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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任敏夫妇(摄于20世纪80年代)
我第一次见到贾植芳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有一天,我跟着父亲到复旦大学去看望贾先生。一进门,我就看到玻璃窗外布满了绿盈盈的叶子,纱窗上爬着两三只蜥蜴,我们叫它四脚蛇,它们笃悠悠地在散步,我很惊奇,问:“怎么有那么多的四脚蛇啊?”贾先生手上拿着烟,笑嘻嘻地回答:“这是我养的。” “啊?!”
后一想,也对呀,四脚蛇是益虫,专门吃蚊子的。
我父亲在旁说:“莫问了,我们要谈正事了。”我立刻闭上嘴,安静地坐在父亲的身边。这时,我才发现屋里还有一个年轻人,头发有点卷卷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他是谁?此刻听见贾先生对父亲介绍道:“这是我的助手陈思和。”
陈思和……他的名字里有六个口,应该是吃开口饭的,可不,后来他当了中文系的老师,现在是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虽然身份变了,可是待人接物还是老样子,温文尔雅,面带笑容。
1984年10月陈思和陪贾先生到徐州,参加江苏省第二届瞿秋白学术研讨会,我代表父亲也去了。到的第一天,大家一起共进晚餐。席间,有人说起贾先生是山西人,大家说山西人最会做生意,而且最节约。
贾先生听了点点头,笑着讲了一个故事。说山西人买了一把扇子,永远像刚买来一样,崭新的。因为他扇扇子时,把扇子放在桌上,将自己的脑袋对着扇子不停地点头……在座的听后,都笑得前仰后合的,只有陈思和文雅地微微一笑,也许他曾听过这个故事,也许性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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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丁言昭、丁景唐,后排周忠麟、陈思和、陈挥(摄于1994年12月4日)
休会时,我们一群年轻人就随着贾先生在会场四周的花草树木中悠闲漫步,拍了许多照片,说了许多话,记得大家开玩笑说:“你是‘假’先生,师母是真的。”因为他姓贾,与“假”是谐音。
会开完后,我和《语文学习》编辑部的周忠麟一起到复旦大学去看望贾先生,陈思和当然也在的。我们从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情生活,谈到鲁迅和许广平从师生变成夫妇,继而又扯到郁达夫和王映霞……聊着聊着我冒了一句:“我们何不编一本中国现代作家的情书集呢?”
虽则我们三人,一个是教师,一个是编辑,一个是编剧,平均年龄已35岁了,而这时却像小孩子一样兴奋起来:“对对对,一个星期编好,这肯定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至于书的序嘛,请贾先生写。”
坐在一旁的贾植芳先生还没来得及回答,夫人任敏就开了腔:“都老头子了,还情书情书的。”一席话,把大伙逗乐了。贾先生笑得连夹着香烟的手指也跳动起来,眼镜片在太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可是看得出,他被我们的兴奋情绪感染了。他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说:“写序可以,不过你们要编得严肃些,选得要有质量,不能搞庸俗了。”“那当然。”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经过一番努力,该书于1987年9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写给爱人的信——中国现代作家家书集》。
父亲经常带着我去看望贾植芳先生,每次都遇到陈思和,慢慢熟悉起来。他告诉我,第一次见到我,还以为我是个中学生,向贾先生打听考复旦大学的事情,我一听就乐了。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多年,在剧团当编剧呢。
原标题:《夜读|丁言昭:趣味横生的贾植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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