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9年2月，南京看守所外，军统特务押着一名中年军官走向刑场。此人曾是戴笠器重的军统少将，也曾以国民党特使身份出入敌营。可此刻，他被蒋介石下令处决，罪名只有一个：投向了共产党。
他叫周镐，1910年出生于湖北罗田。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在蔡廷锴所部任职。1934年，蔡廷锴因反对蒋介石受到排挤，周镐也被牵连。为了保命，他进入复兴社，后来成为军统系统的一员。
这段经历颇为曲折。周镐一度因“共产党嫌疑”被捕，查无实据后获释。军统核心人物周伟龙对他颇为赏识，周镐由此逐渐得到重用。到1943年，他已经成为少将，在军统内部算得上前途正盛。
偏偏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
戴笠要他潜入南京汪伪政权，重建军统南京站，同时接近伪政权高层周佛海，设法为国民党日后接收南京铺路。周镐公开身份变成了汪伪官员，暗中却继续为重庆搜集情报、联络人员。
这不是普通的潜伏。
他要在日本人、汪伪官员和军统之间反复周旋，稍有差池，便可能被当成汉奸或叛徒。1943年底，周镐在南京重新建立情报网络，分设多个工作组，逐步掌握了不少重要情况。
抗战胜利前后，他还曾利用职务便利，把日军准备“扫荡”新四军的情报转交给中共地下人员。类似的事情并非一次。对国民党而言，这是失职；对地下工作者而言，却是关键时刻的预警。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南京秩序混乱，周镐迅速接管报社、银行金库等重要机构，拘捕汉奸，要求汪伪机关不得擅自行动。他的动作很快，也很强硬，甚至超出了蒋介石原先的安排。
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当时国民党军队尚未及时进入南京，蒋介石便借助日军暂时维持秩序。周镐随后被日军以“商议治安”为名扣押，送往上海接受审查。
周镐原以为戴笠会替自己说话，结果等来的却是指责。军统认定他在南京擅自行动，后来又以贪污等罪名将他关押。一个替军统在敌后冒险多年的人，就这样成了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周镐才在多方运作下获释。出狱后，他没有得到新的职位，反而被冷落在家。接收人员忙着争夺房产、财物和职位，国民党统治区的混乱让他看清了许多事情。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周镐命运的，并不是某一纸命令，而是一次老同学登门。
来访者叫徐楚光，是周镐的湖北老乡，也是黄埔同学。徐楚光当时在汪伪系统中任职，实际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抗战胜利后，他负责开展策反工作，认为周镐虽然出身军统，但有民族意识，也有接触共产党和帮助抗日力量的经历，值得争取。
两人谈到国民党的腐败与内斗时，周镐沉默了很久。徐楚光问：“你还准备回军统吗？”周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果共产党不嫌弃我的过去，我愿意出力。”
这句话，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1946年10月，经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研究，周镐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由于身份特殊，他没有公开进入解放区，而是继续利用原有关系，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工作。
他的任务之一，是策反孙良诚。此人原为西北军将领，抗战后被国民党收编，部队改编为一〇七军。周镐曾担任过孙良诚部队的总参议，彼此有旧交，因而成为合适的人选。
国民党方面也察觉到孙良诚与新四军接触，蒋介石曾点名让周镐前往调查。周镐手持蒋介石的手令进入孙部，明面上查“通共”，暗地里却劝孙良诚另寻出路。
他对孙良诚说：“蒋介石既然起了疑心，你再怎么解释，也很难得到信任。”随后，他又分析战场形势，劝其不要继续替国民党卖命。孙良诚一度动摇，却始终没有真正下定决心。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孙良诚部被解放军包围，周镐奉命再次前往策反。孙良诚本想退往徐州，途中又犹豫不定。周镐冒险进入其营地，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现在已经没有第三条路了，只有放下武器。”
在周镐和中共地下党员王清瀚等人的推动下，孙良诚部最终投降。随后，周镐又试图策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却遭到对方设局扣押。
刘汝明把消息报告给蒋介石。毛人凤很快确认，周镐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蒋介石下令将其处决。1949年2月前后，周镐被押赴刑场，第一次射击没有击中要害，特务随即补枪。
他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处决中。
周镐牺牲后，因身份隐秘，长期没有得到公开说明。直到1965年，上海市委办公厅向中央组织部报告其情况。同年12月28日，中央组织部批复，同意追认周镐为革命烈士。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中，至今陈列着他的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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