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东北陷入至暗时刻：四平惨败被追着屁股打，数天后才发现亲信叛逃

1946年5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后，林彪在行军指挥所里听到一个异常消息：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已经失联数日。此时，国民党军正紧咬部队后方，机械化车辆一路追击，空军随时配合轰炸。战场上的反常现象，终于有了一个危险解释。

四平保卫战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阵地战。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凭借美国运输工具，将大批部队从关内和其他战区调往东北，沿山海关方向迅速推进。东北民主联军立足未稳，只能边打边撤，先后放弃山海关、锦州、沈阳外围等地，退到四平一线。

当时，国共双方正在围绕东北停战问题交涉。四平位于铁路和交通要道，既是军事屏障，也是谈判桌上的筹码。中共中央要求坚守四平，尽量消耗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林彪于1946年4月初抵达四平，随后将前方指挥机构设在梨树一带，准备依托城市和外围阵地进行防御。

这场战斗打得极其惨烈。守军从外围阵地退到近郊，再退入城区，兵力和弹药不断减少。国民党军拥有飞机、坦克和较强的炮火，逐步压缩防御空间。5月18日，廖耀湘指挥的新编第六军攻占塔子山，四平侧翼和退路受到严重威胁，林彪判断继续固守已经可能导致全军被围，遂决定撤出战斗。

撤退并不意味着危险结束。

四平一战，东北民主联军多个老部队损失严重。部分部队从万人规模锐减到数千人，许多基层干部和骨干伤亡，部队战斗力受到明显影响。更棘手的是，连续作战和失利带来的悲观情绪开始蔓延，有人提出转到地方工作，甚至不愿再上前线。

为了保卫四平，大量主力集中在南满和中部地区，西满、北满的防御相对空虚。按照原有设想，部队撤出后应当在公主岭、长春一线重新组织防御，争取时间恢复力量。然而，国民党军的动作却快得出人意料。

撤退途中，东北民主联军发现，敌军似乎十分熟悉行军路线。有时国民党军只用一辆军车载着士兵和一门迫击炮，便敢于向前突进。一旦发现我军主力，立即呼叫飞机支援。这样的打法，与此前谨慎推进的状态明显不同。

杜聿明一向重视后勤和战线巩固。国民党军从山海关推进到四平，补给线已经拉长，按常理说，应当在四平附近休整，待后方稳定后再继续北进。可这一次，他们不仅追得紧，而且总能抓住我军薄弱处下手，仿佛已经提前掌握了撤退部署。

5月27日前后，作战部门才确认，王继芳已经离开部队多日。有人起初以为他只是掉队，或因公务滞留后方，但迟迟没有消息。林彪听到报告后，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作战科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

王继芳并非普通工作人员。他曾参加红军，经历长征，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任教，随后到部队担任参谋。林彪率部进入东北后，他被安排到前方总部作战科，能够接触部队编制、行军路线、兵力部署和补给状况等重要资料。

据相关史料记载，王继芳在叛逃前已将部分行李寄放在当地百姓家中。5月19日部队撤离时，他没有随大部队行动，而是带着传令兵、武器、望远镜和公文包，骑马向相反方向离去，途中向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投降，随后被送往杜聿明的前进指挥机构。

他带走的内容十分敏感，包括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挥系统、部队部署、撤退路线、伤亡情况、弹药补充以及各部队的实际战斗力。甚至连官兵士气和薪饷状况，也在其供述范围之内。对正在追击的国民党军而言，这几乎等于获得了一份东北民主联军的内部情报汇编。

更严重的是，王继芳的叛逃并非立即被发现。几天时间里，国民党军持续追击，东北民主联军却很难判断敌人究竟掌握了多少情况。林彪只得改变原定部署，放弃在公主岭、长春一线进行长时间固守的打算，将主力撤向松花江以北，争取在北满休整重组，南满则保留部队开展游击作战。

有些文章把王继芳叛逃归因于爱情，称他在梨树镇结识地主家的女儿，甚至把对方描述成国民党特务。但这类说法缺少可靠史料支持，相关人物姓名也无法核实。王继芳在梨树一带活动时间并不长，期间又处在连续作战和紧急转移之中，把叛逃简单写成男女情事，更像是后来加工出来的传奇。

从已知供述看，他的思想动摇主要源于对战局的错误判断。他认为国民党拥有所谓“国际地位”和更强力量，判断东北民主联军迟早会失败。这种人在顺境中或许能够工作，一旦部队遭遇重大挫折，信念便迅速崩塌，最终选择以出卖机密换取个人前途。

投敌后，王继芳受到杜聿明方面的接纳，后来被任命为少将参议，并被送往南京。关于他此后的经历，公开史料记载并不完整。可以确认的是，四平失利、情报泄露和部队撤退相互叠加，使东北民主联军在1946年夏季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长春、吉林等地也不得不暂时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