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过十万大军的贺龙，为什么建国后被安排去“管打球”？

1942年秋天，延安的天气已经有些凉了。

贺龙坐在窑洞前，看着“战斗篮球队”的小伙子们把灰布剪成条，一针一线缝在背心上，拼出“战斗”两个字。他笑呵呵地拍了拍大腿，说：“这比咱们在湘西那年头强多了，那时候光着脚在泥地里踢球，一脚下去，鞋都找不着。”

贺龙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对着篮球兴致勃勃的人，半个月前还在晋西北指挥千军万马跟日军周旋。他17岁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时已是军长，长征路上带着红二方面军突破围追堵截，抗日战争中打得日军闻风丧胆。这样一个沙场宿将，怎么跟篮球较上劲了？

这个问题，其实贺龙身边的很多老部下也嘀咕过。战争年代，有人看他打球多了，悄悄提意见：“您是总指挥，一天到晚跟年轻人拍球，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贺龙听了也不恼，摘了帽子往桌上一放，说：“你以为我光在玩？我是在打仗。战士光有枪不够，还得有身子骨。一支部队，球场上能打硬仗，战场上才打得了硬仗。”

这话不是临时编的。1896年，贺龙生在湖南桑植洪家关，那地方家家习武。他小时候看大人练功，自己偷偷拿根木棍在院子里比划，被父亲逮住，罚他扎马步，一扎就是半个时辰，腿抖得像筛糠也没叫一声苦。十八岁那年，他在乡里比武夺魁，石锁能举五十多斤，偃月刀舞起来呼呼带风，得了“武状元”的名号。

后来参加革命，他始终把武艺和打仗拴在一根绳上。在湘鄂西根据地，他拉着战士们搞“三大操”——跑步、刺杀、投弹，哪个兵投不远，他亲自上手教动作。有人问他：“您一个军长，管这些细事？”他瞪眼：“兵不强，怎么打胜仗？我这叫把仗练在平时。”

1937年，八路军120师驻扎在晋西北岚县，来了一批学生兵。年轻人下了操没处去，就在小操场上拿个破皮球传来传去。贺龙看见了，蹲在场边看了一下午。晚上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叫来说：“咱们得有个篮球队。”甘泗淇一愣：“仗都打不完，还打球？”贺龙拍了拍桌子：“战士们身子弱，得练。再说，年轻人嘛，光紧张不行，得有个乐子。”1938年初，“战斗篮球队”就这么成立了。

“战斗篮球队”

条件苦得没法提。篮球架子是用老乡不要的木头钉的，筐是铁匠打的铁圈，套上个破网兜。球打坏了，补了又补，实在补不了，就塞上棉花烂布捆圆了练传球。队员们一身灰军装，为了区分两队，把灰布剪成条缝个号码就算队服。可就是这么一支土得掉渣的队伍，愣是被贺龙带出了名堂。他让供给部从城里买来几本篮球规则的小册子，自己先啃，啃完了给队员讲。谁跑位不对，他当场叫停：“你瞅啥呢？球到哪儿你人到哪儿，打猎还知道追兔子呢！”

贺龙还有个本事，走到哪儿挖人到哪儿。

1940年元旦，“战斗篮球队”跟抗大篮球队赛了一场。贺龙在场边看得目不转睛，盯上了对方的主力黄烈。比赛结束，他直接找到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开口就要人。罗瑞卿舍不得，贺龙软磨硬泡：“你那么多好苗子，匀我一个。”最后黄烈真被挖走了，后来成了新中国八一体工大队的第一任大队长。

黄烈

在冀中，他听说有个叫刘卓甫的，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立刻派人去找。人找到了，二话不说请进球队。山西大学篮球队队长王廷弼，四次代表山西打全国比赛，贺龙听了名字就拍板：“请，一定要请来！”

最传奇的一幕发生在1939年4月。

120师在河北齐会村跟日军精锐吉田大队交上火，炮声震天，司令部离前线就一公里多。几个新兵紧张得脸发白，贺龙看了看，转头对“战斗篮球队”说：“别闲着，打球！”队员们懵了——炮弹在头顶飞，打球？贺龙自己先站到球场边，抱着胳膊笑眯眯地看。一个球刚传到半空，“轰”一声，炮弹落在五十米外，气浪把灰土掀得满天飞。

贺龙掸了掸肩膀上的土，跟没事人似的：“打嘛！怕啥？天黑了咱们就收拾他们。”队员咬着牙接着跑，打着打着真就不怕了。黄昏反击打响，三昼夜激战，毙伤日军七百多人。后来当地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贺老总的部队有三好——仗打得好，球打得好，戏唱得好。”

贺老总的部队

“战斗篮球队”不光自娱自乐，还担着统战的任务。岚县附近驻着一支国民党骑兵队，两下井水不犯河水，但总隔着一层。贺龙说：“咱们约他们打场球。”五一劳动节，球赛开打，老百姓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贺龙拉着国民党军官坐在场边，边看边聊。八路军队员对对手格外客气，对方摔了，赶紧伸手拉一把，进攻机会都不要了。一场球下来，两边有说有笑，关系热络了不少。贺龙后来说：“谈多少话，不如一场球管用。”

1942年10月，“战斗篮球队”去延安表演，连赢了好几场。朱德总司令亲自送了一面锦旗——“球场健儿，沙场勇士”。毛主席也见了队员，跟他们握手，笑着说：“好嘛，文武双全。”

建国后，贺龙主政西南，当西南军区司令员。1951年全国搞球类比赛，西南军区除了女排拿了个第四，其他三支球队全垫了底。贺龙脸都黑了，回来跟邓小平商量：“这不行，得搞专业队。”1951年9月，西南区体工队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体工队。他从上海请来解放前的体坛名将当教练，有人提醒：“有个叫林绍洲的，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过田径，用不用？”贺龙手一挥：“只要拥护共产党，有真本事，就用。”一句话，把人才拢了过来。

1952年的一天，邓小平从北京给贺龙打电话：“政务院要组建中央体委，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都建议你来当这个主任。”贺龙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说：“好，我干。”但他办事稳妥，又专门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了态。1952年11月，毛主席正式签署任命书，贺龙成了新中国首任国家体委主任。后来他亲口跟人说过：“我当体委主任，是周总理和邓小平点的将，是毛主席下的令。”

上任头一件事，他发现北京城只有一座先农坛体育场，还是1937年建的，破得不成样子。他找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我得修个体育馆。”选址、审图纸、挑沙发茶几的样式，贺龙一样不落。1955年4月，北京体育馆落成。后来他经常在馆里楼上那间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搁一部红色电话，直通中南海。

为了找人才，贺龙软磨硬泡的手段一点没变。1952年，二十三岁的何振梁精通好几国语言，外交部点名要调。贺龙一听就急了：“体育事业也需要这样的人才！”硬把人留在了体委。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打败过世界冠军，想回来打球，贺龙立刻安排人接回来，给高薪。他还给远在香港的“球王”李惠堂写信，邀请他来内地执教。信写了，人没来成，但这份心让体委上下都服气。

贺龙把乒乓球队当成了突破口，他自己总结过：“集中兵力，先打一点。”为了让容国团增强体质，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元帅亲自拎着鱼竿去钓鱼，熬了汤给容国团端过去。容国团果然捧回了新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办，男单决赛前，贺龙提议让庄则栋夺冠：“他在团体赛立功了，又代表首都，该他上。”后来庄则栋捧起了圣·勃莱德杯。

训练上，贺龙把部队那套搬了过来——“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运动员腰上挂十斤铁块练冲刺，三对三半场逼抢一踢九十分钟。有人叫苦，贺龙说：“平时不苦，赛场上就得哭。”

1964年春天，贺龙跟体委几个人研究三大球，说到足球、篮球、排球一直上不去，他沉着脸，半天没说话。忽然他抬起头，一字一句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从洪家关那个扎马步的少年，到炮弹底下打球的司令员，再到满中国给运动员找鱼汤喝的体委主任——贺龙这辈子，没离开过“练身子”三个字。他信一个最朴素的理：一个民族要站起来，先得个个都站得直、跑得动、扛得住。