是炮火，而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按常规判断，刚刚占领四平的杜聿明部队需要整顿，东北民主联军也应当有时间向北转移。可现实却完全相反，国民党军像提前看过地图一样，连续咬住撤退部队。
四平不是普通城市。它位于铁路线上，南接沈阳，北通长春、哈尔滨，是东北南北交通的咽喉。谁控制四平，谁就能把军事压力迅速推向北满。抗战结束后，苏联军队陆续撤出东北，国共两军几乎同时向这片地区集中，四平遂成为双方都不愿让步的支点。
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刚刚组建，部队来源复杂，既有八路军、新四军抽调的骨干，也有接收日伪武装后改编的人员。国民党方面则派出新一军、新六军等美械部队，在空军、炮兵和装甲力量配合下，从沈阳方向北进。双方的装备、训练和协同能力，存在明显差距。
1946年4月，国民党军向四平发动进攻。林彪亲自坐镇，东北民主联军依托街巷、铁路和简易工事顽强防守。新一军正面推进受阻，新六军则转向四平东侧，争夺威远堡和塔子山。这里的海拔并不高，却能俯瞰四平外围，还是重炮观察和部队展开的重要位置。
塔子山守军主要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第十九团。山上多为岩石，难以挖掘完整工事，战士只能利用石块和弹坑隐蔽。国民党军集中炮火轰击，随后以步兵反复冲击。十九团伤亡极重，仍坚持到阵地失守，给四平守军争取了宝贵时间。
但战场上的勇敢，无法完全弥补指挥和装备上的差距。塔子山失守后，四平外围阵地受到侧翼威胁，国民党军的炮火可以更直接地覆盖城区。继续死守，可能导致主力被合围。林彪判断形势后，请示中央撤出四平，部队于5月中旬开始向北转移。
四平失守，并不等于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被消灭。问题在于，撤退本身也变成了一场危险较量。杜聿明改变以往谨慎推进的方式，命令机械化部队紧紧追赶，甚至让部分部队快速穿插。国民党军之所以敢于这样行动，是因为他们似乎对东北民主联军的行军路线、部队位置和电台联络十分熟悉。
林彪很快察觉异常。正常情况下，撤退部队会不断调整路线，敌人很难精准掌握各部动向。可那段时间，国民党军几次提前出现在关键路口，追击方向也屡屡与我军计划重合。司令部内部的机密，显然已经通过某种渠道泄露出去。
调查中，一个名字逐渐浮出水面：王继芳。此人曾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后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担任过教员。抗战结束后，他被调到林彪身边，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能够接触部队部署、行动命令以及电台通信资料。
有意思的是，王继芳并非普通传令人员。作战部门掌握的内容，往往涉及部队番号、集结地点、行军路线和敌情判断。一旦这些资料落入对手手中，影响的就不只是一场战斗，而是整个战区的指挥节奏。
塔子山战斗期间，王继芳突然离开司令部。起初，林彪并没有立即认定他叛变，原因很现实：战场混乱，人员失散、被俘或牺牲都很常见。更何况，王继芳过去的经历和表现，使他看上去不像一个早有预谋的叛徒。
后来查明，王继芳携带机密投奔了国民党，并向杜聿明方面提供了东北民主联军的部署、撤退方向和电台密码。国民党军由此获得了极为难得的一手情报，追击行动也变得更加大胆。林彪部队在转移途中遭到连续截击，一些新收编部队出现溃散，撤退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据相关记载，王继芳叛变与个人感情纠葛有关。他在东北工作期间与一名国民党地方女干部相识，感情逐渐加深。四平失守后，他对革命前途产生动摇，最终选择携带文件离队。政治信念并非口头上的表态，真正置身生死关头时，才会显出一个人的立场。
得知电台密码泄露后，林彪立即要求更换密码，并重新整理通信制度，减少重要情报在电台中的暴露。部队随后继续向松花江以北转移，虽然损失不小，但主力得以保存。对东北战场而言，这一点极其关键，后来的反攻并未因四平失利而中断。
王继芳投敌后曾受到国民党方面奖赏，担任过参议一类职务。1949年后，他回到重庆藏匿。西南地区解放后，因其当年泄露东北军情的影响，王继芳被捕并押送到四野驻地。经审判后，他承认了叛变和泄密事实，最终被判处死刑，在武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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