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打出一条权力新规则, 我预感对中国很不利”

据媒体报道，8月30日，美军打击伊朗拉腊克岛两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约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宣布报复。分析人士指出：美军依然能够精确找到并摧毁目标，但持续六个月的冲突为何仍未结束？为什么强国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反而可能让较弱一方获得更多筹码？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近期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深入剖析美以伊战争如何造成一项全球权力新规则并瓦解美国霸权。文章认为：

第一，与美以伊战争不同，1991年海湾战争既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形成一种全球预期——美国能够低成本用兵、掌握升级优势、保障全球商业通道畅通。后冷战秩序因此更多建立在美国的信誉而非单纯的胁迫能力之上。

第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冷战秩序的成功恰恰导致了该秩序的瓦解。战争领域的下一场技术革命本身就是后冷战时代经济转型的产物。导航芯片、惯性测量单元、图像传感器等过去由国家掌握的技术，如今已成为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全球化推动的技术扩散，也由此孕育出削弱原有秩序的力量。伊朗“沙赫德-136”无人机的关键，恰恰在于技术并不先进，却能以较低成本产生显著战略效果。由此出现所谓“第二次精确革命”：弱势一方无需在战场上击败强者，只需持续制造破坏、推高保险和航运成本，就能动摇各国对体系可靠性的信心。海峡即使仍能通航，在战略上也可能已经“不再可靠”。

第三，美以伊战标志着新的权力逻辑正在形成：摧毁目标不等于决定结果，升级也不再天然有利于强者。大国实力不仅取决于迫使他国服从的能力，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仍然信任其所维系的体系。而随着第二次精确制导革命技术的不断普及，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具备以小博大能力，使它们能够对更强大的对手施加比以往更大的代价。佩普预言，如果类似霍尔木兹海峡事件的机制出现在西太平洋周边，那么下一个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将不再由全球化的扩张所定义，而是由维护全球化的代价所定义。

对中国而言，亟需研究和应对这场权力规则之变所引发的潜在风险挑战。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引言

1991 年 1 月 17 日晚，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在防空炮火照亮的漆黑夜空中，美军的精确制导炸弹猛烈地撞击着巴格达的窗户、通风井和指挥掩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海湾战争进行了现场直播。对数百万人来说，这些画面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要理解这些画面为何如此重要，就必须回顾战前伊拉克的威胁程度。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统领着近百万武装力量。他的军队在与伊朗长达八年的残酷战争中幸存下来，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坦克部队之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加剧了人们的担忧：萨达姆很可能很快会将矛头指向沙特阿拉伯，从而使其成为波斯湾的石油霸主，并将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供应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

很少有美国人预料到会轻松取胜。 越南战争的惨败仍然历历在目。“你们的社会无法承受一万人的死亡，”萨达姆在入侵邻国科威特前一周对美国驻科威特大使说道。许多分析人士担心他的预感不无道理，参议院最终以微弱优势授权动用武力。五角大楼做好了迎接惨重伤亡的准备，向该地区运送了数千个裹尸袋。人们预想的不是另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另一场越南战争。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几乎震惊了所有人。经过五周的空袭，联军地面部队仅用了大约100个小时就解放了科威特。伊拉克军队溃不成军。超过30万驻科威特的伊拉克士兵被击败、俘虏或被迫逃离。美军阵亡人数仅为147人，考虑到战前的担忧，这是一个低得惊人的数字。几个月前还看似强大的一个大国，竟然如此轻易地被击溃。

美国此次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战场范围，凸显了美国非凡的地位。随着苏联解体，华盛顿不再面临任何主要对手，并处于世界金融、科技和联盟网络的中心。它拥有其他任何强国都无法匹敌的先进军事能力。美国在现代史上成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存在：一个没有势均力敌对手的单一国家。“沙漠风暴”行动将美国力量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切身的体验。世界各国政府、投资者和普通民众从此对美国军事霸权的实际意义有了共同的认识。

大多数战争都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少数战争将历史划分为冷战前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对于后冷战时代而言，海湾战争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这场冲突最终解放了科威特，并开启了随后的时代，通常被称为美国单极时代。在这个时代，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支撑着全球化、日益增长的繁荣和相对稳定的局面。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不再拥有1991年那样的军事优势。得益于全球化，进行精确战争所需的系统不再是少数几个大国的专属：许多国家都能使用这些系统，它们现在有能力与实力远胜于自己的国家抗衡。

事实上， 伊朗战争正是这种形势逆转的典型例证。海湾战争展现了美国的霸权，而如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冲突则暴露了美国的局限性。一个新时代正在来临，冷战后时代的种种假设将被彻底颠覆。美国已无法以低成本的武力胁迫他国屈服。美国的力量非但没有保障稳定和可预测性，反而成为了动荡的根源。较弱的国家已经学会了反抗和破坏的艺术，并且拥有让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付出巨大代价的手段。未来的时代将充斥着更加频繁的危机、保护全球贸易成本的上升以及对世界战略要道竞争的加剧。冷战后时代主导权力的规则已经消亡，一个更加危险的国际秩序正在等待着我们。

远大前程

重大军事胜利通常不会催生新的国际秩序。战争或许会改变边界，但往往不会改变世界政治的总体格局。1991年的海湾战争则不同，它改变了世界的预期。战前分析人士的预测与美国取得的决定性且迅速的胜利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使得各国政府、市场和社会都确信，一种新的现实已经出现。

这一现实建立在四个假设之上：美国可以毫不费力地施加军事影响；华盛顿拥有无与伦比的升级优势，能够迅速且低成本地击败重大威胁；美国的实力保障了世界商业动脉的货物流通；而抵抗美国的实力最终是徒劳的。

▲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

这些假设相互强化。由于美国的军事优势似乎压倒性，盟友们减少了自身的国防负担，加深了对华盛顿的依赖。由于美国的实力使其他国家不敢冒险对抗和升级局势，投资者降低了地缘政治风险。由于海上贸易看似安全，企业将供应链扩展到各大洲，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内库存。由于美国的实力似乎无与伦比且不可撼动，大多数国家都试图迎合美国而非与之对抗。

后冷战时代的秩序与其说是建立在华盛顿的胁迫能力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其强大的信誉之上。各国无需直接体验美国的军事力量，只需对其抱有信心即可。美国以如此迅速且成本如此低廉的方式击败伊拉克，使得未来的抵抗显得毫无道理。只有少数“流氓国家”和行为体，胆敢无视所有人都看得见的现实。1990年，美国空军雄心勃勃地将其新战略命名为“全球力量，全球覆盖”。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这一战略成为几乎无人能够忽视的现实。

海湾战争所展现的美国强大实力似乎不可战胜，这立即对欧洲产生了影响。冷战期间，西欧各国政府维持着庞大的军队，因为苏联的威胁迫使它们这样做。1991 年后，欧洲各国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同时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1992 年，它们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盟成员国共享货币和边界扁平化奠定了基础。前共产主义国家竞相加入西方机构。1991 年拥有 16 个成员国的北约向东扩张，最终吞并了曾经属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大片领土。几年前还对北约感到恐惧的国家，如今却寻求在美国主导的秩序内获得保护。到 90 年代末，美国的霸权地位已不再是争论的话题，而是不争的事实。

就连华盛顿未来的对手也吸取了巴格达的教训。随着海湾战争的爆发，东方大国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工业时代的大规模军队极易受到精确打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大幅削减了军队规模，从1990年的近350万人减少到十年后的200万人，并实现了指挥系统的现代化，扩充了导弹部队，并在信息技术领域投入巨资。

对美国实力的信心对经济决策的影响与军事决策不相上下，促成了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相互依存扩张之一。商品、资本、能源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界。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从1990年的约38%上升到二十年后的约60%。制造商纷纷采用准时制生产。供应链跨越各大洲，因为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未来海上贸易中断也只是暂时的。

在那个时代的乐观情绪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假设：国际体系的战略基础已经变得异常稳固。而这完全建立在美国军事优势的现实之上。1998年，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称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国家”，这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即国际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的实力。

即使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这种假设仍然根深蒂固，尽管这场战争并未对全球市场造成严重影响。战争爆发，危机蔓延，但严重的动荡似乎只是例外而非普遍现象。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企业和普通民众都抱有这样的信念：影响全球市场和政治的重大动荡最终都会得到控制。就像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后的19世纪英国一样，美国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军事力量的直接覆盖范围，因为其他国家已经接受了华盛顿不可挑战的现实。1991年之后，世界并没有变得和平，而是变得可预测了。

自取灭亡的种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冷战秩序的成功恰恰导致了该秩序的瓦解。战争领域的下一场技术革命本身就是后冷战时代经济转型的产物。

每一次重大的军事革命都建立在先前的经济变革之上。大国的崛起并非仅仅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陆军或海军，而是因为它们的经济能够创造财富、技术和工业能力，从而长期维持这些力量。1991年在巴格达上空展现的第一次精确制导革命，依赖于当时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才具备的能力。精确制导武器、卫星导航、安全通信、红外传感器和先进处理器都需要极少数国家拥有的工业生态系统。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这些能力，但其背后的技术仍然集中在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手中。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全球化将这些稀缺的军事资产转化为大众商业产品。半导体产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地域分布最广的产业之一。2025年，全球芯片收入超过7900亿美元，并正逼近每年1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主要得益于智能手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需求。为商业市场生产先进处理器的同一条供应链，也为相机、导航系统和边缘计算设备（在本地而非远程云服务器上处理数据的小型计算机）的制造提供原材料。

现代智能手机的计算能力比海湾战争期间许多军用系统还要强大，其摄像头也曾是情报卫星的专属配置。民用市场为小型化惯性测量单元（用于追踪位置、速度和方向的设备）、GPS 接收器、锂电池和光学传感器创造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这类技术在过去需要国家资助才能发展。

▲伊朗士兵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图源：新华社）

传感器最能清晰地展现这种转变。冷战时期，精确制导战争需要昂贵的军事侦察系统。如今，商用卫星就能提供过去只有政府才能获取的图像。高分辨率相机、热成像传感器、激光测距仪和导航芯片等产品被应用于包括农业和自动驾驶汽车在内的民用产业。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之间的壁垒已逐渐瓦解。

今天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冲突暴露了美国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大型语言模型、计算机视觉系统和开源软件提供了以往只有专业机构才能实现的能力。巨额私人投资将先进软件转变为全球通用的商品，仅人工智能相关的半导体收入在2025年就将超过2000亿美元。更广泛地说，曾经需要数十亿美元军事项目才能实现的能力，现在可以通过普通商业渠道购买的组件来实现。由从商业市场购买的电子元件组装而成的小型无人机，如今也能产生以往只有国家才能制造的精密武器才能达到的效果。

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正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例证。它并非依赖昂贵精密的军用技术，而是将市面上常见的导航芯片、惯性测量单元、卫星接收器、通信模块、处理器和软件——其中许多部件最初是为民用电子产品设计的——与简单的机身和发动机相结合。最终打造出的这款精确制导武器，其零部件大多来自支撑数字经济的全球商业供应链。关键不在于“沙赫德”无人机的技术有多么先进，而在于它并非如此。

全球经济在奖励效率的同时，也奖励了可及性。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在国际市场上推广技术来展开竞争。智能手机价格的降低、电池效率的提高以及处理器性能的增强，都同时提升了较弱国家乃至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

然而，正是全球化在带来非凡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相互关联的系统，局部动荡会引发全球性后果。高度优化的系统往往十分脆弱：一个地区的动荡会波及数千英里之外。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半导体短缺，影响了多个大洲的汽车生产。2024年和2025年，也门胡塞武装（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对红海航运发动了多次袭击，红海通往苏伊士运河，连接欧亚大陆，这是他们与以色列更广泛对抗的一部分。尽管胡塞武装无法在常规战争中击败实力远胜于他们的对手，但他们可以利用精准打击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由于不确定性带来的高昂成本，包括运输时间延长和保险费率上涨，大型航运公司不得不绕道好望角。

全球化使得精确作战手段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然而到了2020年代中期，精确作战能力的扩散开始逆转这种格局，使大国更容易受到实力远逊于自己的对手的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后冷战秩序的成功蕴含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矛盾：强化这一体系的经济力量，也逐渐催生了许多技术，而这些技术将使维持这一体系的成本日益高昂。

事情分崩离析

精确制导武器似乎解决了军事史上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大国不再需要征服领土就能实现战略目标。空中力量可以替代地面力量，技术可以替代兵力。许多观察家从1991年得出的教训很简单：如果美国能够识别目标，它就能在不占领大片领土的情况下镇压抵抗。

伊朗战争如今暴露了这一假设的局限性，同时也标志着精确制导战争第二次革命的到来。如果说1991年1月的标志性画面是一枚激光制导炸弹射入巴格达的一个通风井，那么伊朗战争的标志性画面则是一架小型单程无人机，它由商用电子设备组装而成，由一支位于伊朗南部海岸线附近的移动小组发射，直扑海湾目标。

新技术的扩散带来了价格低廉的无人机、巡航导弹、商用传感器和移动发射小组。伊朗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像过去那样在舰对舰的较量中彻底击败美国海军，而是要让商业国家相信，美国海军已无法再保障它们的绝对安全。

事实证明，这已经足够了。战争爆发后的几周内，油轮继续在海湾航行，但随着能源市场不确定性的蔓延，保险费急剧上涨，航运量下降。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此前的危机中，战争风险保险费都曾数倍于正常水平，航运公司宁愿绕道非洲数千英里，也不愿承担日益增长的风险。现代经济体需要的不仅仅是石油，而是及时、充足且可预测地供应石油。一旦信心丧失，即使航道在战略上变得不可靠，它也可能仍然保持物理上的畅通。

美国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回应遵循了大国的传统逻辑。美国与以色列联手，打击了伊朗南部各地的雷达站、导弹阵地、无人机设施和发射场，摧毁了数千个目标。但伊朗迅速部署了替代系统。其移动发射装置能够以远超摧毁速度的速度分散、隐藏和重建。最初看似海上问题，逐渐演变为领土问题。美国或许能够摧毁少数发射装置，但却无法控制数千平方英里的领土。伊朗 6 月份击落美国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凸显了美国的困境。一架“沙赫德”无人机的成本仅为 2 万美元，而伊朗却摧毁了价值 3500 万美元的先进军事装备。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无法消除廉价无人机的威胁。

伊朗持续对抗美国，其意义远不止于战术上的胜利。伊朗越来越将不同的战区视为单一战略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活动。它还袭击了美国在邻近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和关键基础设施。其结果是，伊朗正在形成一个影响力范围，而这个范围并非通过征服，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破坏活动构建而成。第二次精确打击革命使得这种广泛而持久的破坏成为可能。

伊朗注定不会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其经济依然疲弱，常规军事实力仍逊于美国和以色列，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对德黑兰的恐惧远大于信任。但伊朗的军事成功却能带来政治机遇。如果各国政府、市场和外部势力日益认识到，海湾地区任何重大决策都离不开伊朗的意愿，那么伊朗的军事影响力将逐渐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保险市场、能源交易商、航运公司和地区各国政府不仅对权力本身做出反应，也对未来权力格局的预期变化做出反应。预期总是先于制度变化。

伊朗最终能否将作战优势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地区主导地位仍是未知数，尤其因为当前阶段的冲突将如何结束远未可知。但精确制导技术的扩散已经彻底改变了局势。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迅速而彻底的胜利表明，精确制导战争使大国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控制争议地区。相比之下，伊朗战争表明，精确制导技术的扩散正在令大国感到困惑，并使控制争议地区变得更加困难。

权力新规则

未来冲突可能日益集中在世界主要经济咽喉要道附近，包括台海、南海、马六甲海峡、红海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更高的保险费率、更昂贵的航运成本、重复的供应链、维持更大库存和战略储备的需求，以及推动国内生产的政治压力，都将逐步推高国际贸易成本。一个被全球化抹平的世界，将再次出现起伏和裂痕。因此，一套关于全球体系的新假设和规则正在逐渐形成。

美国的军事优势已不再能以低成本保证政治结果。美国仍然拥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但摧毁目标和决定结果却是两码事。华盛顿或许有能力惩罚敌人，但却难以迫使他们屈服。局势升级也不再自动对美国有利。精确制导武器、地理优势和分散的网络使得较弱的一方能够比强国更快地提升代价。美国可以利用空中力量甚至地面部队来升级局势，但它已不再拥有升级的优势。

▲6月22日，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段所述各方要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与此同时，美国的干预已不再能确保目标地区的经济稳定。三十年来，市场一直认为美国的实力有助于降低风险。而如今，美国的干预反而加剧了不确定性。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也造成了仅靠军事力量难以消除的脆弱性。较弱的国家现在意识到，它们可以对抗美国——抵抗不再明显徒劳。这些国家无需击败美国就能挫败它。它们只需要削弱美国的信心，使其付出代价，并使其失败的预期落空。其目标不再是战场上的常规胜利，而是通过扰乱局势来获取影响力。

这并非意味着如今每个较弱的国家都能挫败美国的企图，而是指随着第二次精确制导革命技术的不断普及，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具备这种能力。地理位置、战略目标以及获得低成本精确制导系统的途径，将共同塑造这一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近代史的大部分时期，强国将经济财富转化为军事优势，再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后冷战时代似乎强化了这种关系。然而，第二次精准军事革命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成功促使新技术扩散和广泛应用，这不仅帮助了弱势国家，也使它们能够对更强大的对手施加比以往更大的代价。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地缘政治实力，与其说是衡量其控制他国能力的指标，不如说是反映他国对其维护和支撑的体系的信任程度。

霍尔木兹海峡事件或许仅仅是个开始。如果同样的机制出现在西太平洋周边，那么下一个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将不再由全球化的扩张所定义，而是由维护全球化的代价所定义。

原文标题《“美伊打出一条权力新规则, 我预感对中国很不利”》，文章转载自公众号“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作者罗伯特·佩普，美国著名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学者。

高端访谈

更多访谈（下滑查看）

中美聚焦网｜中美交流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