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秋，北京，谭政面对一份准备下发的文件，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签发。文件中的一些提法，尤其是“三八作风”，让他感到必须慎重。他没有简单照办，而是向毛泽东请示。这个细节，后来成了改变他政治命运的关键。
谭政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熟悉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红军中承担政治事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又长期在罗荣桓身边工作，逐渐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骨干。
他不是靠战场上的显赫战功出名，而是靠一项看不见硝烟、却直接关系军队战斗力的工作立足。部队扩编、干部调整、思想教育、军民关系，许多事情都要经过政治机关统筹。谭政处理这些事务，重视制度，也强调实际效果。
1949年，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中南地区，罗荣桓因身体原因留在北京，部队政治工作由谭政主持。大军行动规模大、地域跨度广，政治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还要跟进部队纪律、干部作风和地方关系。
中南军区成立后，谭政先后担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在中南工作近五年。这段经历，使他不仅熟悉总部机关，也了解地方和基层。对一名军队政工干部而言，这种经历十分重要：既要能定政策，也要知道政策落到连队后会遇到什么问题。
1954年，全军干部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整，谭政调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罗荣桓工作。罗荣桓当时身兼多项职务，身体状况又不理想，谭政实际上承担了大量具体事务。
总政治部的工作牵涉全军，不能只凭个人威望推动。谭政熟悉罗荣桓的工作方法，两人配合多年，彼此之间有相当的信任。罗荣桓因病需要休养时，也曾推荐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1956年，谭政正式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全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有意思的是，谭政后来受到批评，并不是因为战场失误，而是因为对政治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持保留意见。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林彪提出“三八作风”。谭政认为其中一些内容需要进一步理解和核实，文件下发前没有立即照办，而是先行请示。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谨慎没有被理解为工作上的审慎，反而被视作态度问题。9月，北京再次召开有关会议，批评进一步升级，谭政被指责在作风问题上“跟不上”，并被认为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随后，他被免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改任副主任。表面看只是职务变化，实际上，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权力已经转移。罗荣桓后来重新主持总政治部工作，谭政虽然仍在机关，却很难再发挥原先的作用。
谭政没有公开争辩，而是到基层蹲点，试图用实际工作说明问题。他深入部队和地方，了解干部、战士以及群众的真实情况。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作为老政工干部的工作习惯，也让他看到了总部文件与基层执行之间的距离。
1965年，谭政调任福建省副省长。由总部高级干部转到地方工作，职务层级和工作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他需要面对经济建设、地方行政和群众生活等具体事务。遗憾的是，新的工作尚未真正展开，新的政治风暴又席卷而来。
1967年，谭政在福州受到冲击，后被押送北京，遭到监禁和批斗。那段时间持续了约八年。对一位长期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老将来说，失去正常工作只是表面上的打击，更严重的是与外界隔绝、身体状况不断恶化。
1975年，谭政获得解放，但语言和行动能力已经明显下降。他在招待所休养一段时间后，给叶剑英写信，希望能够重新参加工作。信中的意思很直接：身体虽然不好，但不能一直闲着。
叶剑英了解情况后，将问题转交邓小平处理。邓小平再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可安排谭政担任军委顾问。军委顾问属于二线岗位，不再承担原先那样繁重的领导责任，但仍可以调查研究、了解部队情况，并向军委反映问题。
谭政见到叶剑英时十分激动，说：“我能工作了，要尽量为党多做点事。”叶剑英没有让他勉强承担任务，只提醒道：“身体有病，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这句话很朴实，却符合谭政当时的实际状况。恢复工作后，他仍到边防海岛看望部队，前往井冈山等革命老区了解情况，也曾到东北查看解放战争时期的部队旧址和有关情况。他不再负责全军政治工作的日常运转，但几十年的军队经验，仍可通过调查和建议发挥作用。
1980年，谭政因身体瘫痪，无法继续奔波基层，转入长期卧床治疗。此后八年，他一直与疾病相伴。1988年11月6日，谭政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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