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在中国崛起之后，会讲华语将是一项实用的能力

香味逼人、映入眼帘的，是一道道精致的福建菜。

传统福建薄饼、金门黄花鱼酱油水、厦门头水紫菜海蛎汤、炒湖头米粉、福建海蛎煎、奇妙五香佐鲟龙鱼籽酱……

那天，我应金门乡亲黄玮玲之约，来到了四川豆花饭庄，试了以“从福建到新加坡，寻找故乡味”为主题的一系列新菜肴。

黄玮玲说，这些福建传统美食，承载的是她父亲黄祖耀博士始终珍视的人生价值——亲情、谦逊与不忘根本，“希望透过一系列菜肴，向父亲成长的地方致敬，也延续一家人围桌而坐的传统。”

（女儿黄玮玲、父亲黄祖耀。图源：黄玮玲）

都说新加坡人爱吃。殊不知，有些人爱的是齿颊留香，另外有些人，则是沉醉于美食背后那份对家族、原乡，以及母族文化的深厚情感。

从统治地位到“濒危物种”

“我很庆幸四年前开始重拾闽南语，否则，今天你的报告我连一半都听不懂。”——今年6月14日，在台湾桃园举办的“桃园闽南文化双城论坛”上，我跟台中教育大学的林茂贤副教授这么说。他刚在论坛上全程以闽南语发表了30分钟的报告，会场掌声如雷，赞声四起。

四年前的我，刚开始出席厦门公会闽南语讲演会的例会。听大家做闽南语讲演作业，往往我只听懂三分之一，许多听不懂的词汇就用英文拼音或华语谐音记下来，休息时就去问朋友。

幸好，小时候在家里、在社会上闽南语毕竟是主流用语，我还是有些根基。在闽南语讲演会的这四年下来，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现在听闽南语演讲、广播，除了偶尔一些词汇感觉陌生，绝大部分时候是游刃有余。触类旁通，连听“隔壁”的潮州话，也大半听得懂。甚至，还可以上场参加闽南语演讲比赛。

林茂贤副教授在闽南文化论坛上有句话，我十分认同。

他说：“语言如果消失，文化一定消亡。”

我出生在典型的闽南文化家庭，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是金门籍贯，至少连续两代是“正港”闽南人。从小，我无论在家里或在社会上，都是用闽南语。

（笔者的小学毕业照。图源：许振义）

我小学念的是华校，有时候，科学老师感觉有些概念用英语讲不清楚，索性改用闽南语，同学们反而一听就懂了。同样的，校长、老师跟家长交流，一定是用方言，极少使用华语。由于我们在华校，用英语的更是凤毛麟角。

方言占据“统治地位”，这就是当时社会语言环境的现实。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连国庆群众大会演讲，建国总理除了马来语、英语，也使用闽南语，一直到后来才加进了华语。

然而，这一切，后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多讲华语 少讲方言

必须从1979年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新加坡社会，华人以方言划分——闽南语、潮州话、粤语、海南话、客家话，还有福州话、兴化话、上海话等等，一共十多种，社群以方言为分界，抱团取暖。

建国总理李光耀认为，如果用华语沟通，就有助于华社的团结。同时，他认为，普通人的精力有限，学生如果在家仍然使用方言，在学校很难学好华语和英语，因此，必须放弃方言，学习华语。还有一点很重要，未来中国崛起之后，会讲华语将是一项实用的能力。

于是，1979年，政府推行“讲华语运动”。当时的口号是：多讲华语，少讲方言。

开展讲华语运动之后，从1981年起，新加坡全面取消方言电视节目，改为华语配音；电影也一样，例如粤语版《破·地狱》和潮州话版《给阿嬷的情书》必须以”方言电影巡礼“的名义上映，而不以普通商业电影对待。电台则从1983年1月1日起，全面停播方言节目。

“讲华语运动”的初期目标是，在五年内让所有新加坡华族学生少用方言，改用华语，以及在十年内，让华语取代方言成为人们的日常使用语言。

后来，我们看到的是，在改变儿童的家庭用语方面，效果显著。1980年，华人家庭的孩子高达64%，近三分之二在家使用方言，26%使用华语，10%左右使用英语。到了1982年左右，使用华语的比例增长一倍，达到45%左右，反超方言。

（表一：1980-2009年小学一年级华族儿童家庭用语）

自此，华语一路高歌猛进。到了1989年，也就是讲华语运动的第十个年头，讲华语的比例达到顶峰，为69%，而使用方言的比例逐年下降，跌到了7%左右，还不到十年前的10%。

又过了十年，到了1999年左右，方言比例下降至低个位数，之后继续下滑，后来一直维持在零左右。

到了2024年，18至35岁的华人，超过四成或者完全不懂方言，或者只能用一些简单的问候语。18岁以下的虽然不在本次调查范围内，但可想而知，绝大多数根本不懂方言。

（2024年汉语方言使用情况）

当前的社会形势已经跟四十多年前开展“讲华语运动”时很不一样。那个时候，小学生面对的是华语和方言之间的选择。今天，35岁以下的华人，他们的父母就是在“讲华语运动”长大的，父母本身的方言水平，大多数属于“识听不识讲”，甚至连“识听”都谈不上，四年前的我就是个例子。

到如今，方言不但不再对学习华语形成威胁，反而，方言本身成了“濒危物种”，面临存亡问题。

更严重的是，不但方言濒危，华语的使用空间，被英语进一步挤压。从“表一”可见，2004年，在家使用英语的小一学生比例反超使用华语的，之后，比例一路上升。

根据教育部2019年的调查，到了2019年，在家使用英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华族比例已经升到71%。不仅华族如此，印度族的同个比例为70%，马来族为67%，基本属于同一情况，即70%左右。

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内，英语在1987年左右反超方言，在2004年左右反超华语，成了我国华族一年级生的家庭主要用语。

这还只是2019年的数据。六七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还能维持在七成吗？过去四十年的趋势是，每隔十年，讲英语的比例要上升10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判断，现在至少有75%至80%华族小一学生在家主要使用英语。

从我们平时生活所见所闻，75%甚至80%这个数据，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

这些都是历史数据。现在，我们站在2026年，往前看。二三十年后，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将来结婚生子，在家会使用什么语言？

我在许多会馆义务服务。从八十年代开始，会馆的正式活动如董事会、年度会员大会等，放弃方言，使用华语。现如今，董事会会议上使用英语，并不罕见。

可以预想得到，二三十年后的新加坡，很可能是单语社会。

既熟悉又陌生的祖籍地

六月中，闾丘露薇约了我做播客访谈，谈谈祖辈下南洋的历史。

免不了谈到方言，谈到母语，谈到建国，谈到建立起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我说，我祖父那辈都是侨民，文化和身份认同肯定是中国。到了我父亲那一辈，很多已经在新加坡本地出生长大，虽然自认“唐人”，但对祖籍国的情感和归属感已远远不似祖辈那么强烈，无论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皆是如此，所以很自然地开始认同本地；但是，这只是个开端，肯定还没有建立起“新加坡人”这个文化身份的集体认同。

（作者祖母的侨民登记证。图源：许振义）

到了我们出生在独立前后的这一辈，就很不一样了。我们对祖籍国的情感，是隔着父辈这一代的，又遥远了一些。对祖辈来说，“唐山”是家；对父辈来说，是长辈的故乡；对我来说，是两代之前的原乡；对我女儿来说，那是“阿祖年轻时住的地方”。

对我祖母来说，她到中国去，叫“回唐山”；对我来说，我到中国去，叫“去中国”。一个“回”，一个“去”，尽显隔代人的心理差异。

尽管如此，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金门人，是福建人，是大家自称的“唐人”。我读唐人册，讲福建话，初九拜天公，看福建大戏，吃福建薄饼，吃芥菜饭，吃红龟粿。

但是，金门，还有金门所属的“唐山”，对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熟悉，是因为我们的方言、饮食、习俗，甚至，我们住的地方也是金门人聚居的，俗称“梧槽尾”的美芝路。陌生，是因为我一直到四十多岁，才有机会去金门。

而我父亲，终其一生，都没机会去金门。他壮年时我们家贫苦，没时间更没金钱返乡。待他老年时，尽管我很想带他回去看看，但不良于行的他，再也无法完成这个简单的心愿。

2013年，我第一次踏上金门的土地，既兴奋又好奇。当晚，跟表妹第一次见面，她带我回她祖厝，也就是我外公家。

（作者母亲的金门祖厝。图源：许振义）

车子缓缓驶入小路，表妹说，前面很快就到了。这时，我眼泪不由自主落下来了。

进屋之后，表妹指着其中一个房间说，“听我爸爸说，大姨小时候就是住这里，四五岁时下南洋。”

此时的我，更是泪如雨下。许久，方才平静。

祖籍地，就在那一刻间，对我有了切身意义，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唐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一层切身意义，祖籍地对我来说，肯定要远了一层。

我祖籍金门，认自己为福建人，根在福建。另一方面，众所周知，金门是唐朝才开辟的，而福建人，历史上是晋朝“衣冠南渡”、唐朝“安史之乱”、宋朝“靖康之变”从河洛地区移入。如果真要寻根，难道我不应该自认为河洛人？

原因很简单，因为存在我身上的，是福建文化，不是河洛文化。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由于华人占人口不小部分，无论政治、社会、经济上都有影响力，所以得以维持华社的文化本色。在其他许多地方，例如美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华人只是少数种族，往往在第二代、第三代之后，就完全融入当地，当中的许多人除了肤色和姓名，连汉语都不会说了，几乎完全失去了华人文化特征。

对他们来说，祖籍地重要吗？有意义吗？我们能苛求他们“保留华人的根”吗？恐怕是强人所难。

保留母族文化的根

现在我们回过来看看新加坡。

在六月中旬的那次博客访谈中，闾丘露薇问，既然新加坡过去三四十年努力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大家认同自己为“新加坡人”，那么，为何还要强调保留自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母族文化的根？

我的看法是，新加坡的情况很不一样。

新加坡本身并不存在一个主要的本地种族，如泰国、美国，而是由不同时期入籍的移民所构成。而且，虽然新加坡有七百年历史，但中间有个差不多两百年的断层，新加坡在葡萄牙人的一炬之下，完全消失在历史中，直至1819年开埠；对当代人有意义的新加坡，其实只有从开埠前后至今的短短两百年。在这样一个历史短浅的移民社会，真正建立起“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也就只有独立前后出生的我这一代人。

五十年时间很短，我们这一代新加坡人建立起来的身份认同，尚不足以强有力地、完全地支撑起这个社会和国家。

因此，华族、马来族、印度族这三个主要种族的母族文化的根就很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我们维持住母族文化的根，避免成为无根之飘萍。

“语言如果消失，文化一定消亡。” 林茂贤副教授的这句话，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抢救方言，保存华语，已是燃眉之急。可以推测，由于有语言政策的保障，华语的地位不会像方言一样，一落千丈。但是，从方言在我国社会消亡的实例推测，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加坡华人虽然还是能讲华语，但是，这与能有效以华语沟通，是两回事。极有可能发生的是，大家都能讲华语，但是，都是属于“外语”水平的华语，而非母语水平。

原因很简单，所谓“母语”，其实是政策使然，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真正的母语，其实是英语。不仅华人如此，马来人、印度人更是如此。我记得，几年前，女儿刚上小一的时候，到了农历新年放假时，英文老师要求，大家写一篇关于过春节的短文。同时，女儿也带回了“高级华文”作业——抄写单字。

一个是写短文，一个是练单字。学习要求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抢救性保护

尽管许多华族青少年对华文的掌握能力不如英文，但是，有些年轻人对祖籍地和母族文化越来越感到好奇，反而萌生一探究竟之意。

就目前情况看，对母族文化感兴趣的仍大有人在。2021年左右，郭璟佚等几位莱佛士书院学生，成立“莱讲方言”小组，通过同学们之间相互引导和学习，在校内推广方言。

同个时期，以闽南语视频异军突起的“福建女孩”王依婷，也说明了人们对方言的兴趣。厦门公会2025年举办闽南语启蒙班、提高班，福建会馆文化学院也开设了闽南语课程。此外，还有非常活跃的厦门公会闽南语讲演会，以及金门会馆举办的“闽南语前世今生”之类的讲座，还有“返乡寻根”之类的活动，都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加。

（金门会馆的闽南文化讲座。图源：新加坡金门会馆）

在新加坡，方言已到了濒危地步，但是，人们对方言、对祖籍文化还是有强烈的好奇心。我们不指望方言在我国恢复大范围使用，这既不现实也没意义。但是，保留华人基本的方言理解能力，至少听得懂简单字句，就有助于留住母族文化的根，也有助于维持对华文的最后的爱护。

有些政策，可以适当放宽，例如电视、电影、广播。至于华社，这三四十年尽力推广母族文化，现在应该把一部分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对方言的抢救性保护上。

毕竟，再过二十年，即便再想努力，也回天乏术了。

（本文原名《吾语·吾乡·吾情》，写于2026年6月，刊于《怡和世纪》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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